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爱情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往前走的，因而，所有人的爱情都或多或少地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特别是对于“家”人们来说，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这些特殊的经历让“家”人们的爱情大都少了些浪漫，而又多了些不易和患难与共。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发现，先结婚后恋爱、婚礼简单、女性付出多、艰难岁月不离不弃和两地分居，成为“家”人这代人爱情的普遍特征。
“家”人口述
结婚那年，我正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那时正处国家困难时期，给老伴的结婚礼品，只有一双袜子和一副手套。婚礼是借员工开会之机举行，从登记到举行仪式总共只花了10元钱用来买喜糖。晚上我们在老伴的单人宿舍，盖着原来的旧被度过了新婚之夜。在短暂的婚期以后，我们就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文革前夕，我因说不清楚的家庭成分问题，被部队以莫须有罪名开除党籍，并以“阶级异己分子”为名贬职为农回乡。在贬职为农的16年间，老伴受我牵连吃尽苦头。可她不仅不离不弃，还用她的宽容和理解挽救了我。可以说，她既是我的革命伴侣，又是我的恩人。（文/吕以滋）
1961年结婚留影（陈同荣 蒋吉贵）
1961年9月底，我请了一星期假，从沈阳回家探亲，经老人说和，和老伴举行了结婚典礼，说是典礼，可太简单了，衣服没买，借了床被子，没喝喜酒，只买了2斤糖，就算完了。婚后三天我就回单位了，此后的20年，每年也就20天探亲假可以见面。老伴自己在家侍奉老人，照顾4个孩子，还要参加劳动，非常不易。1984年，我终于调回泰安，一家得以团聚，谁知1989年，我被查出胃癌，当时老伴没白没黑地照顾我3个多月，受的那罪只有我心里明白。我那时就发誓，如果我好了，一定好好报偿老伴。现在，日子好了，我们的目标是活到100岁，最后30年，我要和老伴活得幸福、潇洒、浪漫。（文/蒋吉贵）
我们结婚第八天，我就被错划成了“右派”，我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对根正苗红的老伴来说更是莫大的打击。她的不少亲朋听说后，都前来劝说：“你能当一辈子反革命家属吗？趁着还没孩子，尽早拿主意啊！”当时老伴虽然心里难过，但对俺俩的感情毫未动摇，对我更是真心地宽容和接纳。反而劝我说：“不怕的，你放心吧！不怨你，我相信你不是反革命，今后会有个说法，咱就一天天熬吧！”可我知道，老伴经常背着我偷着哭，把痛苦压在心里。
我蒙冤的那几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为了“改造”我，领导故意把我调到外地工作，让我们夫妻两地分居。这可苦了老伴。受我连累，她在学校即使再努力工作，也换不来领导一个好脸。那时我们刚有第一个孩子，钱少，粮少，喂不饱肚皮，岳母来看孩子学校不给解决地方，只能借住在牛棚、铁匠屋。一次，家中无煤，她向校方请求借或买点，回答是：“不行！”无奈，老伴舍着脸向生产队借了一头瘦驴，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去买，不料，刚往回走不远，驴就掉到水渠里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拉上来，这时天已黑了。还有一次麦假，她去公社开会，散会时下起了暴雨，天又黑，她掉进了河里，差点被冲走……后来一提起这些事，她就想哭，不仅仅是因为日子苦，更因为所有的艰难只有她一个人承受。但她始终为我坚持着，没有任何怨言。这应该就是夫妻间的患难与共吧。现在，我常常对老伴说，艰难岁月你对我不离不弃，就让我在后半生好好报答你吧。（文/路奎灿）
我和老伴结婚53年，有16年不在一起。这16年中，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社会主义教育、文革……我参加工作44年，很少顾及家庭，4个孩子出生，我都没在老伴身边。文革期间，我被揪斗，戴特号“现行反革命”牌子，过年也不让回家团聚，老伴为我担惊受怕。为了照顾家庭，老伴生下第一个孩子就辞掉工作，上照顾卧床不起的老父亲，下照顾幼小的孩子，还要挣工分养家糊口，受尽了煎熬。1973年，老伴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炎，病情恶化，我知道一旦失去老伴家就塌了，我像“白蛇传”里的白素贞盗仙草一样，到处采集灵丹妙药，侍奉左右，最后奇迹出现了，老伴各项指标竟然正常了，我们喜极而泣。这么多年来，我和老伴风雨同舟，日子艰难却满足。（文/乔聚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