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梁启超在一封家信里说:“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说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保姆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是梁启超给幼子起的爱称,从Baby(宝贝)音译而来。也是这个“老白鼻”在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毅然回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他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他就是梁思礼。
2016年4月14日,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回顾其一生,父亲梁启超的爱国与趣味教育贯穿始终。
趣味至上的“老顽童”
梁启超曾在《学问之趣味》中写道,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动员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父亲的趣味主义基因遗传给了梁思礼,他性格爽朗,兴趣广泛。20世纪60年代起,梁思礼喜欢上了国球——乒乓球。1977年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团体赛决赛那天晚上,梁思礼的邻居和同事都来他家看比赛,椅子上、桌子上、床上挤满了人,梁思礼的女儿放学回家晚了,竟连家门也进不去,只好在人群后面站在摞起来的椅子上,透过房门上的小玻璃窗看电视里面的比赛。屋里梁思礼和球迷们的情绪随战事跌宕起伏,夺冠之时,房间内爆满了掌声和笑声,气氛热烈无比。
除此之外,梁思礼还喜欢排球、足球、篮球、游泳,还有爱了一辈子的古典乐等等。80岁这年他组织了第一届“梁氏家族音乐会”,梁家四代30多人表演二重唱、京剧、钢琴等节目;80岁以后体力下滑,酷爱游泳的梁思礼便发明了一种新的游泳方式“太空漫步”——身体平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地自然漂浮着,由于有点像处于“失重”状态,梁思礼感觉自己如同航天员在太空中行走,自由自在;86岁时,他凌晨四五点钟起来看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实况直播;89岁时,他又在半夜1点起来看孙杨参加世界游泳锦标赛决赛……
万事万物都能带给他以乐趣。女儿梁旋回忆说,“我们永远看到的是个快乐的爸爸”。然而回顾梁思礼的一生,幼年丧父、中年丧母、晚年丧子,尔后又目睹兄姐们一个个离开,“名门之后”并非人们看上去那样光鲜体面,但梁思礼始终乐观豁达,即使在人生艰难时刻,他也能从中找到趣味,在沉重的打击下也能坚强站起来。
1974年,50岁的梁思礼从北京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一个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这是对人才的极大荒废。但是梁思礼从积极方面想,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照顾,此举正好逃离“文革”是非之地,精神上反倒落得轻松和愉快。每天梁思礼戴上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肥头大耳、干干净净的“八戒”军团,梁思礼很有成就感,还特地和它们合影留念。
有趣,是父亲留给他的人生锦囊。梁思礼时常想起父亲的话:“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航天事业的“80后”志愿者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刚刚获得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放弃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邀请,毅然踏上了回国之路。在归国的船上,梁思礼和一群进步学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后,欣喜若狂。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这群学生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按照自己的猜想,在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星,制作了一面特别的国旗向祖国致敬。
梁思礼一直牢记父亲曾说过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虽然父亲去世时自己不足五岁,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坦言“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一座灰色小楼的简陋食堂里,梁思礼亲眼见证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伟大时刻。聂荣臻元帅郑重宣布:经中央批准,中国的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成立了。从这时起,梁思礼开始了长达近60年的导弹与航天研制之旅。其间艰辛不胜枚举,他曾带着同事不分昼夜地工作了50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也曾经历过第一枚自行设计、生产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夭折的心痛;自然也有“两弹结合”试验成功这样的喜悦和意气风发。
1996年8月,72岁的梁思礼从科技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为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的顾问。到了回家享清福的年纪,梁思礼却闲不下来,他关心时事,关心国防,还时不时发表些观点、意见,有人和他开玩笑说,您老现在说了也没啥用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匹夫有责嘛!”
耄耋之年的梁思礼又当起了“80后”志愿者。从2006年到2012年7月,梁思礼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直接听众3400多人,全国网络视频听众有57000多人。他曾经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
“在美国留学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后来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
2015年年底,梁思礼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医院住了3个多月后,病情相对稳定,2016年3月底得以回家。在家静养的那段日子里,梁思礼经常要求女儿推他到窗边,因为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大厦上“中国航天”四个字。
2016年4月,“老白鼻”梁思礼走了。77岁的“长征二号F”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和梁思礼相识半个世纪,送别老同事时,刘竹生的手发颤,写下一句话:“下辈子我们还一起搞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