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人民日报》编辑部21岁的记者金凤，受报社委派，前去采访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刘伯承。
在中南海刘伯承的住所门前，年轻的金凤轻轻地掀开白布门帘，忐忑地走了进去。室内陈设十分简单，靠窗处摆着一张大写字台，上面堆放着许多书籍、文件。旁边是两张藤椅、一套单人沙发，墙边是一张木床，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刘伯承戴着眼镜，正坐在写字台旁的藤椅上看书。
见金凤进来，刘伯承微笑着起身招呼她坐下，随手又给她泡了一杯茶。刘伯承的随和让金凤的紧张和拘谨顿时消失了。
看过金凤的报社介绍信后，刘伯承笑着说：“你是要采访我？你可知道，我是不喜欢被记者采访的？”听了这句话，年轻的金凤又紧张起来，面上忍不住露出不安的神色。刘伯承呷了一口茶，对金凤说：“我给你讲一件往事吧。那是在1941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向我太行山区举行铁壁合围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军主力。在前线指挥所里，我正忙着布置反‘扫荡’的斗争任务，一位记者硬逼我谈了半个多小时。后来，他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文章，把我吹得神乎其神。当文章送到我手里时，我就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了。你看我对记者，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刘伯承说完，智慧而深沉的目光透过眼镜盯着金凤，似乎要看透她的心灵。金凤定了定神，大着胆回答：“我想，我那位同行可能有点‘客里空’作风，他是写得不太符合实际，您才把他的稿子扔进废纸篓的吧？”
刘伯承脸上浮现出赞许的笑容：“哦，原来你也知道‘客里空’？”说着，他从桌上一堆书中抽出一本俄文书，对金凤说：“你看，这就是《前线》这个剧本。我很喜欢它，常常带在身边。书里描写了一位戈尔洛夫将军，思想保守，又刚愎自用、骄傲自满，值得我们军人警惕。书里也写了你的一位同行‘客里空’，这个人信口开河，弄虚作假，你可要注意啊！”刘伯承翻开书，用中文给金凤念了一段“客里空”凭空虚构的描写：老将军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后，眼中闪着泪花，说了一大段要为儿子复仇的誓言。他一面念，一面哈哈大笑。
金凤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刘伯承放下书，微笑着对金凤说：“你大概不会想到，我这个老军人也这样喜欢文艺吧！我喜爱的是那种客观描写现实而又切中时弊，对现实有所促进的书。”刘伯承又语重心长地说：“写书要写这样的书，做人可不能做戈尔洛夫和‘客里空’那样的人啊！你说对吗？”
金凤连连点头，怀着激动的心情说：“谢谢您，刘伯承同志。我刚开始工作，一定警惕，不当‘客里空’那样的记者。我希望，我写的东西不至于被您扔到废纸篓里。不过……”金凤调皮地加了一句：“写得不像样，扔了也不怕。我会捡起来，再写第二遍、第三遍的。”
刘伯承爽朗地笑了：“你这个娃娃，倒很有勇气，有决心，没有被我这番话唬住，不打退堂鼓！好吧，你要我谈什么？”
刘伯承的和颜悦色宛如春风化雨，让金凤感到无比亲切，心理包袱也彻底放下。这一天，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除去中午吃饭、刘伯承出去开会的2个小时，刘伯承和金凤足足谈了8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