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包头快五十年了，这座塞外老城的模样已经模糊，但有几样小吃依然清晰地印在记忆里，至今不忘。
解放初期，大概我五岁那年，一个深秋的下午，奶奶带我到财神庙去看戏。第一次走在财神庙狭窄而繁华的街道上，第一次走进简陋却热闹的剧院里，我兴奋极了。原以为《打金枝》肯定要“打”，没想到唱个没完，我的新奇劲儿一会儿就消退了。眼前闪动着黄袍红褂的皇帝公主，脑子里却浮动着街上色香诱人的糖人面人；耳朵里听的是鼓声琴音，脑子里却响着街上高亢的叫卖声。戏台上那急促的梆子声很像焙子铺里擀面杖敲打面案的声音。
戏散场后，奶奶看我无精打采的样子，便领我到大铜壶前，掏出仅有的零钱要了一碗不放糖的茶汤，因为糖是另算钱的。不放糖我也很高兴呀。看那卖茶汤的爷爷站在与他平肩的大铜壶前，左手拿着盛有谷米面的小碗，停在壶嘴下方较远的地方， 右手抓壶把，只一倾，滚烫的开水如瀑布般倾泻出来，精准地冲进小碗，同时迅速提升小碗去承接瀑布，碗中面糊沸腾翻滚。陡然，瀑布急停，满碗顿时波平如镜，米香汤稠，很是诱人。我惊叹他的技艺，那么大的铜壶，那么小的碗，那么烫的水，那么远的距离，动静有致，手眼默契，满而不溢，真酷！
这位爷爷一边递碗一边念叨：“新米，淘净的，不碜。”顺手往我碗里放了一匙红糖。那一匙红糖，浮在米黄的茶汤上慢慢融化成一抹深红，渐渐洇开来，洇开来，宛如一幅写意水彩小品，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后来，我跟奶奶在看戏的路上还吃过两次碗坨儿。碗坨儿是用荞麦芯粉做成的。荞麦主要种植在内蒙、山西等西北干旱贫瘠地区，产量低，种植面积小，所以常有外地人不知其为何物。
碗坨儿顾名思义是用碗作模具做成的坨儿，摊位上摞着许多碗坨儿，有些泡在冷水桶里，那个大的应该叫盆坨儿吧。有人爱吃从盆坨儿上用擦子刮下来的长长的如粉条状的，更多的人爱吃刀切的碗坨儿粗短条的。女摊主从桶里捞出软颤颤的碗坨儿，故意在手里颠几下，就像把玩晶莹剔透的白玉雕件。右手握刀，熟练地将左手掌上托着的碗坨儿切成条状，顺势滑入碗内，动作麻利地搁上各种作料，淋上醋油，香味扑鼻。端起碗，滑嫩柔韧清凉的小条像小鱼儿溜进嘴里，真爽！
在碗坨儿摊旁常挨着卖咸肉的，因为有不少人喜欢在碗坨儿里拌咸肉丝。肉案上堆着像小山包一样的咸肉堆，有一小半已被整齐地劈掉，露出层层宽窄不一的红褐色的咸肉，肉层间发亮的是黄褐色的肉冻。咸肉的卤香和碗坨的醋蒜香混合成特别的浓香在摊前弥漫，极具诱惑力，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肉摊倾斜。
师傅用特宽特薄的大片刀从“山顶”一直切到“山底”，薄薄的一片，对着太阳抖动几下，像花玻璃纸，同时自信地吆喝一声：“老汤咸肉——”接着分成几小片放进划开口的叫做焙子的厚饼里，递给一位中年人。
中年人晃着夹肉焙子嘻嘻哈哈地显摆：“您瞧，一片肉里有驴有马，一口咬掉前腿后腿。”众人也哈哈附和。看来此人是这些小吃摊的常客，他回头对奶奶说：“给孙子买点儿，好吃不贵。”
奶奶不屑地说：“我们不吃死驴臭马肉。”
这顺嘴的一句话惹恼了摊主：“你老这话可不对啊，我们在包头城卖咸肉有几十年了，老天在上，诚信当头，我们都是到牛马市上买的活畜，料理干净，绝不干那些昧良心的缺德事。”众人也纷纷帮摊主说话，证明摊主诚信公道，名声好。
奶奶忙拉我离开，神秘地向我解释：“那咸肉里有毛驴肉，‘吃驴肉，囔鬼话’——吃了毛驴肉就爱说假话，咱们不吃毛驴肉。”
奶奶的箴言警句在我心里被几十年风雨消磨了不少，但敬畏之心还是有的，驴肉不敢多吃，鬼话更不敢多说。
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正在上早晨第一节课，突然“扑棱棱”飞出一只鸟，直冲教室的玻璃窗，“当”的一声掉到了地上。同学们惊愕地“啊”了一声，有人喊“鸽子！鸽子！”
年轻的女老师快步走过去抓了起来，端详了一下，“不是鸽子，嗯？这是什么鸟？”又大声喝问：“谁带来的？”
一位男同学慢慢站了起来，“我带来的，是沙鸡。”又提高声音说：“老师，抓牢……”
话音未落，刚苏醒的沙鸡又从老师手中冲出，直撞窗玻璃。这下教室里更热闹了，大笑的，蹦跳的，喊叫的，“沙鸡！傻子鸡！沙鸡！傻子鸡！”
这只沙鸡土灰色，有横条深色斑纹，短尾粗爪，比鸽子壮实。这位同学是在城郊荒滩上的一根电线杆下捡到的，当时撞昏了。本来用布紧紧包住放在书包里的，没想到被沙鸡挣脱飞了出来。沙鸡的翅膀特别有力，这是在荒漠狂风中练出来的，手劲儿小的人很难抓牢。
看沙鸡飞有几次了，但吃沙鸡肉只有一次。
我们大杂院里有位姓王的老爷爷，儿女在外地，常年一人生活。王爷爷养着几只百灵鸟和画眉鸟，我们也经常抓蚂蚱喂他的鸟。他家有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比我们家用墨水瓶改做的油灯亮多了，所以晚上我们同院几个小孩常去他家写作业看小人书。记得一个隆冬寒夜，四周很寂静，只有北风掠过井旁大榆树的干枝发出呜呜的声响。我们两三个小孩在王爷爷家写作业，王爷爷和 同院的乔大伯下棋。这时，远处隐约传来叫卖声，间隔时间较长，过了好大一会儿声音才清晰了，“卤——腐沙鸡。”“卤”字音调拉得较长，后三字音调短促，声音低沉平和。
乔大伯隔着院墙招呼一声：“买沙鸡，五号院下西房。”
不一会儿听见高大厚重的木头院门“嘎吱”响了，门洞上方的家鸽们“咕噜咕噜”地叫着。一个驼背小老头提着竹篮进了家，顿时，满屋溢香，显然也是老汤卤出来的。老人将篮子放到火炉旁，揭开包着的小棉被，再揭开一层油纸，拿出两只酱色的沙鸡，一边自言自语：“现在沙鸡不好网了，汽车在郊区白明黑夜满滩跑，沙鸡多数飞到山北面的戈壁滩去了。”
王爷爷给他倒了碗热水，说：“老哥干这营生多年了，该歇歇了，也给沙鸡留条活路哇。”
驼背老人低声嘟囔着：“人也要活命呀，唉——” 又瞅着地上盖着蓝布的两只鸟笼说了声“老哥是善人啊。”便提起篮子，抱在怀里走了。不知是篮子暖着老人，还是老人暖着篮子。
温乎的沙鸡，喷香的沙鸡，我们几个孩子像小馋猫很快就撕扯吃完了。王爷爷一口也没吃，他说养鸟人不吃鸟。
我忽然想到门洞里的那些鸽子，于是问：“爷爷，咱们大门洞里的鸽子会不会被他们偷走，煮了卖？”
王爷爷摇摇头说:“不会的，他们大小也是生意人，不会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过了两年，家里安上了电灯，夜晚的街巷也亮起来了，人声车声也多了，“卤腐沙鸡”的叫卖声却听不到了。不知是沙鸡都飞到遥远的地方了，还是驼背老人驾鹤西去了，也许他改行干别的营生了，那么大年纪又驼着背能干些什么呢？门洞里鸽子们的“咕噜”声依然响着，常勾起我淡淡的思念，那冷清的小巷里低沉的渐近渐远的叫卖声，在寒夜里含着丝丝温馨，也让人丝丝牵挂。
这些记忆虽然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但常被我提起。有时听到别人说些大话假话，我会冒出一句“驴肉吃多了”；有时看到生撞硬挤的不文明行为，我会用一句“沙鸡膀子”讽喻；有时得到别人小小的帮助，就像喝了一碗清香甜润的谷米茶汤；有时和挚友夏夜谈心，就像清凉滑嫩的碗坨儿入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