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宝箱”里有一张珍藏了36年的“紧急通知”。虽然它仅仅是一张薄纸,但在我年轻时一波三折的求学路上,它却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在我以为梦想要止步的时候,扭转了我的人生命运,给我、甚至全家带来了光辉和前程。
待到1964年5月教育部发布当年高校招生简章时,我傻了眼:一是外语不能免试;二是考生必须未婚,而当时我家里正给我准备婚事。怎么办?在苦苦思索纠结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做出决定:一定要完成这个升学梦,推迟婚期,考高中学外语。
1964年夏天,我以社会青年的资格报考了高中,当时社会青年报考需要加试理化测试,但也正是因为加试我才得了个备取生第二名。后来听说当时对我的录取颇有争议,反方观点认为我这么大了学习目的不纯,不能录取;而董雨川校长说:“该生年龄是大了点,但加试的理化成绩是95分,做个备取生吧。”就这样,同年9月,我这个在农村实践了5年的大龄青年又踏进了高中大门。
在高中阶段我只学了三个学期,每学期7门课,我的平均成绩都在90分以上。但在那个年代,如此高的学习成绩,免不了有“白专”之嫌,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依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课余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力图改变偏见。
而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高考,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时,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高考随之泡汤了。尽管这样,我并没有放弃求学梦,每天除了参加劳动,就是偷偷学习,对文革我坚持“不参与武斗、不参与夺权、不做亏心事,随大流,乐逍遥”。用他们批评我的话就是“这个人谈阶级斗争讲远的不讲近的,说以往的不说当前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恢复高考。看到国家让教育重新走上正轨,我异常兴奋,并决定参加高考。当年的高考报考年龄限制在30周岁,可我已经34周岁,追寻十几年,又被挡在了大门外,我只能感叹生不逢时。这件事对我打击不小,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还是说服了自己:再等机会吧,毕竟尊重知识的春天已经到来。
然而就在我对升学基本失去信心,准备全身心投入农村劳动时,1977年11月23日,我意外地收到了这张“紧急通知”:省招生办公室接教育部通知,对66年、67年高中毕业,表现好的,凭毕业证或原学校介绍信可报名,年龄不限。一张薄纸,短短数语,瞬间又把我内心埋藏已久的大学梦升腾出来。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加紧复习。12月份,我坐进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高考的考场,并最终以平均71.5分的成绩被录取。1978年3月,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泪如雨下,十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十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当即赋诗一首:十年夙愿总能偿,初悉欢狂泪满裳。重嶂叠峰经暴雪,青山绿野变华岗。喜望足下千山路,憧憬未来万水长。举首春光漫故土,神州放眼百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