两次入党
我的档案中，有两份入党申请，两份入党志愿书。第一份志愿书，有支部同意，总支审批意见，盖了总支印章，没有党委的批准和印章。第二份有完整的审批手续。因此我的党龄只能以第二次时间计算，两者相差二十一年。
一九六六年，我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大三学生。由于积极要求进步，学习、工作表现较好，经个人申请，群众评议，支部讨论同意，党总支审批，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那时学生党员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我被批准入党，激动得热泪盈眶，夜不能寐。从此学习更加努力，班干部工作更加积极，唯恐有损于共产党员的形象。
我是四月下旬经支部大会讨论，同意入党，党总支随后审批同意。按党章规定，这时已基本履行完入党手续，只待院党委审核备案，预备期应从支部通过之日算起。当时我们在大足县四川汽车厂基建工地实习劳动，距院本部三百多公里。五月底组织干事回院本部，提请党委对入党志愿书审核盖章时，恰逢中央下发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暂停发展新党员，故未能及时盖章。这样在最后一刻，由于非个人原因，我没有完备的入党手续。
一九六八年底大学毕业前夕，我因有反对林彪、江青的言论，被中学故友诬陷揭发，定为反动学生，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虽然历史证明，我对党的阶级感情深厚、政治立场坚定、有一定政治敏锐性，但特定的历史条件，使我未能摆脱客观现实对我政治生命的无情打击。入党事宜，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提起。
我要求入党之初，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念：不仅要组织上入党，更要思想上入党。所谓思想入党，我理解得很简单，我的长辈用实际行动做了诠释。我的一个亲戚，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开除党籍，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他仍然每月拿出一元二角，作为党费存入银行。我的母亲，一九四零年入党，我拿一千元工资时，她只有八十元，一辈子没有升过一次工资，从无一句怨言，每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交纳党费。我岳父负责公司油品、化肥计划外的审批，当时这些物资非常紧俏，可是他从未借机捞取过一分钱的好处。这些行为告诉我，思想入党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履行党员义务和责任。
政治上的无情打击和强烈的思想入党意识，使我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时刻盼望入党，长辈们都是党员，我不能在入党问题上辜负他们的期望。另一方面，自认为一九六六年已思想上入党，经实践证明，是政治合格的党员，至于组织上未入党，责任不在自己，不需要再履行入党手续。
政治打击造成的悲观情绪，延续到一九八七年。党组织了解到我的错误观念后，给我更多的关心和教育，向我指出，思想入党固然重要，但组织上未入党，会失去许多直接接受党组织教育的机会，经不起政治风浪的打击，本身也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组织的关怀使我幡然醒悟，再看到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改革开放的繁荣景象，知识分子焕发的战斗青春，重新激发起我的强烈入党愿望。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和批准，一九八七年秋，我第二次履行了入党手续，成为名实相符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我受到党组织更多的直接教育，工作和思想都有了长足进步。退休后，虽然生活上更自由，但对自己的思想一刻没有放松，时刻牢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为党工作，为社会做贡献，为祖国服务。几年来，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积极生活，不仅战胜了严重的身体疾病，而且每天写作四、五个小时，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教训留给下一代；把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从哲学深度理解和谐社会的伟大意义，促进社会稳定。
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与党的历程相比，个人经历太微不足道。正是千千万万党员个人的经历，共同谱写了党的历史。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战斗经历，只有踏踏实实的生活经历，这极平凡的经历，也时刻受到党的教育和恩泽，从生活点滴实践中，我不断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
（白凡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