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家》刊刊发了“追踪：烈士墓为何不见了”一文，讲述了82岁“家”人伯景露反映的家乡烈士墓不见一事。因为此事发生时间久远，亲历者大都在80岁以上，所以给调查求证带来了一些困难。但让《家》刊没有想到的是，8月14日，《家》刊接到亲历者于学锡的电话；8月16日，《家》刊又顺利联系上了迁移烈士墓的经办人康福礼。于是，这些80多岁的老同志用一个个碎片化的回忆，为我们拼就了一个让我们感动的完整的故事。
于学锡：那年牺牲的烈士有位才16岁
于学锡今年83岁，是莱钢的离休干部。看到《家》刊寻找烈士墓文章的时候，于老流泪了。于老的女儿很奇怪：爸爸，您怎么了？于老没有回答，而是拨通了《家》刊的电话。接到于老电话后，没有耽搁，《家》刊记者立刻前往莱芜和于老见面。
于老是南于家村人，当年八路军拔除鬼子据点时，于老才10岁，和伯景露一样，于老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于老永远不会忘记，日本鬼子当年是三天一大扫荡，两天一小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次，鬼子到于老家，揪着于老母亲的头发问，八路在哪？于老母亲假装不知道：什么八路？这里有一条路两条路，哪有八路？鬼子看问不出什么，就揪着于老母亲的头发毒打了一顿。鬼子走后，于老发现母亲的头发几乎被揪光了，可年纪尚小的于老只能攥紧拳头，咬碎牙齿咽到肚子里。
于老的父亲于文田是南于家村的民兵指导员，也是地下党，而且早在天福山起义的时候就入党了，当然，父亲的地下党身份，于老多年后才知道。不过，于老很清楚，父亲和八路是有来往的。所以，于老从父亲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这场战斗的细节。
于老听父亲于文田讲，因为熟悉地形，于文田负责给八路军的一个连指路，战斗结束后，于文田得知周连长和其他6位战士牺牲了。其中一位烈士就是隔壁宋家村儿的，刚刚16岁，还是个没长成个儿的孩子，而且他是那天上午刚入伍，晚上参加战斗就牺牲了。
这7位烈士牺牲后，趁着天黑，鬼子不容易发现，于老的父亲拆了家里两块门板，和老乡把其中五位叫不上名儿的烈士的遗体，抬到村东的海子圈给埋上了。周连长和那个16岁战士的遗体被部队和孩子家人抬走了。“就那么连衣服没换，脸没擦就给埋了啊，想立个碑都不知道那烈士叫什么啊！”于老讲到这，用手抹了抹眼泪。
烈士牺牲后，从那年开始，每年的大年三十下午，于老的父亲就带着乡亲们敲锣打鼓去无名烈士墓前悼念烈士；从那年开始，于老天天盼着自己长大当八路。14岁那年，于老已经是村里的民兵班长了，这个被称为“小老虎”的班长给自己定的首要任务是：任何人不能破坏烈士墓。他常给民兵们讲，那些烈士是为了解放我们才牺牲的，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16岁那年，于老终于入伍了，不过，当时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于老八路没当成，当的是解放军。可这并不影响于老的革命热情。于老说在大西南剿匪的时候，他一共立了4次功，但这些功不是他个人的荣誉，是他为那个16岁就牺牲了的老乡立的。
1967年，于老从部队请假回老家，还没进门先到烈士墓那里去了一趟，意外的，于老发现烈士墓没了，回家问父亲，父亲说，被当地政府迁走了，至于迁哪去了，就不知道了。“烈士墓究竟迁哪里去了，也是我的一块心病，你们如果落实了这事以后，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告诉我一声。”于老对《家》刊记者千叮咛万嘱咐。
从莱芜回到济南，《家》刊记者一方面为于老提供的线索感到兴奋：烈士墓没有被破坏，而是被迁移了。一方面又困惑起来：烈士墓迁哪去了呢？也许只有当地民政局可以给出这个答案了。
康福礼：烈士墓一波三折才得以迁移
《家》刊首先给同系统的荣成市委老干部局联系了一下，请老干部局帮助落实烈士墓迁移情况。荣成市委老干部局接到电话后非常重视，很快就和荣成市民政局取得了联系。事情进展得特别顺利，曾经经办迁移烈士墓的荣成市民政局原副局长：88岁的康福礼也看到了《家》刊寻找烈士墓的文章，也许是估摸着《家》刊会和荣成市民政局联系落实这事，康老立刻写了一份材料送到了民政局，所以，民政局很快就对此事进行了回复。接到民政局的回复后，《家》刊记者立即与康老取得了联系。
康老耳朵有点背，但身体还不错，讲起当年的事情来，康老非常激动。那是1966年9月上旬，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靖海（当时烈士墓在靖海境内即现在的人和镇。）“四清”大队从靖海撤离时，荣成县委派康老去送送。当时“四清”大队长、长岛县的王县长和靖海党委书记张啓敏都向康老提出一个事儿：民政局能不能出资500元，将埋在海滩旁的五烈士迁到靖海驻地的靖海卫灯塔处，给烈士们建个小陵园？村民们都很在意牺牲的这几位烈士，总是这么散放着，村民们觉得太委屈他们了。
康老听后很能理解村民还有王县长、张书记的心情，可康老很清楚，当时国务院有规定：对烈士陵园只可维修，不得新建和扩建。那怎么办呢？康老给想了个办法：由靖海公社针对此事专门写个报告，请示县领导来决定。
此后不久，靖海公社按照康老的意思，专门写了个报告请示荣成县人委会，荣成县委领导接到这个报告后也不敢擅自做主，就把康老叫来，让他以民政局的名义直接请示烟台专署民政局。让康老高兴的是，很快这事就有了眉目，烟台专署民政局看了报告后，同意特事特办，从烈士经费中支出了500元。
然而，迁移还没有动工，“文革”就开始了，一直操持这事的靖海党委书记张啓敏被夺了权，所幸，“革委会”没有否定迁移烈士墓的决定，但表示烈士墓迁址应定在靖海寨东的西山上，而且要建个规模大一些的烈士塔。于是，经烟台批准又增加了1千元资金，余数由靖海筹资处理，修建了寨东烈士塔，也就是如今的双寨口烈士陵园。
为了让这5位烈士安息，康老费了不少周折，烈士塔建成后，康老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只是没想到，文革期间，这事成了造反派的把柄，“你个小局长明知道中央规定不能建烈士陵园，还给上级请示，这不是胆大包天和中央对着干吗？”很快，康老被打成了走资派。听闻此事后，了解内情的村民和靖海的一些当事人不干了，纷纷到民政局为康老说情、作证。本就是做贼心虚，造反派不得不偃旗息鼓，批判康老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烈士墓的事情落实以后，《家》刊第一时间给牵挂着烈士墓的伯景露和于学锡去了电话。知道烈士墓完好地迁到了双寨口烈士陵园，两位老人都非常激动，伯老说“好啊，好啊，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的老战友去，他还惦记着呢”；于老感叹道：“太好了，等我身体稍微好点，我就带着孩子去看望烈士去，60多年了，60多年了啊！”
放下电话，《家》刊记者长舒了一口气，心里涌动着热乎乎的情感。长眠在烈士塔下的5位烈士啊，16岁花一样年纪的小战士和周连长，你们安息吧，虽然你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你们的精神一直活着，永远激励着我们并在一代代人的身上延续着。
青山处处埋忠骨，诚臣世代留英名。待到风和日丽的某个秋日，牵挂了你们几十年，被你们影响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们，或许会和我们捧着鲜花带着一家老小前去为您鞠上深深的一躬！
（后记：感谢荣成市民政局副局长冯学勇、优抚安置科科员张玲以及荣成市委老干部局为落实此事付出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