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平江籍开国少将钟伟，不仅作战机智勇猛，个性也特别刚烈狂放，被誉为中国的“巴顿将军”，其传奇人生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创作原型之一。
战功赫赫猛将军
钟伟15岁参加红军，一生参加战斗无数，屡立奇功。1935年2月，钟伟率红十团警卫班担负主攻任务，一举夺取娄山关，为主力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1939年6月，他只身一人深入虎穴，成功改编了一支百余人的土匪武装，并迅速将其扩大为3000多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豫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立下汗马功劳。1943年3月，他率部在高沟镇血战七昼夜，全歼守敌1400余人，令苏北地区的日伪军闻其名而胆寒。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钟伟抗命打胜靠山屯一仗，更让东北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对他刮目相看。
1947年3月，钟伟奉命率领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南渡松花江，准备东进德惠，配合东野一纵、六纵围歼国民党军新一军之一部。在途经靠山屯时，发现一个团的敌人正往德惠方向撤退。钟伟随即命令部队将敌人包围在靠山屯，打算吃掉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再走。然而，就在战斗即将打响时，林彪却连续发来三道电令，责成钟伟立即率部东进。军令如山倒，师政委在林彪的第三封急电到达后极力主张 “执行命令”。但钟伟在得知敌八十七师正在赶来德惠增援时，更加坚定了把握战机的决心，他说：“事不宜迟。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枪毙了他！”他一边组织部队投入战斗，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儿打了，快让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这份电报也让林彪看到难觅的战机，他马上改变部署，急令主力纵队向靠山屯疾进歼敌。是役，钟伟率部不仅消灭了敌人在靠山屯的一个整团，而且还拖住了前来增援的敌八十七师，让东北野战军一纵、六纵得以在郭家屯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共毙俘伤新一军15250 余人，取得三下江南的全胜。
此后，第五师在钟伟的率领下攻城拔寨，无往不胜，被东北野战军首长视为“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作战，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1948 年初，钟伟被破格提拔为十二纵队司令员。从师长直接提拔为纵队司令员（军长），这在整个四野未有先例。同年11月，钟伟率部全歼由蒋经国亲手组建的美式机械化王牌部队二○七师，从而迫使沈阳“剿总”副总司令周福成投降，宣告了东北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的解放。
刚直不阿有风骨
钟伟性格刚烈，敢于较真，敢讲真话，这让他一生吃过不少苦头，也是他人格魅力的闪光点。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钟伟任红十二团政委，奉命死守广昌。残酷的战斗让全团伤亡大半，先后有四任团长牺牲。部队撤出战斗后清点人数，活下来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把他叫去，说要追究指挥责任。钟伟心里不服，当即与彭德怀顶撞起来，说我的责任可以追究，我还要一级级地往上追，看看到底是谁瞎指挥，让我们打这种败家子仗。话传到李德等人耳里，他很快就被撤了职，调去红十团任总支书记。
1939年夏，钟伟调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三团政委。当时挺进纵队一连攻克了大小悟山、应城等地，纵队的主要领导开始盲目乐观起来，决定将刚成立的3个团深入敌后开辟新战区。钟伟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3个团的人员成分复杂，有一些刚刚改编的伪军、民团和土匪，纪律松驰，战斗力不强，主张先整训部队再图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种冷静客观的分析不被纵队首长所接受，反而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宗派小集团”等大帽子扣在钟伟的头上，连续开会对他进行批判。为了加大斗争火力，有人甚至拿钟伟夫人刘挽澜的家庭出身大做文章，诬蔑钟伟的“岳父是反动军官”、钟伟的“老婆刘挽澜有特嫌”等等。钟伟有口难辩，一气之下决心去苏北找上级申诉。一天晚上，他带上妻子、孩子和1个警卫班走了，历尽艰辛，在苏北找到了老部队新四军三师，不久即被师长黄克诚任命为十旅二十八团团长，开始在军事主官的舞台上大显手身。如果钟伟当时被追回去，没准就会被当逃兵给毙了。后来的实践证明钟伟的判断是正确的，挺进纵队的3个新团开到敌后不久就被打散了。
1959 年 8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林彪的主持下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率先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他在长征途中欠了一军团一名干部的血债，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他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把与会者全都震住了。见此，禀性刚烈的钟伟呼地站了起来，亮开嗓门反驳说：“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那次是在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联合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那个连长丢下阵地拉着几个战士逃跑，是我把他枪毙了，他罪有应得。执行战场纪律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今天是有人别有用心，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恼羞成怒的林彪当场命令把钟伟押出会场看管起来，随后又撤销了他北京军区参谋长的职务，转业到某省农业厅任副厅长。“文革”中，钟伟更是饱受折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
廉洁自律的楷模
钟伟是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却从不居功自傲，自恃特殊。相反，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1949年7月，钟伟率部南下长沙，见到了分别20余年的长子钟来良。钟伟悲喜交加，虽然他内心里觉得亏欠儿子太多，但当儿子要求他在长沙为自己找一份工作时，却没有满足其要求，他对儿子说：“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回去吧。”懂事明理的钟来良没有再为难父亲，转身回到平江，一直务农到老。
钟伟十分喜爱听话懂事的孙女水霞，“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把水霞接到北京读书。中学毕业时，孙女因户籍关系要回平江，钟伟很是舍不得。临行前水霞说：“爷爷，你在北京给我找个工作我就不走了。”钟伟对孙女爱之切，但也不迁就，他说：“要回去自己考，不要走后门，那是不光彩的。”水霞回到平江后考上了师范学校，来信告诉爷爷。钟伟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回去给你庆功。”
1970年代末的一天，钟伟收到平江县委一位领导同志的来信，信中说：“钟老，您的堂弟偷了一头牛，我们判了他5年徒刑。如果您有意见的话，我们可以改判。”意思是说对他堂弟判得比较轻，如果钟伟发话，还可减刑。钟伟曾再三告诫家乡的亲属要遵纪守法，却未料堂弟做了违法之事。接信后，他马上操起电话给这位县委领导打了过去，怒气冲冲地说：“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7年，我看谁敢去说情。”
钟伟革命一生，对党和党的事业倾尽无限热情，他刚正不阿，为人正派，他临终前写下的遗嘱更是感人至深：“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给以适当的照顾。同志们，就此永别了。”1984年6月24日，钟伟在医院听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激昂旋律溘然离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