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经考试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有幸成为尊师重教号召的首批受益者。那年月，村里出了个“公家人”是件大喜事。整个村庄为此轰动，乡亲们纷纷来祝贺，递烟、分糖、倒茶，迎来送往这些待客之道都由我过去的学生、远房侄子国玉忙活。
我吃上国库粮，妻子与三个孩子仍是农业户口，他们每人有8厘自留地，每星期六结束一周的教学回家，首要任务就是侍弄自留地。我虽生在农村，但自小读书，下学就当教师，对庄稼活可谓一窍不通，而国玉已是有12年“农龄”的地道农民，每个星期六都帮我干活，成为我家自留地的主劳力。这年秋天他帮我刨地瓜并送到家，磨磨蹭蹭不走，我发现他动作拘谨、欲言又止。说：“国玉，有什么话就直说。”他搓着手低声说“眼见就到冬天，我想向老师叔借五块钱，给两个孩子买双鞋。”我痛快地回答“没问题，五块不够就十块。”他摆摆手，笑着说“够了！够了！”
1982年实行分田到户，乡亲们欢喜若狂，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家除了原有的三分二厘自留地又分到了3亩口粮田，对我这个耕作低能又没时间的人可谓出了一道巨大的难题，可不久我的顾虑就全消除了，因为这道难题被国玉解开了。我家的地从耕地、播种到收获，全程都由他安排。我记得割小麦时他全身热汗横流，一人顶三个人。小麦脱粒时他向机中塞麦捆，机中喷出的尘土、麦毛将他的脸描画成黑乎乎的一片，根本认不出本来面目。脱完粒他笑笑吐口痰，全是黑泥。对这种倾力相助我异常感动，亲儿子不过如此吧。我无以回报，只能在年、节为他的孩子买件衣服、鞋袜聊表心意。
1985年我因学历、教龄达标，全家农转非进入县城第一中学，离村足有40里，相隔远了，但国玉照常来我家。他几乎每个星期都骑自行车来县城一次，每次来都捎来足够我全家吃十天的瓜果蔬菜。倍受感动的妻子对他说：“国玉，我左思右想，总也猜不出你为么对俺家这么好？”国玉笑笑：“婶子，你肯定不知道，小时我家贫，念书时老师经常给我笔和本。又培养我当班长，特别信任我，可以说待我情同父子，这师恩一辈子也报答不了。我是个庄稼人，帮干点活算什么。”
1986年他对我说“咱是庄稼人，种地是咱的老本行，现在我种五亩地，只够年吃年用，一辈子也富不起来，我寻思索性多包几亩地，多打粮，多收入，让日子富起来。”是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农业集体化，乡亲们年复一年地向土地要粮食已形成一种牢固的意识，他们不会去想办工业、商业，即使我这个文化人也想不出致富的新点子，我同意他的打算。他说话算话，五天之后他笑逐颜开地告诉我：“我新承包了10亩地，老师，又要麻烦你了。”接着说“包这么多的地，耕作、运输只凭双手和独轮小车没法胜任，雇别人机械花费太多，我想买台手扶拖拉机。”看到他志在必得，我说，“说吧，你需要多少？”“四千五。”“行，现在就拿。”说罢，师生二人直奔农机公司赶回一台手扶拖拉机。从这年开始，他每年通过电话向我通报收入状况，我估算他四年来的净收入，有两至三万元吧。其间他多次告知我他要还钱，我说“留着用吧，算原始积累，准备更大发展。”
1990年他颇有信心地对我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不能只盯着种粮，眼光要瞄准市场，产品要随着市场转。我决定不种粮食转栽大姜。”我问“你有把握吗？”他说：“我已经进行过市场调查，大姜主要出口日本、东南亚各国，每年的需求量达百万吨。是国家外贸收购，销路不成问题。”又说“栽姜的成本投入是种粮的几十倍，栽一亩姜的姜种加施肥就要三千元，为了灌溉必须买台抽水机，这又要上万元，至少要六万元。”我问“你要借多少？”“两万。”“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任政协委员，每天忙于调研写提案，为文史委发掘史志资料。国玉为发展大姜事业，全副精力投入耕作、施肥、灌溉、收获、储藏、销售，比我更忙，我们之间时常通话互致问候、鼓励。
2004年金秋的一天，国玉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务必于第二天早八时到村，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这么急，第二天我准时在村口下车，见贯通村南北的主干道与公路相交处竖起一座红彤彤的大拱门，主席台设在拱门下，村支书邀请我上台就座，接着他宣布：“刘国玉出资硬化道路开工典礼现在开始，请国玉同志讲话。”国玉笑呵呵地站起来：“父老乡亲们，我因种姜发了点小财，也算富起来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能耐，是改革开放的功劳，是乡亲们的热情支持的结果，我是村庄的儿子，为村里办点事是应该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叔也是我的老师，是他三次借钱支持我。”他把手指向我，我打断他的话：“我也是村庄的儿子，应该的。”国玉又接着讲：“乡亲们，现在咱们庄稼人种地不交皇粮，种粮还有补贴，真正的赶上千载难逢的好时代，乡亲们如果信得过我就和我一起种大姜，形成规模化产业……”
整整一天，我在兴奋、激荡中度过，这倒不是因为国玉还了借款，而是从他的行动和语言中看到了他高尚的灵魂和广阔的胸怀，我坚信他一定能用自己的智慧带领乡亲走上致富之路。
从2005年开始，我先后为乳山一中、金洲矿业集团编纂校史、矿史，一晃十年。2015年在昆明工作的大女儿为了给我老伴治病，把我们老两口接到春城。这样我与国玉相距遥遥万里，但我们经常通电话，从中得知有众多乡亲参与栽姜，他带头成立大姜合作社，实施统一由厂家供应化肥，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购的经营模式……通话中最令我振奋的是告知我他被选为班长——村党支部书记，这让我更信心满满地认为：村庄一定能在他的带领下富起来。
2017年秋，我返回乳山，当天便乘车回村，黄昏时在13年前下车的路口向村中走去，当年国玉硬化的主干道上卡车、手扶车拖拉机排成长龙，人声鼎沸，乡亲们忙于卸姜、装袋、过磅。我未去打扰乡亲，信步向村中走，在拐向一条东西胡同时，遇到我叫三大爷的一位长辈。我问他的健康、生活怎么样，他竹筒倒豆子似地告诉我“这几年可了不得，全村人都跟着班长栽姜，发财了，哪家收入都有八九来万，像我这样七八十岁的老家伙都买了养老保险，每月国家给开支一千五六百，敢保这辈子衣食无忧了。”告别他我走进国玉的家门，他惊喜若狂地拥抱我，我用手拍着他的脊背说“不愧是班长，真的带领全村走上致富路了。”他嘿嘿笑着说“不是我带领的，是改革开放大潮流推动的，如果还走集体化，不知还要为温饱奋斗多少年。习总书记制定振兴乡村政策，我一定趁着这大好机遇和乡亲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咱村建设的山更绿、水更清、人更富、村更美。那时候请您也回来住。”我说：“不用请，我一定回来。”
作者：刘炳桥，乳山市第一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