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雪的日子
——我的知青生活
文/崔胜五
1975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2月27日清晨，天苍苍茫茫，轻盈的雪花飘飘摇摇地犹豫着不知往哪落脚才好。天刚擦亮，叮咣叮咣的锣鼓声从军马场总场的篮球场方向传过来，我斜挎了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书包，肩扛着随行的柳条箱，二姐提上盛着脸盆和洗涮用具的网兜，送我去球场集合。
篮球场四周散插着呼呼啦啦的彩旗，“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字横幅分外醒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字样的花花绿绿的标语斜靠在一棵棵挺拔的大杨树上，几株土生土长的镰把粗的荆条树，挺直着被冻得紫红紫红的身躯，几辆大客棚汽车停靠在球场一侧，身着各式旧军装的青年男女们在家长的陪同下，三三两两地从各分场、连队聚拢而来。
拥拥挤挤的人群出奇地沉默，失去了以往年轻人凑在一起的热闹，一簇簇一团团，低声细语地做着临行前的叮咛。
简短的送行仪式后，我们登上了大客棚。说好了这天母亲不来送我，可上车前的那刻，我还是忍不住茫然地回头张望，没有母亲的身影心里总感到空落落的。
军马场子弟下乡的消息来得很突然，从通知到启程也就十几天。从我被确定下乡的那刻起，母亲就忙活开了，先是拆洗加厚被褥，又把家里仅存的布票拿出来，跑到护林（垦利建林公社驻地）门市部截了海军蓝和细白布，回到家又把白布染成了天蓝色，然后和在缝纫组工作的二姐熬了几宿，给我赶做了件厚墩墩的棉大衣。临行前的夜里，我还在睡梦中，就被哗哗啦啦的翻炒声惊醒，不知母亲何时就起来了，灶膛里跳跃的火苗映照着她忙碌的身影，和面、擀面、上锅烙炒面棋。那时缺少食用糖，母亲就在白面里加了糖精，我凑过去，抓了一块儿放在嘴里，香脆中带着甜甜的暖暖的味道。
客棚开动了，载着103名军马场子弟在颠簸中向桓台县田庄公社进发，我们挥挥手，告别了家人，告别了老师同学，告别了这片我们从小就生活的孤岛草原。一路上，车内没有欢歌也不见笑语，满车人或埋头盘算着心事，或面朝窗外看着不断闪过的田野和村庄。
那时的桓台县是人口密集土地稀少的粮食高产区，一直有着“山东不压桓，压桓是黄县”的美称，据说还是有名的建筑之乡呢！
“看，桓台电影院！”不知谁喊了一声，满车的人都抬头朝外张望。县城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孤岛人来说，已是少见的繁华都市了。客棚进入了县招待所，中午时分，每人分食了知青办准备的两个白面火烧。稍作休息，车子又继续行进，车外窄窄的土公路笔直地向西向前延伸着，路两旁挺拔的桐树像欢迎我们的士兵，列着整齐有序的队伍快速向后退去。平平展展的麦田，像设计大师比照尺子画出来的彩色方格图形，沉睡着的墨绿麦苗似一块块毯子铺在小雪点缀过的土地上，虽然是冬季，却没被寒冷改变容颜，仍美得令人惊叹不已！
不远处的村庄，白的墙，灰的顶，典雅古朴，犹如一幅幅工笔画被工匠们描绘得惟妙惟肖。“大养其猪”，“大批促大干”“桓台大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人们指点着吟读着刷写在一个个村子后墙壁上的大字，这如诗如画的田园景色，一下子让车内温度升上来。
下午3点，车子驶进了只有一栋单面二层楼的田庄公社驻地，随即大家被分到了经济条件较好的田庄、大庞、曙光、仇王、辕北、西埠、胡中大队，我们16名青年男女被分到了曙光，成了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知青院儿是一个有着两排石头根基垒砌的土坯房组成的独立院落，房子里外都用白石灰粉刷，“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大红字排列在门窗之间，宿舍里盘砌了大通火炕，带着煤气特有香味的室内倒是挺暖和。院子的空闲地栽种了香椿、榆树，院子西侧还建有一个猪圈。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知青点上配有一名马场派来的副指导员带队，公社有一名副教导员为总带队。晚饭是大队准备的杂烩肉菜汤和白面馒头，一天的奔波和饥饿使我感觉那顿饭菜特别香。
我们这帮青年虽然对骑马放牧、开拖拉机耕种并不陌生，但对农村生活却生疏得很。生活上由吃白面馒头改吃通面（不出麸皮的面粉）和粗粮，由拧自来水变成用罐头（底部尖上部圆的盛水工具）辘轳取水。生产上由机械化耕锄耙播、运打扬收，改用锄镰锨镢、畜拉人抬。这样的改变，的确有个适应过程。
下乡后的第一关是生活关。头半年公社供应粮油，以后就与当地农民一样挣工分分口粮。我们知青点像农户一样也饲养了猪、鸡和狗，大家把养的那条小黄狗取名“保国”。
头两个月大队派一名社员帮助我们做饭，从生煤火拉风箱学起，然后是蒸馒头、蒸窝头、熬粘粥。几个月下来，尽管常常闹得灰头土脸，大多数人还是把饭菜做熟了。但也有做饭不及格的事儿发生，记得有天中午下地回来，饥肠辘辘的我们拿着饭碗奔向伙房，只见屋内烟雾缭绕，热气腾腾，轮值做饭的小刘，国字脸上眉头紧皱，尽管汗水把尘灰冲刷出一道道小沟渠，也顾不得摸一把，任由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大风箱还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显然，这顿饭还没着落。他原本是好意，想给大家改善生活，便学做起蒸饼来，结果饼与饼之间忘记放面粉，十几张大饼粘在一起，半锅水快熬干了还不熟，大家哭笑不得地揭出夹生的蒸饼，重新炝锅加水做成了“水煮饼”。
那时最难为炊事员的就是“无菜之炊”。春季里白菜吃完了，别的蔬菜下不来，早晨晚上吃咸菜，中午喝的是用油盐葱呛锅的咸水汤，每人盛一大碗，泡食着干裂的玉米面窝头。由于当地农田远，除去冬季外，大都是带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干活。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饭量显得特别大，每顿能吃近一斤的干粮。在坡里干活，午饭时还能喝点馏锅水，劳作间渴了只能喝机井水。哇凉哇凉的清水从几十米深的机井中打上来，咕咚咕咚地喝下去，抹一把嘴，格外痛快。说来也怪，几年来知青们没有因为喝生水而生病的。
第二关是劳动关。知青被分到各个生产队参加劳动。与队里的社员一样干所有的农活。春天的脱坯、施肥，划锄、浇水，夏天的割麦、套种、间苗、划氨水，秋季的掰玉米、劈烟叶、拾棉花、刨茬子头，冬季的割苇子、编席子、挖河沟、修水渠等等，特别是“金秋湖畔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的水利工程和“一干干到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的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我们的筋骨，磨砺了我们的意志。
记得下乡后第一个盛夏的一天，队长分配我与一名社员出猪圈。那时农村的猪圈和厕所是连在一起的，人粪猪粪在一个圈里。由于天气炎热和雨季的原因，栏里积攒了半圈粪水，热辣辣的太阳烤得圈里咕嘟咕嘟直冒气泡，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窒息。我学着那个社员的样子，穿着短裤光着脊梁战战兢兢地下到圈里。屏住呼吸用铁锨把带着粪水的肥料往上抛，不一会儿，便头晕目眩起来，一不留神整个身子歪倒在厕所的出粪口上，后脑和脊背上沾满了鲜粪便，我强忍着阵阵作呕，硬是坚持了一天，直至出完了那个猪圈。中午知青食堂改善生活，包了芹菜饺子，可我一口也咽不下，夜里发起高烧来，一连三天没能下地干活。
三秋大忙时节，为“种爱国小麦向国庆献礼”，人们像上满了发条一刻不停地抢收抢种。早晨天不亮就带着早晚两顿干粮下地，天黑才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知青点。有时小黄狗“保国”还没把知青点的人迎齐，大喇叭便传来大队团支部“为实现吨粮县作贡献,青年夜战不停闲”的义务劳动通知。星星点点的夜晚，或铲平老坟，或大积大造土杂肥或用卸了牲口的马车往田里运粪肥，直至半夜时分，近乎僵直的双腿和几乎麻木的脑袋横陈在土炕上，连生猛的跳蚤都奈何不了我们的酣睡，这天算过去了。大半年之后我们才基本适应了这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在村里，没有礼拜天，只有雨雪天才能歇歇脚，每逢不能下地的日子，知青点就喧闹起来。拉琴的，吹笛子的，写家信的，侃见闻的，爱说笑的小魏经常搜集当时的段子，“一队穷穷，二队富，三队穿着豁档子裤，四队拿着化肥袋子缝条裤，前头是日本，后头是尿素，裆里夹着百分数”“大队干部两脚拧（自行车），公社干部嘣嘣嘣（拖拉机）县里干部帆布篷（吉普），地区干部两头平（小汽车）”……这样的“抖音”，经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有时我们还学小靳庄写诗歌，办壁报栏，学唱“长征组歌”《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那“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旋律便在整个院子里回荡起来。
第三关是融入关。曙光大队是个有着两千多人口的大村，分为六个生产队，我和另外两名知青分到了第三生产队。
下乡后，我们的户口转入了公社，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可思想上的融合确是一条艰难的漫长的路。
入村后的第二天，我们就下地劳动了。记得第一个活儿是运肥，从各家各户的猪圈旁，把冻得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的粪堆，用铁镐凿成小块，装到牛车上，再运送到七八里外的麦田里，上下午各两趟，这活儿劳动强度不算大，虽有些腰酸腿疼，还能吃得消，后来才知道，这是生产队最轻快的活儿，是照顾我们的初来乍到。几天下来，周而复始的单调劳动已把心里的美好田园景色冲得七零八碎了。
春节过后，开始了与社员无差别的劳动，脱坯、铧锄、浇地，套种、施肥、铧氨水，我们渐渐地跟上了节奏，合上了韵辙。在麦苗返青、起身、拔节、孕穗、灌浆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卷起了裤腿，撸起了袖子，也习惯于双手捧起来，吐口唾沫，搓一搓，握起铁锨，轮起镐头。渐渐地，皮肤由白变红，由红变黑，手掌里肩膀上生出了一层层厚茧，若不是那一身带有补丁的旧军装，外人已很难分清我们的知青身份了。
炙热的西南风像个粉涮匠，一连刮了几天，把湛青碧绿的麦穗硬生生染成了金黄色。
麦子熟了！“一秋不如三麦忙”。面对繁忙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我们知青点人人“磨镰擦掌”，迎来了第一个艰苦的麦季。
清晨四点，天刚发亮，随着生产队长的哨声，浩浩荡荡的收麦大军出了村庄。地头上，生产队七八十口子男女劳力一字排开，每人拢着六个麦眼（六行麦子）。
开镰！队长一声令下，如同田径场上听到了枪响，人们齐刷刷地弯腰挥镰打把捆个，一气呵成。渐渐地队形起了变化，如秋天空中飞行的雁群，从一字变成人字，再从人字演变成一条不规则的曲线。此刻往往是劳力们暗中较劲的时候，能力高低一目了然。打头的一口气割到地头，直起腰喘口气，抹把汗，让后边的一个个撵上来，还没等最后的几个到地头，领头的又弯下了腰。
我们这帮知青大都对割麦不陌生，从小就在军马场的割马草割大豆和割地头麦子中练就了镰上功夫。
俗话说“收麦子的天，是热死人的天”，太阳像团火，把大地烘烤得直冒烟。在炙烤中的割麦人，哪还顾得脸上滴滴答答的汗水和麦秸上无名小虫的干扰，我一直紧盯着领头的割麦把式，用擅长的“扇子把”和腰胯娴熟的配合动作，从割到捆都不落下风，中途还“领跑”过几次，几个来回我始终排在队伍的前列，社员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麦场上碾压、脱粒、扬场入仓，也是马场子弟的长项，整个麦季，让我着实扬眉吐气了一番。
下乡半年后，我们这帮知青赢得了社员和社会的认可，大都被评为“十分工”的整劳力，有的当了大队赤脚医生，有的当了代销点营业员、会计，还有的被抽到县上当了广播员。县里、地区里相继召开了先进知青代表会，刚参加完地区知代会的我，就被所在生产队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队长。
（图为作者参加地区知代会时所照。左起：崔胜五，时任公社团委书记韩家华，大队团支部书记田茂斌，知青袁学庭）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连一年四季种植什么作物都不太懂，刚过20岁的我，便挑起386名群众生活生产的担子，蹒跚在乡村的小路上。刚当队长，如同不会游泳的人淌进了深水，心里一点谱也没有，只能铺下身子紧紧依靠着身边的人。50岁的老队长高成尧，少言寡语，遇到顶牛的社员，总是眼皮往上翻，可满肚子里尽是“庄稼经”，28岁的副队长高方淮，有着聪明的脑瓜和一双狡黠的眼睛，在他的字典里好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还有精明的理财会计高正文，守家的老保管高成奎，好车把式“钱广”，种菜把式倔老头，利索能干的磨坊大婶等，有了他们，我就有了信心和力量。
当时感到困难的已不再是生活和体力劳动，而是盘算着南坡的玉米东坡的谷，磨房的经营、菜园的浇灌。生病的五保户大娘需人照顾，32家婆娘需要计划生育。“今冬明春工程”的迁站号房子，闻着臭吃着香的资本主义尾巴是批还是保？11月底的锦秋湖水利工程，在冰水中挖泥土让我尝试了什么叫刺骨的寒冷。计划生育追逃大肚子，被人举着菜刀追赶让我体会了什么叫尴尬和难堪。
我们三队的社员大都居住在知青院儿后边的一条胡同的两侧。每天天刚亮，老队长就吹响了集合的哨子，紧接着胡同里各家大门便吱吱呀呀打开，抬筐的、拿锨的、扛䦆头的走出来，聚集在丁字路口的屋山墙下，站的蹲的拄着工具的，男的女的，乌压压几十口子人在等待分配农活。渐渐地，我学着前任队长的口气在街口扯开嗓子熟练地安排着:夫男们去南坡套种玉米，老婆们（中年妇女）到东南坡抬框施肥，老娘子们（老妇女）去北坡间烟苗。安排得当，呼啦啦人群按分工涌向坡里，若安排得有所不妥，便有嘟嘟囔囔声“藕炒蒜薹，有光棍有眼子（不公平）”。好歹大家知道我这个知青队长没有人情瓜葛，社员们觉得处事还算公道。
不过也有几桩糗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1977年初冬，从锦秋湖收割回来的苇子堆满了队里的场院。编苇席是当地冬季里家家户户的一块稳定进项，过年过节都指望着。我从大队开会回来，发现苇子垛不见了，场院里狼藉一片，两个副队长、会计都在唉声叹气。我问老保管才知道，个别社员怀疑队干部私藏苇子，便鼓动着社员们来到场院里，老保管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一哄而起，你争我夺地抢了个精光。
我提出召开社员大会，可通知下去，时间到了却没人来。老队长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翻着眼皮，副队长方淮提出辞职,其他队干部附和着。真的“拔了棉花柴，干部就下台”吗？我劝说着大伙儿，好说歹说，他们答应除非社员们把苇子都送回来，否则没法干了。
于是，我到领头抢苇子的老倔头家做工作。寒风里，我被他拒之门外，怎么敲门也不应声。那刻，我崩溃了！突如其来的寒潮几乎淹没了我的头顶。怎么办？我无助地跑到村外，又迷茫地跑到我弟弟下乡的仇王知青点，失踪了一天一夜的我，沉思过后又挣扎着爬上了理智的彼岸！
第二天下午，天空飘落着雪花，我又一次走到了老倔头的家，咚！咚！咚！我坚定地敲着门，可那门仍然冷冰冰地紧闭着，我说：“大爷，你不开门我就不走”。风雪里，我足足站了一个钟头。门终于开了，我把队委会留部分苇子搞副业的打算详细说给他听，并检讨没及时向群众说明白。倔老头哆嗦着嘴唇，扑打着我身上的残雪，懊悔地攥着我的手：“误会你们了，慢待了，慢待了！”
出了老倔头的家，我又挨家挨户地走，直至夜里十一点，我敲开了所有社员的门。天亮了，老保管惊喜地向我报信“所有的苇子都回来了，一捆也不少！”
还有一桩事儿也是我刻骨铭心的。
为改善群众生活，队委会商量着增加收入的门路，分工老队长主抓农业生产，我和副队长方淮侧重“以副养农”的经营项目。制粉笔，造垫片失利后，我们就扩大磨坊加工，副队长和会计购买新机件，改一般磨堂为“窝头磨”，老保管买来了彩纸，我借着前些年练就的毛笔字，把写满“曙光三队，加工细面，每斤九厘，群众方便”的花花绿绿贴满了邻村的大街小巷。一时间竟顾客盈门，磨坊大婶和知青小刘一天到晚脚打腚地忙活着，布满暴面子的脸上都笑成了花儿。
另外，我们还瞒着大队种植了两亩半芹菜，从播种到间苗施肥浇水，庄稼把式老倔头使出了浑身本事。看着密实粗壮的郁郁葱葱的芹菜，都憧憬着卖个好价钱。收获的十月，当地价格每斤六分钱，听说北镇卖一毛，我便组织了几个青年拉上人力地排车，半夜从田庄出发，步行一百三十余里到北镇（惠民地区驻地）售卖。路上饿了吃块黑面饼，渴了喝点路边水，夜里住宿马车店。到北镇后恰逢举行“粉碎四人帮大游行”，暂时封闭了菜市场，把卖菜人统统赶到荒无人烟的黄河大坝下，这样一天也卖不了几把。为保持菜的新鲜度，我们仿照其他菜贩的做法，在菜车上泼洒了湾水，不巧的是被市场管理人员发现了，他们不容分说地连人带菜全部扣留，在长时间的训斥和谆谆教导中，芹菜渐渐由绿变黄。无奈之下，我们按照每斤三分钱的价格卖给了北镇活塞厂、铸锅厂、柴油机厂的工人老大哥们。当怀揣112.3元的收入踏上返回的路程时，我真切体会到了欲哭无泪和百感交集的含意。
（图为作者（右）与副队长高方淮（左）在知青院儿合影）
下乡两年了，又到了飘雪的日子。知青院儿树上的喜鹊叽叽喳喳了好几天，带队干部从公社开会回来，带回了招工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一下子抓挠起来。那天，我第一次违反了知青不在社员家吃饭的纪律。副队长方淮炒了鸡蛋，拌了白菜心，会计正文端去了炒花生米，老队长老保管还有几个社员为我饯行，那是我第一次喝酒。下午，下起了雪，毛绒绒的大片大片地飘落下来，我拥抱着雪花，先去北坡看了看那片泡桐，又去磨坊和菜园转了转，然后跑到南坡和东南坡的麦地里，我知道冬眠的麦苗们都睡熟了，不愿打扰她们，便蹲下来，轻轻地抚摸着那些厚实的、带着体温的麦子。恍惚中，好似她们知道我的到来，有一株悄悄地告诉我，我已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脚步轻轻，可他们早就闻到了我衣服上沾的和血管里流淌的泥土的味道……
听着听着，感到心里热热辣辣的，视线也模糊起来，我真的醉了！
返回知青点，不知谁在知情点屋后用土坷垃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大字：曙光农业大学校。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仿佛才明白这几个字的含义。
2020年5月21日
作者简介：崔胜五，山东滨州退休干部，爱好文学。
地 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二路怡华苑小区10号楼三单元702室
联系电话：1890543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