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城内的五华山，解放前曾是国民党省府所在地，在那里，人们至今流传着一个姓马的挑夫为抗战无私献金的感人故事。
挑夫、长扁担、大背箩，是旧社会挖苦下等人的代名词。那时的昆明街头，到处都可看到衣衫褴褛、头发蓬松，手头握着绳子、扁担，身背大背箩的男子。他们大多是从外县或近郊农村进城谋生的穷人，每天从早到晚寻找雇主搬运货物。汗流浃背的他们，衣服时常结出白色的盐迹，甚至有时遇惨祸血洒街头，用生命换回血汗钱养家糊口。
1937年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南京失守，30万骨肉同胞惨遭大屠杀。滇军血战台儿庄，数千将士血染疆场。消息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全省上下同仇敌忾。为支援前方抗战，云南抗敌救援会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大门左侧搭起一个献金台，号召全市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方抗击入侵之敌。
令人遗憾的是，台子搭起的当天，围观市民可谓人山人海，但居然没有一人走上献金台。前方将士在流血奋战，后方人民却袖手旁观、麻木不仁。突然，只见一个头顶草帽、身穿粗布衫、手持扁担的中年男子跃上台。办事人员见此情景，误认为他是躲在山沟里的土匪，准备进城抢钱，遂叫人把他哄下台去。谁知这男子手拍胸脯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出苦力的挑夫，不是抢钱的土匪。值此国家、民族危难关头，我愿献出卖苦力换回的血汗钱，以表鄙人抗日救国之心。”说着，当即从身上掏出旧国币300元递过去。献金台办事职员见此情景，激动得请他在献金册上登记自己的姓名，以便抗战胜利后追记表彰。只见中年男子转身跳下献金台回头一笑说：“我姓马，要记就请登记‘挑夫老马’”。说着，他肩扛扁担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眼前的一幕，令台下数万观众大为震惊。一个卖苦力的挑夫，尚能将挣的血汗钱无私献出，其他人怎能袖手旁观呢？在“挑夫老马”的激励下，公教人员、军人、商人、学生等纷纷把钞票、硬币投入献金柜。那些有钱的小姐、夫人、老太太更是感动万分，走上台取下身上的金戒指、金手镯、金耳环、金项链之类贵重物品，交给办事人登记入册。一些有钱人惭愧地说：“我们虽说捐得多一点，但比起‘挑夫老马’卖苦力的血汗钱，实感自愧不如。”打那以后，“挑夫老马”每年如期上台献金，数额从第一次的300元增至800元。
1945年7月7日，听说日本人要投降了，这将是最后一次献金活动。机会难得，人们纷纷踊跃上台献金，更是出现了富人与穷人相互攀比的传奇佳话。“挑夫老马”心想：那些有钱人大多是吝啬鬼，自己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想方设法争个抗战献金第一名，为穷人争上一口气。
那天一大早，“挑夫老马”第一个走上台，郑重地献上自己日积月累的6000元旧国币。事有凑巧，一个有钱人见“挑夫老马”献出6000元，于是上台献了8600元，足足比“挑夫老马”多出2600元。“挑夫老马”一看急了，匆忙回家翻箱倒柜，第二天又上台献出3000元凑足9000元，比那个有钱人多出400元。“挑夫老马”心想：我这个抗战献金第一的名声，这下是小马拴大树——稳妥了。谁知事后，办事人员又告诉他：“昆明一家有名气的大商号献金一万元，目前排在榜首。一个资产上千万元的商号，只比他多交1000元，“挑夫老马”说啥也不服气，又回家用自己的那间茅草房做抵押，找亲戚朋友拼凑，随后又匆忙赶到五华山献金台补交1200元，三次累计献金10200元。得知比那家商号多出200元排在第一，“挑夫老马”开心地笑了。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来，“挑夫老马”十次献金，累计数额突破旧国币20000多元。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假如“挑夫老马”贪图享乐，这笔钱足够在昆明买一套住房，讨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过一辈子舒服日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难关头，“挑夫老马”想到的是“先有国、后有家，国家都保不住，哪来闲心去享乐。”
“挑夫老马”用血汗钱抗日救国的消息不胫而走，昆明的许多市民，将他的义举编成故事在街头演讲，小学教师把他的事迹讲给孩子们听。一些剧团还将他的感人事迹，编成话剧上台公演，以此唤起民众的抗日爱国之心。
令人遗憾的是，“挑夫老马”早已长眠于地下，而他的真实姓名至今仍不得而知，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献金抗日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