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豹”战斗机是我国目前载弹能力最强、航程最远、作战半径最大的国产歼击轰炸机。为了研发我国的歼击轰炸机，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和研究团队经过十年铸剑，将我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送上了蓝天。

　　陈一坚双手抚摸过许多飞机，向航空后辈传递着“飞豹”精神的温度：“自己研制的飞机就像自己的孩子，带着感情去抚摸、感受、疼爱，才能负起全责。” 

　　

    漂浮是一种物质的存在状态，而几十吨重的中国“飞豹”能在天空自由翱翔，却是陈一坚等一代代中国飞机设计者持续探路苍穹的结果，这里面，浸含着与国家共命运的情怀和持续创新的精神。从事飞机设计工作40余年的陈一坚，曾参加歼教一、强五、运七、“飞豹”等10多个型号的设计和研制，是中国“飞豹”飞机的总设计师。他打破旧的设计规范，大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使“飞豹”成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种歼击轰炸机。

　　今年83岁高龄的陈一坚耳聪目明、思路敏捷、言语风趣。回首一生往事，历经磨折却豁达开朗的他表示，从头到尾学而致用，这一生就很幸福。

　　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

　　1930年6月，陈一坚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陈昭奇是一位爱国学者，在福州大学任机械系教授。自由开放的家庭教育，让陈一坚从小就热爱读书。8岁才上学的他，直接从四年级读起。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了福州，幼小的陈一坚只得随父亲的学校撤到南平。在这里，少年陈一坚第一次见识到他后来为之毕生奋斗的飞机。日军小飞机经常对这个进入东南内陆的必经之地进行轰炸，非常猖狂，低空飞行让人在地面也能看见飞行员，陈一坚曾和大人们一起在山上墓穴中躲避轰炸，亲眼看见一个母亲怕孩子哭叫引来日机，选择捂住孩子嘴巴，最后把孩子闷死。“日本飞机非常猖狂，飞得很低，飞行员的样子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那一幕太惨了！”这是陈一坚对飞机的第一印象，却如同梦魇。上世纪90年代，陈一坚写下一阕《江城子》：“千里南疆雾茫茫，故国土，自难忘。狂涛骇浪，几处设国防。狼烟四起曾相识，泪如倾，气填膺。”

　　深藏在心头的切肤之痛影响了他的志愿。1948年，厦门解放，厦门大学开始招生，专业设置中有航空系，陈一坚报名参考，将志愿表中3个志愿全填上航空！“我就是认准了要学航空、造飞机――如果我们没有飞机，将来还会受人欺侮。”

　　1951年，厦大与清华的航空系合并，陈一坚又从厦大转入清华园继续学习。这里名师济济，他听沈元讲理论空气动力学，从陆士嘉处学习空气动力学，去物理系听周培源讲理论力学课，跟马约翰学百米起跑姿势……他学习各种知识，几乎天天都在图书馆自习到夜里12点才回去睡觉。

　　陈一坚感慨地说：“我有幸能在清华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他在1952年毕业分配到哈尔滨122厂（“哈飞”前身）从事飞机设计工作后，短短几年间进步飞快，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

　　“黄金”时代展露才华

　　122厂于1952年4月1日成立，由于抗美援朝战事需要，创办初期仅负责飞机维修业务。陈一坚报到的第二天，就投入了紧张的飞机修理工作。设计科是苏联专家坐镇，原来只学过英语的陈一坚愣是学会了看俄文图纸和资料。在没有图纸的情形下，他从修理飞机入手，逐渐转入仿制飞机。

　　50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5”、亚音速喷气式歼击机“歼5”相继在南昌、沈阳试制成功。在这个中国航空工业起步并获得重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哈飞也通过修理走向制造，仿制“图16”轰炸机和“米4”直升机。“3年间，我们走过了修理和仿制两个阶段，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速度。”

　　在完成从修理走向制造的重大转折之际，航空工业领导机关适时地把自行设计飞机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决定在沈阳建立飞机发动机设计机构。

　　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并于1955年归国的叶正大是设计机构的筹备者之一。他来到哈飞挑选设计人才，屠基达和陈一坚被选中。早就想设计飞机的陈一坚欣喜欲狂，他告别了刚刚结婚一年的妻子王士珍，只身前往沈阳，马上进入角色，在屠基达手下搞机身设计。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副主任黄志千、叶正大领导着包括陆孝彭、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这5位后来都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平均年龄22岁的108位设计人员，冲刺“歼教1”。陈一坚在飞机设计室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里，受到良好的训练。1958年歼教1实现首飞，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不到两年。“离开学校仅6年，就实现了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一梦想，我非常高兴。”

　　接着，陈一坚同屠基达一道，参加了“初教6”飞机的设计。“初教6”先后生产了1796架，不仅为培养数以万计的飞行员做出了贡献，还出口到许多国家，荣获国家金质奖。他还参与了为期三年的“米格21”飞机的“技术摸透”和“歼8”飞机的早期总体设计。1964年，在参与了多种飞机的设计工作后，他随徐舜寿转战西北，来西安组建大型飞机设计所——603所。徐舜寿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者之一，十分注重培养与使用人才，对陈一坚十分器重。在工作安排上，徐舜寿有意识地让陈一坚走完飞机设计全过程：总体、气动、结构、强度，并安排他做自己的技术助理。

　　仿制设计“争气机”，报国有志亦有机。在中国的蓝天上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在飞翔——这是建国以后，从事航空设计人员的共同愿望。1966年4月，为了打破外国飞机一统国内民用航线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指示：以603所的技术力量为主，仿制、设计“运7”飞机。年轻的陈一坚感奋不已，他觉得此时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然而，“文革”席卷而来，陈一坚被无情地从火热的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文革’期间，我曾被分去养羊养猪。养猪我本来不会，自己看书，学配饲料，学给猪治病，把猪养得很肥。”谈起曾经的坎坷，陈一坚毫无怨言。

　　逆境可以摧垮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陈一坚从1965年起就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疲劳与断裂”，在“牛棚”里，他牢记徐舜寿生前嘱托，思考着“运7”飞机测绘设计中的疲劳断裂问题，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

　　恢复工作以后，陈一坚编制了中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和“运7”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后来，他又主持编写了《疲劳手册》。他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同志合作，编著了《微观断裂力学》一书，这是当时一本很有价值的研究微观断裂力学的专著。陈一坚由此成为中国有影响的研究飞机疲劳问题的专家。

　　风雨兼程“飞豹”情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急需研制一种在平时能对敌人起威慑作用，战时能取得局部战争胜利的“杀手锏”武器。歼击轰炸机“飞豹”的研制提上日程，研制任务落到了西安飞机设计所。“飞豹”是我国研制的第一款歼击轰炸机。

　　1977年，陈一坚彻底平反。“从国家和部队的角度看，这款飞机是迫切需要的。当时世界上的军用飞机开始向大航程、高载弹量方向发展，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对陈一坚来说，国家的需要就是他研发的动力。陈一坚被任命为603所副总师，1980年8月又被原航空工业部任命为603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1982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型号总设计师。

　　担任总设计师的陈一坚，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改革开放后，他赴德国参观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前身MBB公司，看到好几柜子研制飞机的美式技术规范。翻了几本后，陈一坚被震撼了：这个规范太先进了！当时我国长期按照苏式技术规范、管理模式研制飞机，这与实现“飞豹”的设计要求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就在短时间的参观中，他很快领会了苏式规范和美式规范的差异。

　　陈一坚团队毅然决定将规范转轨。“如果不冒这个风险，就会永远‘穿新鞋，走老路’，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得不到一个先进的飞机，技术上也不能获得大的进步，这是对国家、人民的不负责任。”

　　一个创新的标准树立了，之后各种困难考验接踵而来。选择了美式规范，飞机的设计计算能够更加精确，却非常费时，非得用计算机才行。那时计算机还没普及，勒紧裤腰带买来的新的设计工具不会用，怎么办？50多岁的陈一坚又发挥了善“啃”书的能力，买来许多这方面的书籍、资料，先扫盲后又自学编程。因此，“飞豹”成为了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种之一。

　　“飞豹”项目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曾面临“下马”风险。1981年，国家财政紧缩，军费大幅削减，“飞豹”由重点型号降为“量力而行”项目，经费削减、进度放慢、基建缓建，基本处于“下马”状态。作为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一向豁达的他忍不住泪如雨下：“我们理解国家当时的难处，但这个飞机是空军海军都迫切需要的！”陈一坚说，没有歼击轰炸机，海军作战时就没有了空中“保护伞”，就得捏着汗跟人打，“海军部队告诉我，如果人家跑到南沙跟我们较劲儿的话，我们就够不着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飞机在空中保护，如果出现敌方飞机，我们的军舰只能被动挨打。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部队都期盼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再干不出来，真是太丢脸了！”

　　没有研制费，但是工资和办公费，纸、笔钱总还是有的。“上级说‘量力而行’，我们在后面加了四个字‘有所作为’！”陈一坚说，对“20年不落后”的设计标准一点都不能放松。在“飞豹”研制的过程中，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从难、从严、从高，必须敢冒一定的风险，这也是对型号总设计师能力、信心和魄力的检验。痴迷于国防事业的603所全体设计人员，在国家一度停拨型号研制费长达一年的情况下，继续方案调整、打样设计，根治原方案中的重大缺陷，在其他配套单位已经全部停止研制的情况下，画出了一摞又一摞设计图，最终感动了上级决策部门，让飞豹命运出现转机。

　　1982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研发工作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

　　阎良，这座距离古城西安50公里的航空工业城，是“飞豹”诞生和成长的地方。1988年，陈一坚终于等到了“中国飞豹”首飞的这一天。从1978年到1988年，他们用10年时间实现首飞，全部研制经费仅10亿元人民币，美国评论员惊叹：“不可理解，无法想象！”

　　此后，“飞豹”又经历了长达10年的试飞，每一次惊心动魄的试飞都让它成长得更茁壮。他们听取飞行员们的意见，根据试飞中的各种参数，一样样进行调整改进。1998年8月，国家有关部委批准“飞豹”飞机设计定型。就在新机通过定型审查之后，终感此生不虚的陈一坚写下了前述那首《江城子》，下半阕正是他为飞豹付出心血的写照：“冬去春来十余载，图万卷，鬓如霜。苦辣酸甜，徒手卷平川。晚昏犹萌顽童志，报华夏，慰我祖。”

　　1998年，飞豹正式列装服役，这架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研制的歼击轰炸机，大大增强了我军对地对海的作战能力和远程支援能力，成为当时国产战斗机中唯一可以覆盖南中国海地区的机型，从此，中国空军掀开了更加“有所作为”的一页。

　　次年，“飞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本人當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在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研制“飞豹”的这20年，陈一坚认为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自己研制的飞机就像自己的孩子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陈一坚为祖国航空科研事业建言献策的激情丝毫未减，经常应邀出现在国内高校的学术演讲和报告会上。他用自己的经历给新一代飞机设计师和航空爱好者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为大飞机等国家重点工程的立项做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国家最终批准大飞机研制正式立项，全面启动实施大飞机计划。他矢志不渝、奋发拼搏、为国筹剑的激情所到之处感染一方。

　　已经退出一线飞机设计工作的陈一坚，依旧关注着他带出来的这个团队。团队中，许多当年的幼苗如今已长成骨干栋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各种新型号飞机的研制工具更先进、技术更成熟、设计周期更短，再也不用遭遇当年“飞豹”那样的坎坷，而“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宗旨和“报国、拼搏、求实、创新、团队”的“飞豹精神”则在一飞院更年轻的研究群体中扎下根来，代代相传。

　　“飞机的机身和零件你都摸过没有？”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研制的歼击轰炸机“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这样询问唐长红——新一代“飞豹”总设计师，“自己研制的飞机就像自己的孩子，要带着像摸孩子那样深厚的感情去抚摸、感受、疼爱飞机，对它倾注感情才能负起全责。”

　　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飞机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陈一坚说：“我是祖国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是“飞豹”全体研制人员的代表。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祖国尊严，我愿意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身。”

　　“航空报国情难绝，飞豹横空，直叩天阙。”这是陈一坚的晚年词作，也是他对设计飞豹的骄傲表达。如今，83岁高龄的陈一坚依然每天学习、不断创新，在航空领域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