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与朱老总相伴一年有余
参加红军一年多后，我被调到红军大学马夫排担任马夫，为红大的首长和教员服务。那时的马比现在的轿车还值钱，也是首长的最高待遇了，我们这些马夫每天都要精心地喂马、刷马、遛马，让马吃好、喝好，好为首长们服务。正是由于我在马夫排为首长服务才在长征途中与朱老总、康克清相伴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朱总司令曾先后两次与我说话，关心我的生活。
第一次是在一个叫做阿坝的地方。那一天宿营后，我躺在一块石板上睡觉，半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我浑身都被淋了个透。第二天一早，朱总司令从帐蓬里出来，看见我浑身湿漉漉的在遛马，就走过来，关切地问我冷不冷。我看见朱总司令显得非常苍老，有六十来岁的样子，就赶忙说，不冷！不冷！说心里话，长征开始后，我们就这一身衣服穿了将近一年时间了，湿了自己暖干，再湿了再暖干。朱总司令心里也很清楚，可在那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用言语来安慰我。
第二次是部队驻在绥靖这个地方休整，我又在遛马，朱总司令刚好出来散步，他踱来踱去，就走到了我的跟前，一看是我，他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小娃娃，是你呀！你可好哇！”言语中充满了关怀之情。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当时并不知道朱总司令的处境，解放后学习才知道，朱总司令这时正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康克清我们也经常见，那时她是司令部直属部队的指导员，管着司令部的吃喝拉撒，那时没粮食吃是最大的困难，康大姐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战士外出筹粮。我记得有一次康大姐外出筹粮，到天黑了也没回来，大家都非常担心，第二天，康大姐回来了，买了有几十斤玉米。她马上命令炊事班把玉米煮了煮给大家充饥。康大姐给人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解放后，有一次河南省组织老红军晋京参观，我心想这次可能见到康大姐了，但康大姐太忙，未能如愿。
不要总以为马夫排就是牵马、遛马，有时我们还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呢！过草地的时候，组织就交给我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赶毛驴驮文件。现在看这项任务再轻松不过了，可那时不一样，过草地经常要过河，河上都是先头部队用两根木头搭的独木桥，毛驴说什么也不敢过桥，你越拉，它腿越往后蹬，人哪有驴的劲大，最后没办法，我和一名战士想了个绝招，我一手牵着毛驴，一手搬起它的一条前腿，那一名战士在后边使劲推着毛驴。这样一来，三条腿的毛驴就没有我们劲大，它再不敢过河也得过了。你要知道这可不是过一条河，有时一天我们部队就过了七八条这样的河，每次赶毛驴过河，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毛驴和文件有个闪失。要知道文件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呀，就是我的命丢了，也不能让文件掉到河里有个闪失。
负伤留在了沁阳
1941年的9月份，我被派到抗大8分校学习，地点在邢台，刘伯承是代理校长。在8分校学习了9个月时间，由于日伪军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一百多个学员，被分成三个队组成武工队进入敌后，与敌人周旋。我在二队，队长叫周少山，我们主要活动在现在新乡的获嘉，焦作的修武、武陟、博爱、沁阳及焦作市区这一带，记忆最深的是在靠太行山有个叫“小高”的村围歼日军。当时，我们在“小高”村东的一个小村子里活动，有一大队日军从东开了过来，我们就打了一排子弹，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一冲，我们就撤出了村子，他们进村继续向西进，我们兜了个圈子，跟在他们屁股后监视着他们。这一大队日军到“小高”就不走了，骄横惯了的日军根本对我们不在意，他们把马拴在村头就开始休息。当时我们部队的老二团、老七团和四十五团刚好都在周围，得到消息三个团就悄悄把“小高”村合围起来，我们摸到村边，先把那些战马给缴获过来，然后发起冲锋。这次战斗打死日本鬼子一百来个，只有13个鬼子跑了出去。
1945年大反攻开始，这时我们武工队已经编成沁河一支队，属四十五团。8月份部队打博爱的阳庙，阳庙是个老镇，可以说城高沟深，很难打。我们四十五团打西门，我们连打头阵，这时我已经是三排长了。我们潜伏在西门外，等天黑了，我带着战士们悄悄向城门口摸去，我手下有个战士叫冯富清，他胆子特别大，我们用梯子爬过壕沟，又爬上城墙，敌人也没发觉，一下子俘虏了守西门的十几个敌人。西门打开了，老二团负责的东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首长命令我们过去增援。在增援攻打东门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大腿，好在不是个炸子，要是炸子，我这条腿就报废了。负伤后，我在后方住了有半年医院，伤口才长好，但还不能行走。1947年，部队南下挺进大别山时，我被就近安排到革命老区沁阳。
回到故乡名字却上了烈士簿
在沁阳我娶妻生子，生活了三四十年，这些年我十分想念故乡和故乡的养母，可由于经济原因一直没能回故乡一趟。改革开放后，经济好转了，有了钱，我于1984年清明节带着儿子回到了四川老家。达县民政局一看我们沁阳民政局开的介绍信，说我是老红军，非常重视。他们依我所说，拿出烈士资料一查，我们当时走的八个人都在上面，我也成了烈士。几十年了，我没能回来，故乡人当我牺牲了，这我能理解，幸运的是我只是负伤留在了沁阳，现在我终于又回到了故乡，可与我同时走的那七个小伙伴，他们真的都为革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想想那些牺牲的烈士，我真的很知足。
达县民政局派人陪我们到郭家坡，这时我的养母已经去世了，听村里人说，我走后养母作为红军家属受尽了苦，后来她老人家又领养了一个孩子，把她老人家养老送终。解放后，政府也把她作为烈属给予了照顾。
来到李家坡，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村里人我都不认得，村干部找来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问我，我一看我还认识他，他叫李天安，是我父亲的徒弟，当时我母亲去世时，就是他帮助埋葬的。我说我叫李国平，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我，你父亲叫啥名、你母亲叫啥名，你几个哥哥叫啥名。我一一回答后，老人家激动地说，我还以为你们这一门已经绝户了呢！谁知道你还活着。听着李天安的话，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找到父亲和母亲埋葬的地方，祭奠了祭奠。几十年了，父亲和母亲的坟都没了坟头了，在虎让乡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又把坟头拢了起来。就要离开故乡返回河南了，我跪在父母的坟前，默默地告诉父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穷人当家做了主，我们再也不过穷日子了。
参加红军一年多后，我被调到红军大学马夫排担任马夫，为红大的首长和教员服务。那时的马比现在的轿车还值钱，也是首长的最高待遇了，我们这些马夫每天都要精心地喂马、刷马、遛马，让马吃好、喝好，好为首长们服务。正是由于我在马夫排为首长服务才在长征途中与朱老总、康克清相伴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朱总司令曾先后两次与我说话，关心我的生活。
第一次是在一个叫做阿坝的地方。那一天宿营后，我躺在一块石板上睡觉，半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我浑身都被淋了个透。第二天一早，朱总司令从帐蓬里出来，看见我浑身湿漉漉的在遛马，就走过来，关切地问我冷不冷。我看见朱总司令显得非常苍老，有六十来岁的样子，就赶忙说，不冷！不冷！说心里话，长征开始后，我们就这一身衣服穿了将近一年时间了，湿了自己暖干，再湿了再暖干。朱总司令心里也很清楚，可在那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用言语来安慰我。
第二次是部队驻在绥靖这个地方休整，我又在遛马，朱总司令刚好出来散步，他踱来踱去，就走到了我的跟前，一看是我，他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小娃娃，是你呀！你可好哇！”言语中充满了关怀之情。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当时并不知道朱总司令的处境，解放后学习才知道，朱总司令这时正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康克清我们也经常见，那时她是司令部直属部队的指导员，管着司令部的吃喝拉撒，那时没粮食吃是最大的困难，康大姐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战士外出筹粮。我记得有一次康大姐外出筹粮，到天黑了也没回来，大家都非常担心，第二天，康大姐回来了，买了有几十斤玉米。她马上命令炊事班把玉米煮了煮给大家充饥。康大姐给人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解放后，有一次河南省组织老红军晋京参观，我心想这次可能见到康大姐了，但康大姐太忙，未能如愿。
不要总以为马夫排就是牵马、遛马，有时我们还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呢！过草地的时候，组织就交给我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赶毛驴驮文件。现在看这项任务再轻松不过了，可那时不一样，过草地经常要过河，河上都是先头部队用两根木头搭的独木桥，毛驴说什么也不敢过桥，你越拉，它腿越往后蹬，人哪有驴的劲大，最后没办法，我和一名战士想了个绝招，我一手牵着毛驴，一手搬起它的一条前腿，那一名战士在后边使劲推着毛驴。这样一来，三条腿的毛驴就没有我们劲大，它再不敢过河也得过了。你要知道这可不是过一条河，有时一天我们部队就过了七八条这样的河，每次赶毛驴过河，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毛驴和文件有个闪失。要知道文件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呀，就是我的命丢了，也不能让文件掉到河里有个闪失。
负伤留在了沁阳
1941年的9月份，我被派到抗大8分校学习，地点在邢台，刘伯承是代理校长。在8分校学习了9个月时间，由于日伪军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一百多个学员，被分成三个队组成武工队进入敌后，与敌人周旋。我在二队，队长叫周少山，我们主要活动在现在新乡的获嘉，焦作的修武、武陟、博爱、沁阳及焦作市区这一带，记忆最深的是在靠太行山有个叫“小高”的村围歼日军。当时，我们在“小高”村东的一个小村子里活动，有一大队日军从东开了过来，我们就打了一排子弹，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一冲，我们就撤出了村子，他们进村继续向西进，我们兜了个圈子，跟在他们屁股后监视着他们。这一大队日军到“小高”就不走了，骄横惯了的日军根本对我们不在意，他们把马拴在村头就开始休息。当时我们部队的老二团、老七团和四十五团刚好都在周围，得到消息三个团就悄悄把“小高”村合围起来，我们摸到村边，先把那些战马给缴获过来，然后发起冲锋。这次战斗打死日本鬼子一百来个，只有13个鬼子跑了出去。
1945年大反攻开始，这时我们武工队已经编成沁河一支队，属四十五团。8月份部队打博爱的阳庙，阳庙是个老镇，可以说城高沟深，很难打。我们四十五团打西门，我们连打头阵，这时我已经是三排长了。我们潜伏在西门外，等天黑了，我带着战士们悄悄向城门口摸去，我手下有个战士叫冯富清，他胆子特别大，我们用梯子爬过壕沟，又爬上城墙，敌人也没发觉，一下子俘虏了守西门的十几个敌人。西门打开了，老二团负责的东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首长命令我们过去增援。在增援攻打东门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大腿，好在不是个炸子，要是炸子，我这条腿就报废了。负伤后，我在后方住了有半年医院，伤口才长好，但还不能行走。1947年，部队南下挺进大别山时，我被就近安排到革命老区沁阳。
回到故乡名字却上了烈士簿
在沁阳我娶妻生子，生活了三四十年，这些年我十分想念故乡和故乡的养母，可由于经济原因一直没能回故乡一趟。改革开放后，经济好转了，有了钱，我于1984年清明节带着儿子回到了四川老家。达县民政局一看我们沁阳民政局开的介绍信，说我是老红军，非常重视。他们依我所说，拿出烈士资料一查，我们当时走的八个人都在上面，我也成了烈士。几十年了，我没能回来，故乡人当我牺牲了，这我能理解，幸运的是我只是负伤留在了沁阳，现在我终于又回到了故乡，可与我同时走的那七个小伙伴，他们真的都为革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想想那些牺牲的烈士，我真的很知足。
达县民政局派人陪我们到郭家坡，这时我的养母已经去世了，听村里人说，我走后养母作为红军家属受尽了苦，后来她老人家又领养了一个孩子，把她老人家养老送终。解放后，政府也把她作为烈属给予了照顾。
来到李家坡，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村里人我都不认得，村干部找来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问我，我一看我还认识他，他叫李天安，是我父亲的徒弟，当时我母亲去世时，就是他帮助埋葬的。我说我叫李国平，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我，你父亲叫啥名、你母亲叫啥名，你几个哥哥叫啥名。我一一回答后，老人家激动地说，我还以为你们这一门已经绝户了呢！谁知道你还活着。听着李天安的话，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找到父亲和母亲埋葬的地方，祭奠了祭奠。几十年了，父亲和母亲的坟都没了坟头了，在虎让乡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又把坟头拢了起来。就要离开故乡返回河南了，我跪在父母的坟前，默默地告诉父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穷人当家做了主，我们再也不过穷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