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家马识途

马识途，四川忠县（今属重庆）石宝寨人。生于穷僻之乡，长于战乱之中。少年负笈出峡，去寻找立身救国之道，浪迹京沪。适寇深国危，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于是卷入革命大潮，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共产党。

职业革命家马识途

1938年，我在武汉做工人工作期间，通过协助胡绳办《大众报》的机会，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下属的卷烟厂、彩印厂的一些工人建立了联系，并且在工厂附近为工人们办了一个夜校，在教工人识字和学习算术打算盘的同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工人们身体上受到的折磨，精神上受到的**，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但他们中不少人那种屈从命运、近于麻木的思想状态，更使我吃惊。工人们需要有先进思想的人向他们送去火种，点燃革命的火把，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我想共产党就是担负这个点火任务的。我真的理解了我工作的神圣性。

工人出身的领导老王告诉我说，宣传抗战也要结合工人的实际，要讲资本家剥削、工人受苦的道理。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丢掉了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派头和学生腔调，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用他们被剥削被欺凌的事实，讲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赚取高额利润的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我这样的讲法，提高了工人们上课的兴趣，来夜校上课的工人也增加了。

渐渐地，我和工人们越走越近，工人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朋友，也愿意和我说心里话了。我发现，他们当中已经出现了有一定阶级觉悟和思想倾向进步的骨干，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夜课班上讲道理，他们希望能自己组织起来，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对他们表示支持。

终于有一天，在上完课后，这些骨干工人留下来，和我谈起洋老板借抗战名义，提高机器的转速，增加劳动强度，加重剥削，以及“拿摩温”（number one的音译，旧时外资工厂中工头的别称）对女工们的侮辱，他们表示再不能忍受了，发出了“把生活给他搁了”的呼声。

我开初还不明白“把生活给他搁了”的意思，一问才知道是指罢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于是告诉他们让我想想，实际上我是想向党组织汇报，看这件事如何处理。

谁知当天晚上我没找到老王。第二天一早，有工人来告诉我说，他们昨晚回去一串联，群情激昂，说罢就罢，今天一上工，大家就“把生活搁了”。

我还没来得及再找老王汇报，老王匆匆跑来找到我，很生气地责问我，工人罢工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请示，并告诉我“闯大祸了。”老王说，因为工人罢工，外国老板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说工人罢工是夜校老师煽动起来的。国民党方面向我们共产党提出质问，长江局调查下来，才知道是我干的。

我在老王的陪同下赶到钱大姐（钱瑛，1938年1月至5月任临时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那里。一进门，就遭到钱大姐非常严厉的批评：“你怎么这样无组织无纪律？”不等我解释，钱大姐接着说：“你搞的这件事情可严重了，国民党质问我们，说你们共产党答应的不再罢工，怎么在武汉搞起罢工来了？而且还罢到外国人头上去了？你看你干的好事。”钱大姐接着很严肃地对我说：“同志，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这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可是犯大错误了。”

那该怎么办呢？我简直没有主意了。钱大姐说：“你去找他们的头头，对他们的罢工表示肯定，说该罢，罢得好。然后对他们说，现在厂方提出，先复工，再谈判。那我们就顺水推舟，同意先复工，然后推代表和厂方谈判。那里工人大半做的都是计件工，罢一天就少拿一天的工资的。这样，工人们多半会同意先复工的。只要复了工，国民党和外国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本来没有承认罢工是我们组织的，这下我们也说得起话了。”

我按照钱大姐说的办法，先动员工人复了工，然后根据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帮他们写请愿书，和工人代表们一起到市政府社会局申请仲裁。同时把这件事写成消息登在了《大众报》上。社会局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出面和洋人说和，最后总算争取到了厂方按物价指数适当提高工人工资的做法。

这次罢工事件是我入党后犯的第一个错误，但钱大姐在事后并没有处分我，却反而得到通知，要我参加汉口职工区委会，成为委员了。

我自从进入汉口职工区委会后，工作范围更大了。但这时却接到老王的通知，让我将凡是公开露面的工作全部停止，转由其他同志去做，并且和过去的各种社会关系及亲朋好友切断联系。也就是说，从此后我不能再抛头露面，而是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此，钱大姐还专门找我去谈话，要我准备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钱大姐告诉我，所谓“职业革命家”，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神圣的“职业”。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担负着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他们隐姓埋名，除了从事必要的掩护职业外，不会在任何地方抛头露面。这些同志，耐得住寂寞，坚守着革命的信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无所谓青史留名，甘愿做无名英雄，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奉献给人民革命，他们是一群心高志远、大智大勇、用特种材料做成的人。

钱大姐接着说，从事秘密工作的这些同志，虽然重要，但是却是最危险的。从我们党建立以来，已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了。因此，作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必须是对党最忠诚、最坚定的革命家，必须随时要准备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决不容许叛变。对我们党来说，叛徒是永远不能宽恕的。

钱大姐的这一席话，听得我热血沸腾，所以当她问我是否愿意成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愿意！”

钱大姐高兴地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首先要从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做起。她还说，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要有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心，才能有战胜困难的智慧，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同时，在和敌人斗智斗勇时也要注意保护自己，避免牺牲，为党保存实力。

随后，钱大姐既讲成功，也讲失败，让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才知道，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时我想起了小刘，我们正在热恋中，可按照钱大姐所讲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难道我也必须和她切断关系？

钱大姐断然回答我：“小刘虽然也是党员，但你们现在不在一个系统内，你们是不能来往的，也不能通信。”钱大姐看到我面露难色，于是她接着前面的话说：“当然，你们的问题，组织上也会考虑安排，但现在不行。”

我压抑着内心的痛苦，给小刘写了一封满怀深情的告别信。小刘回信来，没多说什么，虽然比我还坚决，但看得出来，她也一样地痛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时她已调到鄂西农村去做秘密工作，也已是“职业革命家”了。■

（摘自马识途《百岁拾忆》，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