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如歌，翻开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将记忆的闸门打开：可能是一张温馨的全家福，可能是一张英姿飒飒的军装照，可能是一张与老伴的恋爱照，可能是一张泛着青涩笑容的少年照，亦可能是一张旖旎的风光照……诚然，光阴易逝，但曾经的真情与希望依然存在；纵然，白驹过隙，但镜头定格的美好与青春依然将岁月凝固。
甜美来自艰苦 幸福源于实干
这是张50年前的照片。
1960年，全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困难之中。当时，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粮食，还动员机关干部下乡支援农业，坚决把粮食生产尽快搞上去。那时我刚30岁，又是共产党员，正想要第一个报名下基层支援农业，但妻子怀孕数月，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下去支农。可在公司物资供应处的3名负责人中，我最年轻，现在国家有困难，百姓吃不饱，我不挺身而出谁去呢？家里开了个家庭会商量这个事。我先回忆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日子，讲党对我们全家的大恩，又深情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党号召我们支援农业。我是党员，正值30岁的而立之年，而立，‘立’什么呢？我要‘立’在党和人民的需要上，‘立’在最艰苦的地方！”最后，母亲和妻子终于同意了让我先下去；妻子不去上班了，在家和母亲一起带孩子，第二年全家迁往农村。
就这样，根据我的请求，组织上把我分在了条件最艰苦的广西横县飞龙公社，担任副社长，分管一个片4个大队，并在一个条件最差的大队蹲点，与社员搞“三同”（同学习、同生活、同劳动）。我在公社期间，从未休过星期天。家里多次来信来电催我回家。从横县往南宁在芦村坐火车虽然只要两小时，我也一直担心待产的妻子，但我从没回去过，只是让母亲带着两岁多的小女儿来过一次公社。直到1961年元月16日，我接到家中电报“母子平安，速回取名”，我才知道妻子生了个儿子。当时我恨不得立即插上翅膀飞回去，但因工作忙还是走不开，只能立即回了一个电报：“娘、妻辛苦，谢谢，暂不回，取名‘农基’。”因为“农业为基础”是党的方针，我又在支农，所以为儿子取名“农基”。可“易农基”和“一笼鸡”同音。一念，笑倒一大片。两天后，我又收到家中电报：“取名易宁，尽快回家”。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们一家三代人竟真的成了“一笼鸡”。
由于我不会讲壮语土话，不方便开展群众工作，不久我离开了飞龙公社，被调到国营良圻农场任副场长兼工会主席。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工作，我以场为家，把全家迁入农场。该场虽是县级单位，但经济并不富裕，没有现成的家属宿舍，我们全家只好暂住在原鸡舍里。全家7口，母亲、妻子、4个儿女和我，真成了“一笼鸡”了。养鸡最怕瘟疫，所以鸡场设在偏僻之处，周围几里路无人烟。那时我晚上常学习和开会，母亲总是要等到我回家才入睡。鸡舍房子破旧，四面透风。没有床铺，我们用4只酒坛子倒扣当床脚，上面铺上方木和板子就成了床，桌子也是板方料搭成的。
我一家在农场落户后，也分到了自留地。于是，年逾花甲的母亲，在家带两个最小的孙儿孙女和喂牲口，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大女儿在业余和课余时间下地耕作。当时确实很累，特别是妻子，她在场里是农工，劳动强度本来就大，收工回来还要做家务，一天到晚，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但没有辛苦，哪来幸福呢？通过全家人的苦干、实干、巧干，家里玉米、红薯、花生，甚至猪肉禽蛋都吃上了。母亲还将省下来的口粮换成粮票，连同一些芋头等杂粮运回萍乡，支援乡亲渡过难关。那几年，尽管在农场工作累、生活苦，但全家过得幸福快乐。这张全家福就是当时的景象，虽然背景上的住房简陋，全家7口人衣着朴素，但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这张照片的背面我写了这么几句话：“全家户口从南宁迁入农村后齐心协力务农，无比幸福，故特摄影全家福。”
3年来，我在农场的工作表现得到了职工的赞扬和上级领导的肯定。1964年初，我被上调至自治区农垦厅。回南宁后，每当想起支农这几年，我总是激动不已。我觉得那些日子真是极不平凡，虽然艰难困苦，但大家依然信心百倍、奋斗不息。事实证明：只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没有过不了的坎。
烽火中绽开的“闺私情”
每逢7月1日，我的母亲就会想起她牺牲了的妹妹。
抗日战争开始后，母亲的妹妹冯玲来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7月1日，冯姨不幸在泾县云岭牺牲。得知噩耗后，母亲邀丁志辉阿姨、顾莲英阿姨一起从上海奔赴安徽，经岩寺兵站转达泾县云岭，也参加了新四军。这张照片就是母亲与两位新四军女战友的合影，左起分别是：母亲、丁志辉阿姨、顾连英阿姨。
据母亲回忆，丁志辉阿姨参加新四军后，被分配在医疗队，后来随陈毅支队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解放军部队医院一名高级医务工作者和领导人，参加过朝鲜战争。上世纪60年代，丁阿姨给母亲寄过钱，接济过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全家人寄过《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等，还送给母亲一块国产手表作纪念。我母亲到北京看望那些老战友，她还将单位发给她的人民大会堂戏票让给母亲去看，以尽地主之谊。我的母亲非常珍惜和她的友谊。上世纪70年代，我插队后被推荐上了师范学校。每次我向丁志辉阿姨汇报学习情况，她都要在百忙中抽空给我回信，勉励我好好学习，还让我有什么困难写信告诉她。至今我还保留着她给我写的几封信。在1973年10月的那封信中，丁阿姨写道：“你和妹妹都在学习，这是好机会，为革命学好理论，以便将来更好地参加革命。你那里马列主义原著如 《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6本书有吗？如没有，我可想办法给你找找，以后来信告知。”不久，我收到了丁阿姨寄来的这些著作，读后，受益匪浅。翌年，她在给我的另一封信中写道：“这次我去上海开会，也见到一些过去工厂做工的同志，都对你母亲非常关心。你母亲过去为工人谋福利做了许多有益于工人的事，你应向她学习。代我问你父母亲好。”她的谆谆教诲让我备感温暖，增强了我对未来和生活的信心。
从母亲那我还了解到北京的纪培陵阿姨——一位传奇式的新四军女兵。她孤身一人从东北来皖南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时她和我母亲一起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她们和敌人英勇斗争，直至抗战胜利、集中营解散，才获得自由。1983年，我带女儿探亲经过北京时，去看望在文化部工作的纪阿姨，发现她的午餐竟然只是一碗开水泡的面，炎热的天气竟然是趴在办公桌上午休的。
母亲的新四军女战友除照片上的两位阿姨外，还有许阿姨和钟阿姨。两位阿姨都是归国华侨，为了抗战毅然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皖南事变后她们同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她们将家中寄来的钱都分给大家买生活必需品和斗争所需的物品。上世纪80年代，她们联系到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友，十几人一起在上海、杭州团聚，共叙友谊。
还有郭阿姨、陈阿姨、毛阿姨……她们离休后都仍然过着简朴平静的生活，从不张扬。一封信、一张贺卡、一个电话、一块布、一包土特产……都传递着她们彼此间的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从纪阿姨和母亲精心保存下来的一本狱中手抄歌本上，我看到了她们在艰苦岁月里的顽强斗志、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精神。
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每逢有电视台来采访或者和我聊起过去时，母亲就会唏嘘不已，感叹和她一起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女战士：“现在活着的，我知道的就只有6个人了。”我想，我的母亲和她的那些新四军老战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普普通通的新四军战士，却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不求名和利，她们是中国共产党鲜艳的党旗上那一缕缕鲜红的丝线，虽纤细却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