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蓬莱脱险
记得还是1938年的事情， 2月日寇占领了烟台、威海之后，胶东各地的反动势力趁机投靠了日本鬼子，并相继成立了伪政权。日伪勾结开始向我黄县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
六月的一天下午，爸爸匆忙地回到家对妈妈说：“你快收拾东西，上级给了一周假，让我送你们回老家去，牲口都准备好了，明天就动身。”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刚刚熟悉根据地生活的我们来说，一时都接受不了。
“爸爸，我们不走，城里不能住，我们去乡下。”我拽着爸爸的衣襟，苦苦哀求着。“你们回老家有爷爷做伴，在这里怎么行？人生地不熟的，如果鬼子占领黄县，再走就来不及了。”
没办法，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启程返烟，当天晚上抵达属于游击区的蓬莱大柳行村，全家人就住在村里的复兴客栈，这里还是几个月前我们从烟台撤离时曾经落脚过的地方。
吃过晚饭刚睡下，就有五六个当兵的冲进复兴客栈，围住我们硬说爸爸是汉奸。爸爸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三军二路。”一个当兵的回答。爸爸生气地说：“把你们的上级找来。”那人说：“你跟我们去见吧。”就这样连推带拉地把爸爸捆起来押走了。
妈妈顾不上我们三个孩子的惊吓和哭喊，紧忙跟在后面追，一直追到村东头的学校。看见爸爸被关进一间屋子里，不让妈妈见。没有办法，妈妈只好回来让赶牲口的人先回去了。当晚，全家人就在这间客栈忐忑不安的等着爸爸回来……
爸爸被关了五天后，感觉他们不像是伪军，便对他们说：“实话告诉你们，我也是三军的，上级给假送家属回老家，可现在假期都过了，人还没送回去，怎么办？”那些人还是不信。爸爸又说：“这样吧，不信你们可以跟我拿符号去。”两个当兵的这才把爸爸押回客栈，几天没见，我看见爸爸肩上被绳子勒得血迹斑斑，吓的全家人瑟瑟发抖。
妈妈慌乱颤抖地把爸爸的符号及领章从妹妹的小被子里取出来交给那两个当兵的鉴别确认后，爸爸对来人说：“我们回烟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干脆先送我去蓬莱抗日政府吧。”临走时爸爸对妈妈说：“你和孩子就暂时住在这里，政府会照顾你们的，等我和组织联系上再来接你们，别担心。”
当天下午，爸爸就和他们走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又过去了，一点爸爸的消息也没有，妈妈非常担心，常常偷偷掉眼泪。
这期间，敌机常来骚扰。一天中午，我和弟弟还有几个小朋友在河里捉鱼，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快跑！来飞机啦。”我站在河边喊，这时飞机已在头顶，我们来不及跑。只好趴在河边柳树条下边。敌机在我们头上转了好几个圈，吓得我们动也不敢动。飞机在找目标，过一会又转回来，一个俯冲，一阵扫射子弹射在河沿上，沙土飞扬。我们吓呆了，厚厚的沙土把我们埋了起来，四岁的弟弟没穿衣服，背上还被柳树上的“洋拉子”蛰得起了一片大包，疼得直哭……
远远地听见妈妈在喊我们，当我们跑到妈妈跟前时，妈妈满脸挂着泪水说：“急死我啦，以后别再到处跑，要死咱们就死在一起吧。”
爸爸走后，我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住客栈又要花费好多钱，好心的客栈老板张复兴爷爷就让我们搬到客栈后院那间小屋去住，并告诉妈妈不要钱。
客栈后院那间孤零零的小屋阴森森的，因为屋里放了一口棺材，尤其是在夜里，我一眼都不敢看那个用席子盖着的棺材，只盼着黑夜快点过去……
很快我们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村里的几个抗属大娘跟妈妈说：“你带着孩子走吧，别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傻等了。”可妈妈坚信爸爸不会丢下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妈妈开始变卖东西，凡能卖的都卖了，只留下急需穿的衣物和我在幼稚园参加健美比赛时得的银制小龙牌。
这时已是深秋季节，鬼子占领了蓬莱，妈妈一天天消瘦了，我也很着急。夜里，一家人蜷缩在硬硬的凉炕上，仅合盖了一床薄薄的小被，好冷。
这期间，日军常来催粮和抢东西。记得有一天村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妈妈：“来了不少鬼子，快领孩子到张复兴家躲起来。”从那以后，每次来鬼子，我们都藏在张爷爷家。因为张奶奶瘫痪，大小便都在炕上，院子里就能闻到臭味，所以鬼子根本不进屋。张爷爷家也就成了我们藏身的好地方。
记得有一次鬼子在大柳行村里住了好几天，张爷爷家人口多，白天好说，晚上我们只能搭上门板在过道里过夜。深夜里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雪从门缝里吹进来，飘落在我的脸上，冻得我瑟瑟发抖。妹妹蜷缩在妈妈怀里，弟弟哭着说：“妈妈我冷。”弟弟的哭声被睡在门屋里的张爷爷听见了，老人家拿着自己盖的被子交给妈妈说：“快给孩子盖上，看把他们冻的。”妈妈非常感动地说：“大叔你把被子给孩子，你盖什么？”“不用管我，先顾孩子，再说我有棉袄。”张爷爷帮妈妈把被子盖在我们身上。
如今七十二年过去了，张爷爷也早已过世，但他老人家的爱心，依然温暖着我……
天已经很冷了，人们都穿上了棉衣。可我们还穿着单薄夹袄，虽然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还是冻得发抖。幸亏那时我们三个孩子都没生大病，不然妈妈更承受不住了。
大约是农历十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一位中年人在村长的陪同下来到我家，他亲热地摸着妹妹冻得青紫的小脸，对妈妈说：“嫂子，蓬莱抗日政府让我送钱给你们做棉衣。”妈妈眼含激动的泪水，带着祈盼的目光，急忙惊喜地拉着那人的袖子问道：“大兄弟，俺家孩子他爹咋样？他在哪？”得到的回答是：“上级就告诉说大柳行有一家八路军家属，让我把钱交给你，别的事我不知道。”叔叔看妈妈在那里发呆，又对妈妈说：“嫂子，不用担心。如果他牺牲了上级会告诉你的。”临走时又对妈妈说：“有什么事向村长说，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
这天正好大柳行赶集，送走了叔叔，妈妈到集上买了布和棉花。房东大婶又请了几位大娘帮忙，很快棉衣和棉鞋都做好了。穿上棉衣、棉鞋，我们高兴极了，太暖和了，又能和小伙伴一起在街上玩耍了。在政府的关怀和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过了几天，是冬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家里又来了一位年轻人，他低声跟妈妈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瞬间妈妈脸上露出半年多来少见的笑容。不一会，村长进屋对妈妈说：“你收拾一下东西，给孩子多穿点，明天一早送你们回黄县城。”顿时，妈妈的眼泪如同泉水般流下来，她把妹妹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村长走后，妈妈开始整理东西，煮了芋头和地瓜，贴了饼子留着路上吃。晚上妈妈又到张复兴爷爷家表示谢意和告别，并把借老乡的炊具等东西归还了。
次日凌晨，我们告别了村长，坐上村里派的骡子，踏着茫茫积雪，悄悄离开了我一生中度过最艰苦岁月的蓬莱大柳行。
到黄县后，接我们的不是爸爸，而是一位腰上别着手枪的领导。那位伯伯告诉妈妈，爸爸在掖县沙河战役中负伤了，现住在医院里。当天下午我们来到医院看到了躺在板铺上的爸爸。爸爸看到我们高兴地拄着拐棍站了起来，我看见爸爸右前臂还用三角巾吊着，有点害怕。爸爸对我们说：“我只是小腿骨折，右前臂中了三枪，现在还有一粒子弹没取出来，没关系已经好多了。过些日子就可以出院了。”爸爸还说，他给我们寄了许多信，有寄到复兴客栈的，有寄到蓬莱县抗日政府的，可都没有回音。负伤住院期间又给胶东特委主任曹漫之寄了封信提出家属问题。最后是在曹漫之主任的安排下，我们才又被送回黄县。
党组织又一次营救了我们。这时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已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从此我们全家再也没离开部队。因为当时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在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跟随部队转战在蓬莱、黄县、栖霞等地的山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