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魁梧，略有蹒跚，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江老轻声地招呼保姆递送茶水，稀疏的头发基本上全白了，目光和善而坚定。他缓缓地坐在沙发上，将身体稍稍向后靠了靠，然后手臂撑起下巴呵呵一笑，不无自嘲地说：“真是老了。”
向来不服老的江老如今已经83岁了，在2008年10月因患中风后遗症住院两个多月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1956年，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江平，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随后被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22年的曲折人生。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漫长岁月里，他常常想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想到的答案是，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人治传统轻而易举地破坏了秩序，而解决之道，在于制定法律。从此，他矢志做一个法治的“布道者”。
他先后参与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信托法》等诸多重要法律的立法工作。
勇气来自良知，只向真理低头
江平已然成为了一个符号，他不仅仅属于政法大学，也不仅仅属于法学界，许多场合，只要江平到场，众人都会起立鼓掌，他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勇气和影响力。
而江平说：“我的勇气来自于良知，我只向真理低头。”
祖籍浙江宁波的江平，1930年出生于辽宁大连。性格激情奔放的他在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立志成为一名记者“为民请命”，但时局动荡，大学第一年他选择停课参加学生运动。1951年8月，他作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
1956年，因成绩优异，26岁的江平获准提前一年从莫斯科大学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血气方刚，激情澎湃的他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写了一张关于整风五点建议的大字报，就是因为这张言辞激烈，呐喊自由的大字报，让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很多年之后，当年一起意气风发的同学们相聚时说起此事，都笑说江平是“提前一年毕业归国，就是为了抢一顶‘右派’的帽子。”那段时间是江平的人生低谷，噩梦接踵而至，结婚一个月的妻子不堪政治压力与他离婚，他下放北京市郊劳动改造时，左脚又被火车轧断，从此只能换上假肢行走……
1978年的秋天，江平接到了宣布他“彻底平反”的正式通知。一起交还给他的，还有当年他的批判材料和写了无数遍的个人检讨。那段时间里，一空闲下来，江平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反复看，经历了22年压抑的“右派”生涯，他立志做一名法治的“布道者”。
1979年，江平回到了政法学院任教。面对“文革”后的法律废墟，他那颗执着追求文明的心复苏了，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所经历过的创痛和不幸，以社会和民众的良知，站到了当时中国法学的前沿。
他不仅在大学校园里广受欢迎，还参与了我国多部法律的制定。1985年作为“民法四杰”之一的江平参与起草了《民法通则》，《民法通则》被誉为中国版的“人权宣言”，其标志意义超越了法条本身。《民法通则》颁布一年后，江平牵头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1989年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被西方认为是中国现代法制的开端，它标志着政府也可以成为被告，“民告官”自此成为流行词汇。
2008年11月24日，“30年30人·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致敬盛典”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行。会议间歇，江平袒露心迹：“上天总算是公平的，1956年以后，给了我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22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国家民族亦如此，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
敢为国事鼓与呼，法学大师的外交典范
1996年12月6日，江平在中央党校以《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为题，作了一次深具影响的报告，引起了热烈反响，这篇讲话还通过录音、录相等形式广泛传播。这个报告的基本观点受到了政界、法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江平报告的基本主张就是不以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他呼吁：“走国有企业全面股份制改组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正确选择。” 2005年10月，由江平牵头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公司法》正式颁布。
1997年他在参加中央党校的另一次名为“五个当代”的讲座系列中，以《当代民商法》为主题，以很长的篇幅阐述了现代企业的理念和制度结构，再一次呼吁国有企业要完成向现代企业的真正转变。
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作为一个法律人，他的公共外交才能同样不乏过人之处。
1987年，江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意大利的邀请函，邀请他以学者的身份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罗马法学术大会。江平在大会上用俄语发表了《罗马法在中国》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江平主要讲了中国民法的体系渊源，讲了中国民法司法精神的恢复。
这是江平第一次以法律学者的身份参加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来自欧洲大陆的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很专业的问题，江平同样用俄语一一回答。这次对外学术交流使江平和罗马法结缘。从此，他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动罗马法的研究。
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江平始终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一线。他先后到过德国、俄罗斯、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发表演讲和学术交流，或介绍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法律，包括市场改革以来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国有企业改制等，或介绍民商法在中国的发展，当然也涉及到中国的司法制度。
“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的半路夫妻长相依
江平的老伴崔琦——这位18岁就参加革命的前华北大学毕业生，谈吐儒雅，她是江平无法离开的贤内助。
1967年，已经鳏居十年的江平，终于走出离婚的阴影。在北京政法学院同事的介绍下，江平与同样是“摘帽右派”的东城区房管所干部崔琦相识相知，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相濡以沫地一路走来。
崔琦回忆说，当时的结婚仪式丝毫没有走进新时代的意味。两人头上都有“摘帽右派”的帽子，在“唯出身论”的年代，两人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两人都有父母亲要抚养，每个人的家庭负担都不轻……在这么一种境况下结婚，着实有点冒险。
决定跟江平结婚，崔琦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她说：“现在人可能说我当时眼光不错，选择了江平。可是当时，大家却不这么说，人们常问我：出身好的人有的是，你为什么选择他呢？而且，你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好。人家没
明说，潜台词就是，你们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
1967年9月28日，江平与崔琦举办了简单的婚礼。那一年，江平37岁，崔琦33岁。两个“摘帽右派”选择“文革”初期结婚，的确需要一点“革命”的精神气概。尤其是在婚礼上，江平还破天荒地打上领带。以当时“革命”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
颇有时代特色的讽刺在于，两个“摘帽右派”可以选择结婚，却选择不了结婚的日期。崔琦说：“当时决定结婚，找什么日子呢？你甭想10月1日，那是祖国的生日，而且，人家也说了，你也不能大张旗鼓，就让我们9月28日结婚。结婚时，也不能随便请人，这派请对了，那派请得不对了，这也麻烦。所以，我们就以家人为主，请很少的亲戚来家里坐坐，就算完婚。”
决定结婚前，江平跟崔琦说了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至今让崔琦记忆犹新：“反正我和你结婚，每月就这69元钱，69元钱之外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你让我去借，这事我做不到。”当时江平每月的工资是69元，崔琦每月工资62元，加起来只有131元，这就是全家每月的生活费。这131元中，每月还要拿出20元，给两家的父母各自10元。崔琦手中可供开支的预算只有111元。1969年6月，江平和崔琦的第一个孩子江波来到人间。由于批斗别人时，崔琦经常被勒令陪斗，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生活压力大，医疗条件差，导致崔琦在生江波之前，连续四次流产。
回忆起这段往事，崔琦依然充满忧伤：那时候生孩子，心情不好，流产了四个，江波是第五个。我是“摘帽右派”，一会斗这个，把你拉去陪；一会斗那个，把你拉去陪。你甭想安安静静待着。一般妇女本来就有习惯性流产，你一流流一串，关键是心情不怎么好。这第五个，还是医院大夫发了慈悲，不要造反派的介绍信，就冒着危险把我留下保胎。当时，没有造反派的介绍信，一般的大夫都不敢收我。可在当时，等造反派的介绍信开出来就晚了，如果我不去保胎，那我今生今世就没机会再做母亲了，那时候我已经35岁了。
近四十岁才初为人父的江平，当然十分欣喜，即兴写下《七律·纪念波儿出世》：谁遣此儿下尘河，未落人间已颠坷。抱婴床前沉百感，握笔案头发九歌。犀无梳处方知老，欢未成时几经折。江海行舟多险阻，愿汝长能耐风波。
三年后的1972年，江平和崔琦的第二个孩子江帆来到人世间。但由于政治运动频仍，崔琦精神压力大，昵称为“小妹”的江帆不幸患有先天性智障。念及往事，崔琦依然痛苦不已：“1972年生完江帆后，江平又去了延庆。江帆生下来七斤半，却患有先天性智障。到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孩子还不会下地走。每天我早晨出去的时候，孩子还没醒，我晚上回来，孩子都已经睡了。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抚养这个孩子，你要说这孩子突然能变得和正常人一样，那真是出现奇迹了。”
无论如何，年过四十的江平夫妇，膝下有一儿一女。尽管还需要跟家人分离，生活中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江平和崔琦的小家庭，已经慢慢走出困境，江平灰暗的人生也有了不少亮色。
对于两人携手走过的风雨历程，江平心存感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之所以没有后顾之忧，全靠崔琦和崔家人的大力帮助。所以我的事业如果说有所成就的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个贤内助。”
在客厅通往卧室的门廊上，江平亲笔写成的“忘忧”二字悬挂在正中。江平对老伴说：“进到卧室以后，所有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一概忘掉。”
生活中的江平，是个铁杆球迷，这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崇德中学读书的时光，从那时起，他便是校足球队主力。一谈起足球，老人顿时表情丰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球迷是不是不多?”随即，他呵呵一笑。2008年北京奥运会，江平专程前往工人体育场，观看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半决赛，之后又到鸟巢看了一场国际米兰与拉齐奥的对阵，大呼过瘾。足球是江平最大的爱好，国内的足球比赛，他也很关心，但凡有国安的比赛，他便抽出时间盯着。老伴崔琦半夜醒来，经常看到他披着衣服在客厅看球，“他可真是球迷，如果说晚上还有一场比赛，哪怕半夜两点也要爬起来。”
崔琦说，当年在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江平就是校足球队的。后来被划成“右派”，那段时间心境沮丧，在劳动期间被火车轧断了腿，球不能踢了，就只能看了。
江平说，他不是文盲，是电脑盲。尽管家中有电脑，但并不懂得如何操作，他的生产方式还是手工作坊式的，他认为这是自己最大的不足。因为不用电脑，很多信息的利用就会受到限制，视野不够新、不够宽。不过，他又自我解嘲说，好处也是有一点的，那就是，不会被网上的大量材料所淹没。“所有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是我思考后的文字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