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晋商
文/孙建中
明清晋商曾在农业文明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在世界商业史上实属罕见。从雁门关隘口的“车辙马迹”到黄河上的古老渡口，从塞北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山西境内的深宅大院到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均反映了晋商昔日的活动盛况。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局面。
晋商信义传千古
晋商之所以能够从卖豆芽、卖豆腐这样的小本生意成为雄霸全国的商业巨擘，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恪守自己的原则，坚持信誉至上的理念。他们以立人为先，强调诚信为本、利以义先，诠释了义与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的道理，建立了商人群体良好的人格形象。
光绪初年，山西连续遭灾，以致饥民饿死。祁县商人乔致庸率先开仓放粮，县里其他富商群起效仿。结果祁县死人、逃亡人数为各县最少；清末民初，国难当头，晋商募捐100多万两白银，赎回矿权，还积极筹办保晋公司，并认购20万股，为全国各地纷起的保矿运动带了头。晋商积极参与保矿运动，使得商人的忠义人格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御辱自强的辉煌史册。
山西商人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和气生财。有关晋商忠厚待人的故事很多。
拾金不昧：明朝临县人王子深经营一家客栈，小店不大，说不上豪华，但也干净整洁，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深受过往客商的青睐。一次，有位商人住宿离开后，王子深打扫客房，发现了客人遗留下的一袋银子，便将银子妥善保管，等待失主返回认领。几日后，那位商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返回寻找，王子深谨慎地验明他的身份后将遗金原封不动地交付。失主为了感谢他，
拿出其中一半的银子作为酬谢。王子深谢绝道：“你是我的顾客，财物丢失也有我的责任，再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受人之托：清代泽州人王文宇在河北保定完县做生意，与葛东岗交情深厚。葛东岗有个儿子尚未成年，他怕其子败家，就悄悄地把800两白银交付给王文宇。葛东岗去世后，王文宇将葛东岗的儿子培养成人，并帮助他自立起家业，才把葛东岗遗留的白银全数交给他。
视诚信如生命：清代汾阳人崔崇圩以卖丝为业，往返于张家口和大同一带，虽利润不太丰厚，但也算富足。一年，市场行情不看好，年终结账亏损很大，崔崇圩的财东对他很不满意，并由此而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崔崇圩愤然剖腹自杀，肠子流出数寸，甚为悲壮，气绝前还说：“我不善于贸易，以至于主人亏本，愧在人世。”
职业信用创辉煌
明清晋商经营门类繁多，商号、票号内部，从人员上讲，分为东家、掌柜、伙计多个不同层次，人数众多，再加上分号、分庄遍布全国，难以实施直接控制。区区商号就如一叶扁舟，沉浮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就会触礁沉船。商号和票号如何运转协调，是晋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晋商总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培养职业精神，倡导职业信用。通过各种渠道使号内员工恪守其职、严于律己。
晋商于票号经理之聘用，坚持用人唯贤，唯才是举。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查，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经理颇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他处置。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
天亨玉先亏后盈：常家在张家口的油面杂货店“天亨玉”开办较早，最后一任掌柜叫王盛林。一开始上任时，由于市场疲软，出师未捷，赔本了。常东家分析了原因，认为并非人为的因素所致，非但没有撤王盛林的职，还为他补足了资金，让他继续努力，三年过后，“天亨玉”便扭亏为盈。20世纪初，各商家纷纷“落马”，常家也发生危机，王掌柜力挽狂澜，在“天亨玉”无一分资本的情况下，改组为“天亨永”，负债继续经营。直到常家衰落时，“天亨永”仍然支持着常家的开销。
富生峻掌柜三战沙场：商界风潮起伏、赔赚无常，有时确非人力所能控制。当年太谷曹家在沈阳开设“富生峻”时，掌柜领取本钱七万两白银设庄开业，但出师不利，本钱全部赔光。掌柜惭愧地向曹财东报告亏赔经过，东家不仅没有责难，反倒好言抚慰并问他是否还敢再干。掌柜得到信任，于是第二次领取了资本，再度出征，孰料还是赔累不堪。曹东家倒也真有些“耐性”，竟然三托资本令“败将”再战。受重托三度出征的掌柜深知这第三次资本的分量，于是仔细总结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改变经营方法，励精图治，不但赚回了前两次的亏赔，而且战绩显赫——以其盈余在四平街开设了富生泉、富生城、富生长、富生义四家商号。
乔家复字号的相与事：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在选“相与”时颇为慎重，要经过仔细观察品验、接触和了解，直到确认某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民国十一年
（1922年），包头双盛公、双盛茂生意“搁浅”，亏损倒赔，东家杨老五欠复字号白银六万两无力偿还，若乔家诉诸官府，必致其破产倒闭。但复盛公并无催逼还债之意。乔东家认为：买卖家银钱往来不是国粮皇课，动不动就与人打官司，必坏了自家“门市”，对以后其他业务往来不利。与其打官司把钱往衙门里送，不如花钱买个厚道，加深友情，交个挚友。乔东家乔映霞来视察时，百般无奈的
杨老五跪下“咚”地磕了个响头，乔东家赶忙上前扶起，六万两白银的欠款就这样一笔勾销。这类事情在乔家各字号并非罕见。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大洋1000元，仅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广义恒绒毛店欠复盛公五万元，仅以数千元房地产抵偿就算了结。守信誉、重友情，这正是生财有道的山西商人得以在商界立足的一贯经营作风。
滴水恩，涌泉报：榆次常氏“天亨玉”商号掌柜王盛林在财东将要破产时，曾向其“相与”的“大盛魁”商号借银三万至四万两，并且让财东把天亨玉的资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无资金的状况下全靠借贷维持，仅将字号改名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账，全凭着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王盛林认为该号受过大盛魁这位 “相与大哥”的帮助，不能过河拆桥，立即派人送去二万银元。当时有人反对，认为此款放出去根本无法归还。王掌柜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 大盛魁的支持，天亨玉早就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正是由于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相与”的和睦相处、诚心扶持，其他各商号才都愿与晋商生意往来，从而实现了共同发展。
晋商情义堪回味
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诚信看得高于一切。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总结了许多有关经商诚信的商谚，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平、尺满足”。许多老店、大店在店堂悬挂着“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的条幅，是店铺对顾客的承诺。
旅蒙晋商与蒙民的贸易基本上凭信用维系。在对蒙贸易中，蒙民出售的各类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但所需用品则长年不断，故习惯从各商号的分店、支店或小贩那里赊购。根据蒙民的情况，晋商采取春赊秋收的交易办法，农村老主顾春季换季缺钱，商号尽量赊给以解燃眉之急，秋季粮食收仓时，再派人收账。这种以赊销者、以商品形式授予赊购者的信用，也就是晋商借信用关系把商品卖给蒙民的过程。按商品交换原则，晋商将应收的货款贷给蒙民时应收取利息，但以这种形式授予的信用，利息通常已包含在商品价格中，即不再额外计付利息，也就是以赊销方式购买商品的价格一般高于以现金交易方式购买商品的价格。事实上，晋商正是以这种手段从蒙民那里获取了高额的利润。
大盛魁艰难创业：说起近代山西商业来，理当首推晋商旅蒙巨号大盛魁。清康熙初，三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山西穷汉，为谋生路，弃穷图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出了雁门关。这三人便是山西近代旅蒙巨号大盛魁的创业者——祁县人史大学、张杰和太谷人王相卿。三人瞅准康熙皇帝入蒙征剿噶尔丹叛乱这一时机，随军入蒙，凭着微薄的资金，采办些细小的生活用品，挑担而行，沿街叫卖，蒙古人称之为“丹庆门”，就是货郎担，开始了他们艰难的创业里程。
三个货郎担非常艰辛，只可勉强维持“温饱”。清军征服噶尔丹后，军队的供给仍然靠原驻地山西右玉县杀虎口运送。史、张、王三人随之也来到杀虎口落下脚来，支起一块“吉盛堂”的招牌，干起了坐地行商的买卖。可是因为吉盛堂资金匮乏，难以周转，无法扩大经营，生意也十分清淡。
一年除夕之夜，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三人围坐火炉旁，眼瞅着一锅小米稀饭发呆，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一副凄惨景象。当三人正欲端碗喝粥时，有一喇嘛悄然而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三人的“年夜饭”，想要投宿。三人虽饥肠辘辘，但他们认为大家同是出门人应该有难同当，有汤共喝，于是热情招呼。喇嘛也不客气，将汤喝完也不说个谢字，转身就走。等三人回过神来，才发现喇嘛遗留下一个包袱。追出门外，哪有喇嘛的踪影。更为奇怪的是
雪地里竟没有一个脚印。三人将包袱打开一看，内有纹银500两。以后三人多次寻访那喇嘛，均无下落，于是，三人商定将那500两纹银借做资本。从此，“吉盛堂”经 营规模不断扩大，日渐兴隆，实力也日渐雄厚起来，康熙 末年“吉盛堂”改名为“大盛魁”。史、张、王三人致富不忘本，为了纪念喝米汤的那一夜，大盛魁规定每年的
设“狗股”折射晋商情义：清光绪年间，库伦遭灾，牲畜大批死亡，粮草歉收，物资紧缺，市场商品匮乏，物价暴涨。大盛魁的伙计得到信息，由于时间紧迫，就立即让狗连夜送信到归化总号，大盛魁因及时得到“狗信使”传达的商情，组织国货北运，发了一笔横财。做成这笔大买卖，狗无疑立了大功。从此，狗在大盛魁深得主人厚爱，享有很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凡是号内养狗的人，都可以顶“狗股”，每条狗可顶“狗股”一二厘，参与分红。每当狗养到一千条时，主人都要“设宴”款待它们一番，并给狗演一台戏，以示恩典，称为“狗节”。晋商历史上，关于狗股还有多种说法：一说，茫茫草原，无边无际，更没有道路，大盛魁运输货物的驼队迷失了方向，人困驼乏，草原荒无人烟，又找不到水源。在这生死关头，随队看守货物的狗起了作用，狗不但领路，而且起了保卫作用。还有一说，乌里雅苏台发生事变，被围得水泄不通，“包围圈内”
的人都无法报信给清廷，设在此地大盛魁的分号把赌注押在了一条看家护院的狗身上，把信系在了狗的脖子上，让狗送信到大盛魁总号。清廷通过大盛魁获得情报，立即派兵驰援，解了乌里雅苏台的围，大盛魁由此获得了种种特权和好处，大盛魁便专门设立了“狗股”。不管哪一说，“狗股”作为大盛魁对狗的恩惠的纪念和回报，体现了
大盛魁对“恩公”的情义。对一条狗尚能如此，对商号的“上帝们”——顾客就可想而知了。
金融信用扬商界
票号出现以前，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现银调动数额大、次数多，主要是由专门的运现
机构——镖局进行。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镖，故名镖局。”说起镖局，在晋商史上还流传
有一个具有武侠传奇色彩的故事：
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抢劫，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此人武艺高强。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想雇镖师惩治其人。他们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武林高手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
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求留下买路钱，否则曝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然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倒不少土匪，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只说：“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
说完便扬长而去。
又过了五天，“流矢儿”的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戴奎拿出戴
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拳，没出七天，“流矢儿”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 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
清中叶以来，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商号规模的扩大、分支机构的增多，迫切需要解决诸如资金融通、异地汇兑、结算和现金平衡等问题，靠镖局运现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要求，更何况社会动荡，盗贼横行，镖局运现安全性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以存放汇兑职能的
独特信用形式——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票号自产生后，业务开展极为顺利，在全国金融界中独领风骚。
约19世纪20年代以后，山西票号把晋商的信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办理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绝不拖延；吸收的存款，保证随时提取，而且此地的存款可在彼地支用，存户颇感方便。由于信用好，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任，无论商家住户、达官贵族，有钱都愿存往票号。山西票号何以能在几十年中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其根本原因在“信用”二字。对于票号，最讲究的是信用，存放、汇兑、提现，每一个环节都在体现一个“信”字。
在纵横明清商界的500年中，晋商把商人的伦理道德和经济效益有机地融合起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仅靠谋略权变制胜，还靠诚信开路，以义制利，用信义折服天下人。他们的经营活动同传统文化所提供的道德理
念和经营价值观密不可分。在传统文化的孕育下，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浸润的明清晋商，以其智慧，从儒学中体味出了相当精到的经商秘诀。在此基础上融入了道家、法家的众多学说思想，形成了自己诸多的经商理念。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既体现出“无为”而治的道家和信赏必罚的法家管理智慧和谋略，也体现了信义、忍让、大度、宽容、厚道等儒家的思想。
晋商在数百年间把信用看得高于一切，并以诚信笃实、义孚天下的形象，称雄大江南北。“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言而信言必信”“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等商谚，都是晋商重信的经验总结，并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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