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版本、不同年月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的书籍数不胜数，但是那些书中绝大多数是讲高层决策、战役进程，我们从中读到的是壮烈与辉煌交织的英雄史诗。而我们接触的这些志愿军老战士，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说的是这部史诗的另一个方面——战场上的细节。这些细节强烈地震撼着我们，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
伤员谷：一位女战士内心永远的痛
有一位叫刘芳廷的老同志写来一篇仅有400多字的稿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刚刚入朝的惨烈景象还恍在眼前，遍地都是我军死伤的战士。”遍地都是死伤的战士，是怎样的一幅景象？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们专程采访了这位志愿军女战士。
刘芳廷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入伍，入朝时是26军军直第四医疗队的卫生班长。26军一入朝就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东线作战。这次战役中，26军是伤亡最大的部队。该军的军史上这样写道：“第二次战役后，全军由4个师缩编为3个师，由12个步兵团缩编为9个步兵团。其中两个团各辖两个营，各团、营的人数均不足额。”从上述文字中可以推算出来，当时26军的减员不会少于3000人。
刘阿姨告诉记者，26军的伤亡中有一半是非战斗减员——冻伤。由于入朝仓促，这支从
上海紧急调往东北，没有经过休整就入朝的南方部队，很多指战员是穿着绒衣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打仗的，刘阿姨入朝的前一天才接到通知去领棉衣，结果领回来的不是军装，是从民间紧急征集来的棉装。蓝的、黑的，五颜六色；大衣、棉袄、棉坎肩什么都有，全班
每人分了一件。说起入朝初期的事情，刘阿姨的脸色立刻凝重了起来。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刘阿姨所在的第四医疗队在作战部队后面跟进。部队推进至黄草岭后，他们开始接收从火线撤下来的伤员。一开始还能有条不紊地展开救治，但没想到后来伤员急剧增加，一切都变得困难起来。刘阿姨说，一条山谷里，满满的都是伤员。除了志愿军的伤员外，还有些朝鲜人民军的伤员，甚至还有几个韩国的、美国的、土耳其的伤员。医疗队6个卫生班，每个班都要照顾七八十个伤员，这样还顾不过来。队长要求各班尽最大的努力，能照顾多少伤员就照顾多少。然而，第四医疗队能给伤员提供的医疗保障极为有
限。
别说是病房，连帐篷也没有。所有的民房都被炸得只剩下断壁残垣。医护人员利用残墙、树枝和雨布搭起来的马架子只能让少数重伤员住进去，多数伤员就躺在雪地里。
医疗队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和药品的数量有限，只能用盐水给伤员冲洗伤口。只有伤员的手脚冻伤严重到要危及生命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而手术也只能做一种——截肢。
更严重的是没有粮食，整个“伤员谷”有五六百伤员，只能分吃医护人员携带的那一点干粮。后来，医疗队从当地挖出了一些老百姓埋藏的土豆，煮熟后分给伤员吃。
前线医疗队担负的任务是对伤员紧急处置后，向后方转送。然而，这不同于在国内作战，后面没有解放区人民组成的担架队跟着。转送伤员这一关键的环节缺失了。刘阿姨说，数百伤员躺在山谷得不到后送，因为没有专门负责转运伤员的部门，既没有担架上来，也没有车辆上来。只有当运送弹药的汽车上来的时候，顺便带回几个伤员。但是，由于当时志愿军没有高射炮和飞机掩护，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得很少有汽车能开到前线。看着这些得不治疗，在伤痛、寒冷和饥饿中煎熬的伤员们，医疗队员们心如刀绞。伤员死亡的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而没有药品的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刘阿姨她们能做的就是给伤员盖盖被子，或者把伤员冻僵的手脚抱在怀里暖一暖。刘阿姨含着眼泪说：有一个四川小战士只有18岁，严重冻伤，每次去看他，他都会对我笑笑，说自己能坚持。那天晚上，我去看他，还和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时，他死了，脸肿得很大。一周时间过去了，转运伤员的车辆没有来，却来了一道命令：第四医疗队迅速撤离此地，在追击部队后面跟进，接收前方战斗的伤员。
1952年秋天，刘芳廷与担任26军侦察科长的丈夫杜良仁在朝鲜留影。当时部队正在休整，新婚两个月便入朝参战的刘芳廷惦记着丈夫多次负伤的身体，便利用休整的机会前往军司令部驻地探望两年没见过面的杜良仁。军部的战友为他们拍摄了这张珍贵的纪念照。
面对着“伤员谷”里的五六百名伤员和这道命令，第四医疗队全体队员们的心都要碎了。但军令如山，何况前面还有新的伤员在等待着他们去救护。临出发之前，医疗队员把“伤员谷”所有的伤员都巡查了一遍，绷带松了的，再绑一绑；不能动的伤员再喂口水。伤员和医疗队员泪眼对着泪眼。一位被敌机炸断双腿的指导员紧紧抓着医疗队员的手问：
“你们走了，谁来管我们呀？”
“很快就会有人来把你们接到后方去治疗的。”
医疗队长回答了一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真假的话。在伤员们绝望的目光注视下，第四医疗队撤离了“伤员谷”。
“你们走了，没有人管这五六百名伤员吗？”记者问。“有，我们留下了一个卫生员。”刘阿姨泣不成声。记者知道刘阿姨有严重的心脏病，不敢再问下去了。刘阿姨稍平静了一下说：“60多年了，这事我一想起来就难受，我从不对人提起这些事，这是我心里的一块病呀。”
“那么，后来这些伤员怎么样了？”记者忍不住又追问道。
“不知道，我们留下的那个卫生员也没有回来。我们也没有勇气去打听那些伤员的情况。”刘阿姨双手掩面，说不下去了。
所有在采访现场的人，都流泪了，默默的。
志愿军老战士孔繁岱讲述自己两次负伤的故事
伤员、伤员
据官方公布资料，朝鲜战争期间，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有22万多人负伤。在火线上，救护伤员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伤员的后送和转运跟不上，导致不少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牺牲。
近期，中央电视台重播了纪录片《断刀》。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重创美军的史实。这一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战局，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以南。《断刀》展示了仓促入朝的志愿军部队穿着单薄的衣服，冒着零下三四十
度的严寒，用老旧的步兵轻武器，与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交战。片中讲到了美军与盟军的败退和伤亡惨重，那一仗美军伤亡了2.5万人。片中没有讲志愿军的伤亡。
孔繁岱在现场演示手脚冻伤的伤员在雪地中爬行的情况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觉，凡是打了胜仗，都是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事实上，战争并不如此。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的数量是3万余人。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总部召开总结大会，负责后勤工作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发言中说，“部队普遍反映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这“三怕”是当时志愿军面临的最大困
难。曾经有位志愿军老战士对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受了重伤，部队没有办法带着往前走，战友们往往会掏出一把炒豆子塞给伤员，说兄弟你好好坚持着，后面会有人来抬你的。但实际上，这就是等死呀！”这是真的吗？记者将信将疑。然而，最近采访到的几位志愿军老战士却告诉了我们更为严酷的事实。
在征集到的稿件中有一篇名为《难忘朝鲜战旗红》的文章引起了编辑的关注。文章的作者是泗水县的苏树华，文章是他根据志愿军老战士孔繁岱的口述整理而成。这篇文章讲述了孔繁岱在战场上两次负伤，全凭着顽强的意志自己救自己的事。根据苏树华提供的线索，
我们来到了孔繁岱家。
孔繁岱现年89岁，面容清瘦，步履虽然有些迟缓，但身板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挺拔。孔老的听力非常差，和他交流有点困难。但当知道我们是为了采访他在抗美援朝中的经历时，话匣子就打开了。
孔老是山东省泗水县人，1942年参加八路军。1950年11月入朝时，任26军78师233团2营4连指导员。部队入朝前驻扎在上海，当时孔繁岱得了血吸虫病住在医院里治疗。部队要上前线打仗，自己却躺在医院里清闲，这对屡立战功的孔繁岱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他软磨硬泡地缠着医生，最后医生批准他出院了。而此时，他所在的团已经走了好几天了，他硬挤上师后勤的军列赶到沈阳追上了部队。
1950年11月19日，26军从临江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战场。11月24日，敌军集中了20万人，分东西两线发动了“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随之打响。12月4日，26军投入了战斗，任务是迅速到达指定位置，分割包围、追歼敌人。26军要追击
歼灭的是美军机械化部队，凭着两条腿要在雪地里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军长张仁初命令“不顾一切追歼敌人”。啥叫“不顾一切”？孔老解释道，那就是什么都不管呀——有没有吃的不管、掉队的人员不管、伤员不管，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得往前冲。
12月10日，美军陆战一师越过黄草岭向南逃窜。孔繁岱所在的78师尾追不舍。黄草岭，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冰天雪地，行走十分艰难。傍晚上山，天明时到达山顶，整整走了一夜。这时部队已断了粮，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又饿又累，个别人员有一点炒面，大家都分着吃，就像吃芝麻盐一样，一人捏不到一小撮，就着雪团吃下去。当夜连里就有六七个人冻饿死在山上。他们顾不上掩埋战友的尸体，只能抓上几把雪盖在烈士的脸上，又接着追击。
断粮是影响部队作战行动的最主要因素，没有后勤供应，全凭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炒面。孔老拿出他保存了60多年的炒面袋给记者看，那袋子也就能装三斤炒面，就这袋子炒面支撑着孔繁岱连续打了12天的仗。没有饭吃，身体就缺少热量，更多的疲劳至极的指战员被
冻伤。那些冻坏手脚的同志，为了不被冻死，用双肘和双膝在雪地里爬行着。说到这里，89岁的孔老趴在地上给记者演示起来。
采访中，他多次念叨着：没人管呀，伤员没人管！二次战役结束后没有多久，孔繁岱在一次作战行动中受伤了，这一回他尝到了“没人管”的滋味了。
1 9 5 1 年正月初六，孔繁岱的连队奉命向三八线开进，阻击进犯的敌人。在行
军途中遇到六架敌机的扫射和轰炸，当场牺牲3人，重伤5人，轻伤16人，孔繁岱的腿部也负了伤。孔繁岱让连长带着连队继续前进，他和伤员们留在了原地。天黑以后，当地朝鲜村民用爬犁把重伤员拉走了。孔繁岱把三位烈士掩埋后，带着这十几个轻伤员开始了艰难的行军——他们要寻找一个能安身的地方。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个小山庄——洞谷里村。洞谷里村有20多户人家。村里负责人把伤员安排到各户住下，村民对志愿军伤员很关心，可是村里既没医也没药，伤员得不到治疗，只能咬紧牙关忍受疼痛。孔繁岱虽然自己也是伤员， 但身为指导员就是大家的主心骨。他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到各户看望伤员。远离祖国，又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有的伤员见到他就哭起来。孔繁岱心里也很难受，但嘴上却宽慰道：“不要哭，好好养伤，过几天等往前方送弹药的汽车来了，会把咱们捎回去的”。然而他们在这个山村里待了两个月，也没有看见运送弹药的汽车——没有人知道有一批伤员在这里。由于没有任何治疗，伤员伤口普遍化浓，又不能清洗，流得到处都是浓血，屋里臭气熏天，陆续有伤员死去。那天埋葬了一个战友之后，孔繁岱想不能在这里继续等下去了，他决定带着六个伤势好转的轻伤员去找部队。留下来的都是不能行走的伤重人员，分手时，大家都哭了，孔繁岱和伤员们心里都清楚，这次离别以后不知能否再见面。
几天后，孔繁岱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而当他们回到连队时，迎接他们的只有11个人——连队刚刚从阵地上撤下来，130人的连队在坚守三八线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这11个人了。孔繁岱的第二次负伤是在第五次战役中。孔繁岱带着连队在接敌运动时遇敌人炮火拦阻，一颗炮弹落在他和通讯员之间，通讯员当场被炸死，孔繁岱的腿骨被炸断，脚也受了伤，躺在地上不能动。没有负伤的人继续前进，负了伤的自己救自己。在连队蹲点的团文化干事，守着孔繁岱要把他背走。孔繁岱知道，在敌人的炮火封锁区中，多待一秒钟都有生命危险，就催促他赶快离开，文化干事不忍心把他丢下，孔繁岱急了，冲着他吼了起来，文化干事这才跑着去追连队。孔繁岱冷静地观察了一下地形，挣扎着爬到一个山崖下，这里是一个死角，敌人的炮弹打不到。
他一个人在山崖下躺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时间里，没吃没喝，没见到一个人影。正在孔繁岱感到绝望的时候，听到附近有动静，他赶紧喊了起来。来人听到喊声跑了过来——这是团里的侦察员，和孔繁岱很熟。他把大衣脱下来盖在孔繁岱身上，然后找来了收容队，用担架把孔繁岱送到后面的一个地堡里隐蔽了起来。当夜，来了一副担架，抬担架的是东北民夫，父子俩。他们把孔繁岱送到了设在山沟里的一个医院。这里名义上是医院，其实就是一个伤员中转站——把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伤员进行包扎和紧急处理，往国内运送。在这里等待转运的伤员很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人多锅少，不能按时开饭，做一锅一伙人吃，吃完了再做。孔繁岱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才被送上回国的列车。此时的他，头发有扎把长，虱子满身，衣服又脏又破，露着棉花套子，伤口腐烂，混身都粘满了浓血，臭不可闻，没有一点人样。1951年6月下旬，孔繁岱终于回到了祖国，被送到延吉第三陆军医院治疗。半年后，孔繁岱伤愈出院。孔老对记者说，从前线回到后方，就好比从地狱到了天堂。吃得好、住得好，还经常被学校、工厂、机关等单位请去作报告，享受着英雄的荣耀。然而，他的心总是不安，时常在睡梦中被惊醒，总觉得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就在身边。
（根据孔繁岱口述和苏树华《难忘朝鲜战旗红》一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