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6~1101年）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为官多年不得志，屡屡被贬。宋哲宗元祜八年（1093年）被贬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任知州。他在定州任上虽短短八个月，却留下了大批文化遗产。
苏轼未到定州，悲凉秋风已起。这年，他已58岁，年近花甲。在经受了乌台诗案的惊悸、黄州苦雨的浇灌后，这株挺拔之松依然劲健。然而，最为严酷的打击即将来临。
这年八月初，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夫人去世了。苏轼“泪尽目干”，处于痛苦之中。九月，更大的恶浪席卷而来，关心和重用他的高太后撒手西去，哲宗亲政。此前，苏轼给哲宗小皇帝当老师断续已八年之久，这位刚刚18岁的皇帝肯定烦透了苏轼。多年来太后垂帘听政，他青春躁动的思维被太后压抑着，整天闷闷不乐。遇到什么请示，总说：娘娘已处分，我还说什么！只看到大臣们的屁股罢了（大臣们伏首磕头的状貌）。所以太后刚刚去世，他叛逆的心理迅速轰然升腾，马上命苏轼知定州。皇帝对太后还如此，对坚硬耿直、整日说教的“老师”，忍受到了极限，几乎由烦变恨了。官员赴外任，照例要上殿辞别，但皇帝拒绝了，竟连见一面都不肯。
苏轼要见皇帝，皇帝不但现在不想见，大概永远也不想见了。并且厌恨之树还在增长，对老师一贬再贬，直贬到天涯海角。直至8年后哲宗去世，苏轼的生命之焰将熄灭的时候，他也没能再上殿教诲这位学生。
北风渐凉，秋雨绵绵而至。苏轼写下一首《东府雨中别子由》，准备赴定州任所。诗中有这样两句：“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定州属中山国故地）
这位敏感的诗人，隐隐约约觉察到他的命运，并且预感到弟弟苏辙也面临着被贬。
一语成谶。他自去定州之后，真正地没有归期了。
正如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评价：“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所以，他不会完全放弃人生，事实上还在做着儒家的还朝梦。在后面的诗歌中，有一首写他看到了晴朗的太行山时，自信地说，他不会像柳宗元那样永远留在愚谷贬所，而一定像韩愈一样很快回来。诗人爱做梦，梦多是甜美的。苏轼伴着这样的清梦终其一生。在定州任职时，有人找来一只鹤，想让鹤为他跳舞取乐。没想到高傲的鹤竟然面有难色，睥睨苏轼，似乎说：“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意思是我所求不多，还要为你们献媚，所以愤然下堂，对人们投去的饼饵视而不见。“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苏轼感叹不如鹤的坚决，甘心隐退，恰恰说明了他在做那样的还朝梦。佛的缥缈，道之空空，还不能成为苏轼的人生导航仪，儒家思想还在左右着他的生命行动。可以说苏轼一生都在“入仕”，儒是他的主心骨，佛与道是排解、慰藉的工具而已。他不会像闲云野鹤式的朋友吴复古。吴复古常常飘然到苏轼身边，又悠然不见。他们两人都是足迹遍中国，但方式完全不同。苏轼是受命而行，吴复古完全听由己意。忽然间，吴复古将死去，苏轼问他还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眼睛。这才是真正道家风范。而苏轼将死，还惦念其儒家著作的传播之事，他把注解完毕的《论语》等书托付给好友钱世雄，并说：“30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他在昏迷中，还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他还在坚持他的儒者人生。
所以，苏轼垂垂暮年来到定州，虽备受打击，但还没有放弃他务实为国、全心为民的儒家人生准则。
就在赴定州，皇帝不搭理时，他还冒死进奏章，写下《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劝哲宗“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忽为恶药所误”。放不下忧国之心啊！
中山故地的定州，在宋代时靠近边陲，历来是兵家要地。但苏轼到来时，却看到军政松弛、士卒涣散、贪污赌博，不成样子，“承平百提烽燧冷”。他没有因心情郁闷停止工作，而是马上着手整饬军备。
刚正不阿的倔脾气顷刻显露。那天，他身着正式军装，威严地出现在校场。当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将校官兵时，竟然发现军中副总管王光祖没有来。这位骄悍老将，在地方驻防多年，不把一个文弱书生看在眼里，大概不愿看他的“指手画脚”，所以称病拒不参加阅兵典礼。苏轼是谁呀，马上命令书吏，写奏折参他。老将闻听，动真格的呀，“震恐而出”，参加训练了。此后军风军纪大变。
之外，他增修了弓箭社，把百姓们组织起来，“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令全民皆兵。随时随地都能参加战斗，又不误农耕。仅仅三个月，定州治下588个村组织了弓箭社651个，成员达到三万人之多。
可惜，苏轼创造的焕然一新的定州面貌，竟然昙花一现，被浊风疾然刮去。但这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苏轼，不是东坡采菊，不是赤壁放歌，更不是做东坡肉、吃岭南荔枝的那个人了，而是戎装在身，俨然一位能征战疆场的将军。试想，在国势文弱的宋朝，如果多几个苏轼这样坚毅、刚正、有责任心又有办法的将军，按照苏轼的择变、强兵、富民的一贯主张执行，说不定就没有“靖康之耻”了，岳飞、文天祥也会好好地做太平官呢。但这只是假设，不过有一种可能就是：一旦战事纷起，苏轼也应该能作《满江红》，也要《过零丁洋》，一样留取丹心照汗青。
但是别忘了，一个偌大的天下放在一个“愣头青”小伙子手中，而恰恰他又处在叛逆阶段，结果是，一听说老师在干正经事儿，而干正经事儿必然被妨碍着的人参奏，于是马上下旨，贬到更远的地方。仅仅上任八个月的苏轼被迫南迁，去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了。
短短的定州之任，苏轼为我们留下了醇美的中山松醪酒，留下精雅的雪浪石，留下至今茂密生长的“东坡双槐”，留下定州秧歌的悲凉韵调……当然，苏轼北上定州，不单单是悲凉，更多的是，他想用一个文人柔软缠绵的情怀，捂热北宋这片正在板结的土地；想用一个诗人的澎湃的激情，去点燃久已冷却的北地烽燧；想用儒家的仁德，去做一块抵御朔风的墙板。他去做了，但宋廷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所以，一路南下而去，他一定久久回望定州，那是他的遗憾，更是大宋朝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