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五律·海鸥将军千古》，哀悼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1942年，戴安澜率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对日作战，多次重创日军，后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戴安澜的长子戴复东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专家。多年来，他继承父亲的遗愿，工作上勤勤恳恳，生活上谦恭礼让，受到众人的称赞。近日，85岁的戴复东再次深情说父亲，并讲述了自己的成长之路。
父亲遗志：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
戴安澜1904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一个贫农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考入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安徽公学，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三期就读，曾亲耳聆听过孙中山 “打倒列强，除军阀，救中国”的教诲。
戴安澜牺牲时戴复东已有14岁，他忘不了迎接父亲灵柩回国的情形。当时，云南腾冲县有20万父老乡亲沿街跪迎，而从昆明到广西全州，沿途各城镇也是家家户户门前摆设香案，含泪祭奠。
戴复东原名戴覆东，1928年出生于广州。父亲给他取此名字，是希望他“覆灭东洋（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戴安澜总是身先士卒，英勇杀敌。1933年3月，他率部队在长城古北口与日军作战。为了弄清日军机枪与步枪如何协同作战，他冒着炮火登上长城观察，被敌人发现后用机枪封锁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1937年，戴安澜总结古北口战斗经验，提出“三个不打”战术要求：看不见敌人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对下属军官，他除了要求他们具备必要的文化素养，还亲自对他们进行军事考核。由于训练有素，戴安澜率领的部队在后来的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保卫战和江西保卫战等战斗中，都表现出色，屡获嘉奖。
戎马倥偬，战事频繁，但戴安澜仍不忘读书，他写作了《磨励集》、《磨励集续》和小说《自讼》，所著都是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中完成的。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年初，部队驻防广西全州，戴复东在父亲身边生活了几个月。为了让他体验紧张艰苦的军旅生活，戴安澜不仅给他缝制了一身小军装，还给他扎上小绑腿，和自己同吃同住同训练。
“当时我们父子住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睡一块门板，盖的是一条薄军毯。睡觉前，我要在菜油灯下做一会儿功课，父亲则在灯下补习几何、代数、机械等知识。父亲那时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军人只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方能保家卫国。”戴复东回忆说。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空袭仰光，拉开了侵略缅甸的序幕，而驻守缅甸的英国军队节节败退。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保证汽油、橡胶、钢材等战略物资运输的畅通，中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缅甸。1942年初，戴安澜受命率部前往缅甸同古城迎战日军。
3月7日，戴安澜率军抵达同古城。由于驻守该城的英军慌张撤退，200师只能孤军作战。戴安澜在召开的全师军官会议上对大家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城。”他带头写下遗书，发誓与同古共存亡。
当时日军的兵力是200师的5倍，但戴安澜指挥官兵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共歼敌5000余人，并以1比5的战绩创下了中日交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绩，国际社会为之震动。由于日军数倍于我军，实力悬殊，不久戴安澜奉命撤退。危于累卵之际，英军曾建议戴安澜申请难民身份，但被他铿锵拒绝：“我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
5月18日，在突破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戴安澜等人遭到日军袭击，他的腹部中弹。战场上缺医少药，他只能由士兵们抬着行军，一周后不幸去世。弥留之际，他让士兵把他扶起来，朝着祖国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戴安澜将军牺牲的消息传回国内，“国人无处不哀思”，国共两党领导人纷纷撰联（诗、词）以表哀悼。最悲痛的当然还是戴安澜的夫人王荷馨和戴复东兄妹，他们得知消息后抱头痛哭。王荷馨虽是一个农村妇女，但她深明大义，不仅将政府发给她的20万元特恤金悉数捐给广西安澜学校，还毅然回到安徽无为老家种地。
继承父亲风骨，做有益社会的人
父亲牺牲后，戴复东留在贵阳清华中学读书。他时时以父亲为榜样，以振兴国家为使命，学习努力，成绩优异。1948年高中毕业时，他本想报考美术学校，但考虑自己是家中的长子，将来既要赡养母亲，还要照顾弟妹，便改读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
1952年大学毕业后，戴复东被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后成为一名建筑学家。半个多世纪里，他主持设计了近百个建筑项目，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其中，他最早设计的便是武汉东湖梅岭工程（湖北省委招待所的一部分）。
那是1958年的一天，梅岭工程项目负责人——一位独臂军人带着图纸来到同济大学建筑系，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年轻的戴复东不仅参加了讨论，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得到了独臂军人的肯定。不久，戴复东被指定重新设计梅岭工程的方案。
独臂军人要求戴复东设计一间长8米、宽8米、高4.5米的大卧室。“这么大的卧室，人住得会不舒服的。”戴复东反复向独臂军人解释，但独臂军人就是不予理会，只要求他执行“命令”。
一次，戴复东晚上被独臂军人请去看戏。在一个小礼堂里，戴复东惊奇地发现毛主席也在里面看戏。过后，这位独臂军人对他说：“明白了吗？这间大房子就是为毛主席建造的。以后你就不要和我争辩了。”
梅岭工程坐落在一个坡地上，戴复东依地就势，使整个房屋构造与当地的原生态环境浑然一体。室内墙壁用当地山石砌成，既好看，又环保。至于室内地板，戴复东则将原木踞成一片一片的木板后拼装而成，看上去仿佛置身森林之中。
由于这座建筑的特殊性，梅岭工程落成后作为设计者的戴复东却无缘一睹建筑的风采。直到1978年戴复东和夫人吴庐生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作品”。“听说毛主席晚年常来武汉，就住在梅岭工程的这间大房子里。”戴复东告诉笔者。
1983年，戴复东被公派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第二年，他在获得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立的“在美华人学者奖学金”后，作了一次环美旅行。他从纽约出发，考察了美国32座城市，以及北部大草原、西海岸森林带等。这次旅行，不仅让他增长了见识，还让他深刻感悟到建筑是一项为人服务的学科，建筑师只有真正热爱人、关怀人，才能使建筑为人服务得更好。
长期以来，戴复东崇尚“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的建筑思想，并将它运用于实践，取得了不俗成果。在山东威海的荣成市，以前经济不发达，农民建房都用海草盖屋顶，富裕后就把海草房掀掉改成砖瓦房。原先这种用海草做屋顶的房子，不仅冬暖夏凉，使用寿命长，而且不易着火。一次，戴复东来到山东半岛，看到绵长的海岸线漫布着一团团一缕缕的海草，陷入了深思：“这些都是建筑的宝贝啊，怎么能抛弃它呢？”他向当地政府建议，不仅要保护这些特色建筑，还希望为当地设计一些新型的“海草屋”。当地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设计并新建了7栋新型“海草屋”，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被世人传为佳话。
从事建筑设计60年，戴复东不仅主持设计了北京中华民族园、曲阜后作街等诸多富有特色的建筑，还参与了对国家大剧院等建筑的评审工作。“建筑师是为人类创造高层次、高格调、高品位生存生活环境的人，既要有对人、对自然的深厚博爱之心，还要有为人、为自然、为生活和为艺术感动的激情。”戴复东深深懂得一个建筑师的使命和责任。
如今，戴复东每天依旧很忙，他要给学生讲课，还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可谈及自己的设计事业，他依然情绪激动：“我有两只手，一只手要抓住世界先进的事物，使得我不落后；另一只手得紧紧抓住祖国土地上有生命力的文化底蕴，使得我有根。将两者结合，就能使我的设计理念源出有根，充分体现我的设计思想。”
父亲是他永远的精神力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戴复东谨遵父亲的遗愿，努力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吃过不少苦头。生命中外界的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扛得住，唯有内心深处一个无法言说的“伤疤”，曾长期折磨着他。
原来，为了表彰戴安澜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卓越贡献，在他牺牲后，美国政府曾为他颁发了“懋绩勋章”。可在“文革”中，这枚勋章不知弄哪里去了。“这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和证明。我们一直觉得愧对父亲，愧对整个家族。”
1983年，戴复东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临行前家人交给他一个任务：找到一张戴安澜勋章的照片，以及美国政府授勋的文件复印件。到达美国后，戴复东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20多天过后，戴复东收到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印有美国陆军部的字样。拆开一看，原来是美国陆军副总参谋长给他的来信，信中还附着一张硬壳子绿色封面的奖状和美国陆军部的功勋档案记录复印件。这位陆军副总参谋长在信中指出，他已通知美国陆军有关方面，再铸造一枚勋章寄给他。
得知这个消息，戴复东十分高兴。10天后，他果真收到了一枚崭新的、金光灿灿的勋章。从此，他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父亲有着雄伟的仪表和刚毅的个性，态度孤傲而不受羁绊，内心极度敏感而又热情奔放。”戴复东说，他的父亲充满生活情趣，热爱亲人和家庭，“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很早便和父亲定了亲。父亲考取黄埔军校后，便把母亲接到了广州。母亲本来没有名字，缠着小脚，父亲给她取名王荷心，还耐心地教她认字，后来又给她改名荷馨，意为‘散发着荷花的馨香’。”
多年来，父亲是戴复东的精神力量和人生向导。对于父亲，对于远征军，戴复东说：“我们应该更关注那些普通的远征军战士，历史更应该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