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多事之秋：知识青年掀起“保钓运动”，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台美关系骤变，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同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国民党政权再次出现了危机，台湾社会正酝酿着一场较大的社会变革……
揭秘台湾开放“党禁”之路
《大学》杂志事件：政治革新第一呼
《大学》杂志创刊于1968年1月，最初是一本文艺、教育类刊物，创立者为张俊宏与陈鼓应。1970年初，台湾新一代知识青年聚集一起，组成了颇为强大的笔阵，以《大学》杂志为园地，作了一次集体性的意见表达，主要宣传“革新保台”主张。
1971年4月，《大学》杂志发表了由九十多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人士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同年10月，《大学》再发表《国是诤言》，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在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动。该文和同期发表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实质上已经触及国民党统治的“法统”。该文尖锐批评道：“二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
1973年2月，杨国枢被迫辞去《大学》杂志总编辑职务。3月，陈鼓应等以“组织阅读共匪文件和毛泽东书籍”的罪名被捕。虽然《大学》杂志经过改组后继续出版，但失去了问政意识和勇气的杂志再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至最后停刊。
美丽岛事件：在野派的叫板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但《美丽岛》杂志决定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部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上6点，集会组织者多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双方发生严重冲突。这成了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警民冲突，共造成双方约两百人受伤。
事后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后来，台湾当局对高雄事件中被捕的黄信介等8名非国民党人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从高雄事件发生到次年大审判的过程中，有两件事颇受社会关注，最终变成了历史悬案。一件事是关于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如法庭上所提供的物证那样——民众袭警在先，还是社会上盛传的那样——政府派入在民众里当托儿，故意攻击警察?另一件事是谁杀死了主嫌人之一林义雄三位家人?是如警方所言“国际阴谋集团”，企图激化岛内矛盾，还是如传言中所说的国民党“杀鸡儆猴的示警手段”。
总之“美丽岛事件”及其大审判，备受当时岛内外社会的关注。经过此事，国民党与党外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也促使国民党加快了政体改革的步伐。
江南事件：名记者的硬骨头
1984年10月15日，美国旧金山附近的戴利市江南寓所，一位笔名为江南的中国人被暗杀。这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很快与当时正在当地火爆连载的《蒋经国传》联系在一起，确定为一场政治谋杀。
江南，真名刘宜良，江苏省靖江县人。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去台湾，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3年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因不满蒋氏父子的强权政治，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记者身份离台赴美，在美期间，他以江南为笔名在美国与香港的中文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且撰写了《蒋经国传》及《吴国桢传》。其中《蒋经国传》披露了蒋介石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以及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内幕，在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江南也因此结怨于台湾当局。在刘宜良结集出版《蒋经国传》前，台湾当局曾派人去美国向他表示愿出高价买断版权，被刘宜良拒绝了。该书出版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恼怒，便开始进行秘密策划这次暗杀任务。
刘宜良被害一事自始至终没能得到彻查，国民党当局的威信也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成为党外势力诟病、孤立国民党的说辞之一。这件事也成为台湾向西式民主化改革的一个契机。在江南案审结之后的次年，即1986年，台湾开始大踏步地进行政治改革——而这恰恰是江南著作写文揭露黑幕的初衷。
蒋经国开放党禁
1986年3月，专制独裁了二十一年的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一贯地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
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举行联合典礼，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出人意料的是，他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了台湾政界，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要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接班的部署等等。
但党外人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民进党”。民进党成立之后，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访问时，率先预告台湾将要解严以及开放党禁的消息，表示任何新政党必须遵守“宪法”，与“台湾独立”划清界限。
当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解严和开放党禁的决议。蒋经国未曾料到的是，在其去世的几年后，“民进党”撕下民主的伪装，将“台湾独立”写进了党纲；更没料到的是，李登辉在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借着政治开放的名义，最终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背弃了蒋经国政治开放中的反“台独”根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