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高龄的沙博理是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一个甲子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专家之一。而几乎每一个去采访他的人都会问他同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您留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他回答：“初来中国，她贫穷落后，人民身体素质差，精神低落。在和她一同经历革命、战斗、苦痛等等之后，我看到了社会的变化，人民气质的变化，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我着迷。”
这是北京一个僻静的小四合院，进门便是照壁，上面写着端正饱满的“福”字。绕过照壁是精巧的院落，有几株植物在小小的院落里迎风摇曳，呼应着春天的来临。而靠近屋门台阶前有一棵古柏，无声地述说着它所目睹的无数寒暑。
在没有见到沙老之前，我查阅了有关沙老的一些资料，了解到不少关于他的情况。在其自传《我的中国》一书中，他写道：“我在中国的时间比在我出生地美国的时间长！我对中国的感情比对生我、养我的美国深。中国老一辈朋友都说我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每三年一次的探亲假回到美国不到假期过完，我就要回中国来。”而在见到沙博理老人之后，他那一口流利的汉语和那种“很中国”的儒雅风范让我感到惊讶。他那种谦虚、那种像中国老人一样可爱的“鹤发童颜”，以及在谈话中不时夹杂的上海口音，都很容易让人把他当成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亲历盛典：心随中国人民一起跳动
沙博理1915年出生在美国纽约。青年时代他做过律师，二战期间应征入伍，退役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学习中文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46年底，沙博理在美国的一些中国同学建议他去中国，他们认为：一个会讲中国话的美国律师在中国一定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这个主意吸引了沙博理……1947年3月初，沙博理从500美元退役费中拿出300美元，买了一张小货轮船票，从美国纽约经巴拿马运河驶往中国。
经过30多天的航行，他来到上海。没有人想到他从此将与纽约阔别24年，更想不到的是，他会选择一生留在这个神秘而陌生的东方国度——中国。
不久，沙博理在上海结识了著名演员和作家凤子。那时凤子正在党的指导下编辑出版进步刊物《人世间》。他们相爱组成了家庭。在凤子和进步朋友们的影响下，他开始了解中国社会，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由同情转而投身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一道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沙博理与凤子原准备从上海奔赴解放区，孰料，中途受阻，只好回到北京，在那儿迎接全国解放。据沙博理回忆：等待解放的日子是兴奋而紧张的。当时，不少进步人士经常借沙博理和凤子家聚会，大家认为：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保护悠久的历史古都，解放军不会用武力解放北平。通过参与聚会，大大开阔了沙博理的眼界，听到与会同志们的谈话，他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向往的、所追求的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到来了。
1949年1月31日，沙博理骑着自行车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进城，他看到，人民群众在热烈的欢呼、鼓掌，大街上彩旗飘扬，载歌载舞。
1949年10月1日，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凤子流下了热泪，沙博理也被深深感动了。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在欢呼雀跃着，人们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沙博理回忆说：“当时的场面真让我终生难忘……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籍，却和大家一样激动不已。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因为我知道、也见过中国的旧社会，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当时我感觉确实如此。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一个人，精神上真正站起来了！”
沙博理从此定居中国，并以外国专家的身份满腔热忱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悲惨命运的奇迹，而且亲身参与了这一奇迹的创造。他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并为自己能成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他说：“我钦佩中国人民和他们正在创造的美好的新世界。在新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感受到了生活的非凡意义。”
感谢凤子：她使我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爱
有不少采访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沙老只有在提起夫人凤子的时候，话匣子才会打开。1996年，凤子去世，但她的照片一直挂在沙老的写字台上方，她的音容笑貌日日与沙老相伴。
1947年初到上海时，沙博理拜访了他的华人同学杨云慧托他看望的几位朋友。第一位就是凤子。凤子后来回忆，1947年4月1日上午10点左右，听到敲门声，凤子连喊“请进”，但门却未见推开，她只好起身去开门，见到门外站着一位金发碧眼的青年，操着异样的口音说：“我找凤子女士！”凤子这才想起好友杨云慧从美国耶鲁大学来的信，说她的一位美国同学沙博理准备到中国继续研究中文，而凤子正计划去美国，可以和他练习会话。
凤子从未接待过外国人，当时正值午饭时间，她便请沙博理到附近的西餐馆吃饭。谁知沙博理只吃了一点点，凤子奇怪地问：“你吃饭了吗？”沙博理笑着回答：“没有。”
为了练习会话，沙博理和凤子约定每星期三下午在凤子的住处见面，进行语言练习。沙博理一开始便被凤子那种活泼热情的性格所打动，他更钦佩她的勇敢与正义感。
后来，沙博理与凤子一个星期要见上两三次面，这样交往的时间长了，沙博理逐渐认识了中国社会，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了解，由同情转而投身于中国革命。他曾经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革命青年躲避国民党军警的追杀，帮助进步学生办刊物；还曾把律师事务所用做开会的地方，与解放区来的密使讨论如何通过国民党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
沙博理结识凤子后，感觉他们之间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沙博理说：“爱情是慢慢来的，原来就看她外形很好看，后来也慢慢地知道她干的是什么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在那个年代搞那么危险的政治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首先是佩服她这个人。”
沙博理决定向凤子求婚。在他眼里，凤子美丽、聪明、勇敢、坚强，他钦佩她，并慢慢爱上了她。而他自己，虽然没有预见到国民党会很快垮台，但他喜欢中国的文化，愿意留在中国。在凤子看来，沙博理谦虚、有礼，对中国有真正的感情。凤子没有太迟疑，答应了他的请求。
1948年5月16日，沙博理和凤子结为伉俪。结婚那天，郑振铎做了沙博理和凤子的证婚人，还有好朋友谭宁邦、舒子章等人参加了在他们新居举行的简单婚礼仪式。
新婚生活是愉快的。沙博理每天早晨8点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凤子在昆仑影片公司参加拍摄欧阳予倩先生创作的电影《关不住的春光》。到了星期天，家里朋友不断，沙博理很喜欢与凤子的朋友们交流，还对凤子编辑的杂志《人世间》给予了很多支持。沙老后来回忆起在上海的那段经历，他说：“那时的工作还是很危险的。凤子因为参与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警察逮捕……”
过去，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凤子曾憧憬到国外去发展，但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她的想法。她为之努力的目标已经达到，她决定留在中国。解放后，凤子担任《北京文艺》编辑，沙博理则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兴趣。他喜欢描写河北抗日游击队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开始翻译这本书。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这本书最终在美国出版，成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由此，他进入外文局工作，成为一名翻译家。
凤子生前与沙博理居住在北京什刹海附近，他们晨夕可以沿着岸边散步，尽情欣赏美景。1996年1月26日，凤子因病去世，他们共同生活了48年。
如今，凤子已病故十多年了，沙博理仍似与凤子在一起。他从凤子留下的大量作品中，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欣赏到了她的才情，感觉到了她活泼的思想。沙博理细心阅读凤子的作品，从中得到慰藉。
沙老曾在《我的爱人凤子》一文中这样描述与自己相互扶持共同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妻子：“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
加入中国籍：甘为新中国奉献一生
1950年1月，沙博理和凤子唯一的女儿出生了，沙博理为她取名“亚美”。“亚”代表“亚洲”，“美”代表“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沙博理曾想过要全家回美国去，但他担心回美国后，凤子不适应主妇的生活，也担心女儿亚美会因肤色受人歧视。他看到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目睹了同事们为新的事业忘我工作的激情，他感觉到时代的进步，愿意与这个国家一起前行。于是他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成为中国公民。从此，他真正开始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我对中国的感情和思想也都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刚刚到来的懵懂、幼稚，到后来与中国文化和生活的逐渐融合，我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中国的感情也一步步加深了。”他常说，“我爱上了凤（指凤子），也爱上了龙（指中国）。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
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被安排到对外文化联络局和国家外文局做英文翻译，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的英文翻译工作。经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有《水浒传》《家》《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创业史》《春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等近20部作品，包括短篇小说在内，译著达1000余万字。
沙博理知识广博，在翻译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之余，还出版了不少个人专著，除自传体著作《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的中国》外，还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如《四川经济的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等。
除了翻译和文学创作外，一些导演还请沙博理在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中客串角色。从《停战以后》到《长空雄鹰》，再到《西安事变》，他刻画的美国空军将领、谈判调停人以及美国顾问等角色至今还被深深铭记。
不管是演出，还是翻译，他都在描画一个自己心中的中国，在作品和角色中注入自己丰富的理解、演绎和情感，而这些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
当问及对自己演技的评价时，沙老非常干脆地说：“不好！”他回忆起凤子的评价：“凤子总是嘲笑我，说：‘你演戏啊，简直是个活道具！’我就不服气，反驳她：‘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嫉妒！因为我演了而你没有演。’”这段对白充满了温馨的生活情趣，沙老哈哈笑毕，沉浸在恍若昨日的回忆里……
几十年来，沙老一直笔耕不辍，他把中国的很多著名作品都翻译成英文，使得中国的文化经脉也能在国外的土壤中继续延伸。他说：“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
在这诸多作品的翻译中，沙老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形象，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沙博理身边，有许多像他一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毕生的老朋友，提起他们，老人满含深情，溢于言表：“马海德医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曾给过我许多人生的指引和忠告，我写作《马海德传》，就是要表达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路易·艾黎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1947年在上海相识；埃德加·斯诺是个了不起的人，正是由于他的鼓励，我开始写自传和回忆录。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病危时，我正从美国探亲回国途中，特地转道飞往瑞士，但是很遗憾，没能赶上见老朋友最后一面……”沙博理与这些老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那就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们所钟情的第二故乡——中国。
沙老书房靠墙的书柜里，整整齐齐，码满了他的著作和译著。几十年来，沙老一直用他手中的笔兢兢业业地工作着。1979年，沙博理的自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出版了，该书介绍了他眼中的崭新而真实的中国，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20年后，沙博理又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并增加进去了一些新内容，重新定名为《我的中国》。沙老在书中讲述了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在中国60多年间由一个旧上海的开业律师，成为翻译、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法律、中国犹太人历史的学者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的传奇经历。“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很受欢迎，至今亚马逊网站还有销售呢。”沙老告诉来访者说。
1995年初，中华全国文学基金会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向6名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颁发了“彩虹翻译奖”。沙博理因翻译《水浒传》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而获奖。2008年2月，在沙博理93岁生日和来华工作60周年之际，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沙博理编著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1984年，沙博理的《中国古代犹太人》（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它不仅得到了宗教、考古和历史领域专家们的肯定，也引起广大国外读者的浓厚兴趣。本书先以精装本在美国发行，1988年又出版了平装本，后被译为希伯来文，1987年在以色列面世。
沙博理今年已98岁高龄，但他仍很关心中国和社会的发展。从1982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至今，沙老一直认认真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说：“中国取得史无前例、了不起的成绩。虽然还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但前景是美好和大有作为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对中国、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但是沙博理说：“我没有这个感觉，我的根已经深入在中国的这个领土里了，中国就是我的家，等我上天了，我希望我的根儿还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