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之行

◇费正清如何看待尼克松的访华？他怎样解读尼克松的行为？

当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时，从北京机场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使我们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但是却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场亲自领悟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历史性转折的重大意义。你可能记得等候在寒冷的跑道上戴着皮帽的中国仪仗队的阵容多么庄严整齐、气势不凡。接着靠空军一号”威严的机首滑到了荧屏上端，远比炮艇豪华而高贵。门开了，美国统治者孤单的身影投到了舷梯上，有点儿踌躇不决，可能想要知道下面是否埋伏着“第七危机”。然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春风满面，两人紧紧地握了手，而1954年在日内瓦，杜勒斯先生(Mr．John F．Dulles)却曾拒绝跟周恩来握手。

接着，荧屏上出现了中国方面的镜头——贵宾检阅仪仗队。这样的检阅仪式可以是大事，也可以是小事。随着摄像机镜头的移动，尼克松先生，依然独自一人，开始走过长长的队列。他回头一看。周恩来走在他后面右侧，紧紧相随，打手势示意他继续向前。在过去的数千年间，成百的外国统治者拖着沉重的步履，走过数英里长持枪立正的中国禁军去朝见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次2月211日的检阅仪式正是美利坚国王的纳贡行列，对中国宫廷表示敬意。

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结束了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此后，我们开始收到周恩来发出的访问新中国的邀请。

·谈中国领袖

◇时隔26年后重回中国，费正清看到了怎样的变化？文革中的中国，是何样的？他与周恩来有怎样的交往？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干校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5月30日，我们乘坐吉姆牌轿车驶向北京的城郊。汽车行驶在先前光秃秃的寒风凛冽的平原上，周围群山环绕，往北就是长城。两旁栽着新树的公路把我们引向一个灌溉地区和居民点。一队学员高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欢迎美国朋友。一这是北京西城区的“五七干校”。教师在此劳动6个月，行政人员3个月，并教他们从事各种农活，包括懂得积贮猪粪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学员们在田里劳动，午饭后，他们在小组学习会上自我批评。我们获悉，第一个月每一个学员都要同农民家庭一起生活。原来打算供应我们的午饭，一顿美味佳肴，被3个粗壮的学校经管人贪婪地享用了。一天结束时，我们坐在简陋的大厅里观看文艺小分队的即兴表演。他们穿着艳丽的服装，表演了8场配乐小戏——收时节，治疗病猪等等。舒心的微笑，怒目而视的挑战，举起拳头表决心，都是忠于新型样板戏的表现手法。

假如在30年代，你想创造某种方法来拆除穿着长袍的官僚和愁眉苦脸的农民之间的阶级壁垒，那么你几乎想不出比这更有效的办法了。就象教授军纪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一样，干校的目的在于暴露和缩小阶级差距。这是毛泽东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杜会革命在起作用。但是我们外国观察家乘坐轿车，参加欢迎的筵席，依然代表过去统治阶级的特权。这不禁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怀有巨大心理矛盾的感觉。

 我们一行6人从北京到华北农村的旅行是乘火车或汽车进行的。不容置疑，农村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干户的小块田地合并成了由生产队集体耕种的大块田，每个生产队的面积相当于村庄的一半。新筑的路旁到处都种着树木，载重汽车、拖拉机以及由骡或人拉的橡皮轮胎大车串流而过。为了输送电力和设置跟铁路平行的通讯联系网，共架有8条线路。使用电动泵抽水以供灌溉和开垦沙地之用。新建工厂的烟囱零零落落地分布在乡村田野间，以便把小型工业带给人民，并阻止城市的激增。

然而，在这大发展的全景后面却潜伏着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民的生产率究竟有多高呢？在贫瘠的太行山区，沿着著名的林县红旗渠，天津制造的旅游车载着我们穿过了一里又一里的用手工开采的石头筑成的墙垣。河南平原是双播的，套种着棉花和大白菜，玉米、蚕豆，以致大面积田地的播种和收割都得依靠人力。在山西久被雨水侵蚀的峡谷里，有一条高10英尺用石头砌成的渠道，通往数英里外的峡谷底部，每年好几次把过多的雨水带走，从而使高处的田地不受雨水的侵蚀。所有这些人力的使用，尽管使人劳累不堪，但确实是一种壮举，可惜这远远不能把中国带入20世纪。

当我们作一次专程旅行，前往叁观山西省的典范矗大寨大队竹时，我们在4个省看到100堵墙上写着的“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大声地向我们叫嚷。在我们之前，已有别的很多人到过这里——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乘着满载的大型汽车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临时工棚式的房子和生产中的英雄故事都试图表达这样一个信息：自己动手和一心为集体。大寨是供全国努力学习的榜样，一个出众多英雄构成的大队I然而，其中没有多少人你能够得到同他们交谈的机会。大寨作为鼓舞斗志而供人们参观的圣地所起的全国性作用。现在由于它虚报产量和仅仅伪装自给自足的丑行被揭露而变得声名狼藉了。

周恩来近来在声誉上已被贬低了，因为在毛泽东实施帝王般暴政的文化革命最后1 0年中，他毕竟还是总理。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渲染过分的毛泽东从现代中国中除去而保留中国革命。对周恩来也是如此。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共效劳48年。在1935年，他一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他就致力于使其发生作用。他是一位标准的总理，总是忙于具体事务，而毛泽东却是一条至尊的神龙，出没于风雷激荡之中。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兼理外交事务，并且照顾美国人。

在人民大会堂南面楼梯上，我们发现我们的同事们都两人一排，排成纵队，我们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按年资排定先后。我们走上楼梯．由静立在旁的服务员打手势指挥行动。我想象古老岁月里的蛮夷纳贡国使者朝觐时的礼仪——磕头，就要轮到了。

但是，当我们走进大会堂，行经一根大柱子时，只看见穿着灰色服装的周恩来总理瘦削的身影，他伸出了手：“您好，请进。”他那出生于纽约的译员唐闻生女士紧跟在他后面。她同时以相应的节奏说道："Hello，Please come in．”首先，我们一起照了相，然后，在接待室里坐成一个大圆圈，接着又在安徽厅内20人围坐一桌就餐。晚上10时（即4个小时后）．接见程序结束，又拍了些照片，就告辞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直在膝上记着日记，并把它全部写进了他的一本书<北京及其他各地见闻>(To Peking and Beyond)（1973年版）。

当我在周恩来总理身旁坐下时，他用中文说：“你知道龚澎吗？”我说：“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挨近时，我发现周恩来长着一双威严的光芒四射的眼睛。我觉得他那乐观愉快的外表遮盖了久经磨炼的坚强如钢的性格。

 1972年7月我们离开了北京。这种远远超过旅游者意图而沉浸在观察1972年新中国情况的活动，是一种旨在领悟40年来巨大变化的智能上的挑战。这促使我们在评价一部分我们所看不到的形势时必须用心思考，也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别人希望我知道的要比我实际上知道的多。这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新经历，但现在却更难以避免了。当参议员富布赖特请我到他办公室去时，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大多数同事都在场，我试图提供一个对中国革命从过去到来来长期展望的前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国库支付接待费用邀请外宾访华的整个程序，是一种堪与美商各公司款待宾客相比的公共关系规划。例如，1960年，我们取得住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比尔·杨曼(Bill Youngman)的美国国际保险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的豪华宾馆里的待遇。 但这是杨曼个人的慷慨，这是建筑在私人基础上。 1972年，我们享受了一个政治动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6个星期的投资。期间并无什么明显的附带条件。与其把它当作一笔需要偿还的债务，我认为倒不如把它当作由主管当局授予的国库资助，尽可能加以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