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背笼喽，卖背笼喽！”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不能堂堂正正地到集市上卖背笼，只有挑着串乡叫卖。
我们村位于汉江边上，紧靠竹条街，汉十公路穿村而过。这里虽然是一脚就能踩出油来的大河地，但“大呼隆”时期，农作物产量很低，小麦亩产300来斤，棉花亩产四五十斤（皮棉），年年喊粮食上《纲要》（亩产800斤），皮棉过百斤，年年没实现。再则，人多地少，全村人平一亩二分地，每年只收一季小麦，秋季全是按计划种棉花，所以，一年要吃半年供应粮。吃供应，上哪弄钱买呢？做生意，跑买卖，就说是投机倒把；生豆芽、磨豆腐，就说是暴发户；养鸡子、养鸭子，就说是小生产；拉板车、搞运输，就说是资本主义的车，占了社会主义的路……一不小心，就要住“斗私批修”的学习班，在学习班里认识不深刻，还要挨批斗。尽管如此，为了养家糊口，人们还是想方设法，偷偷摸摸挣点钱。
我家8口人，只有父母和我3个劳动力，5个弟妹还没长大成人。我和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挣一年工分，年底结算时，还落个“透支户”。咋办呢？父亲就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学起了祖传手艺——编背笼。
编背笼，大白天是万万不能做的，要是被专揪资本主义尾巴的人逮着了，一要收缴篾刀，二要没收竹子，谁要是不服气，争辩几句，脖子上就要挂一块“走资本主义道路黑典型” 的牌子在全村游斗。
晚上编背笼，一般不会出问题，因为生产队的干部也要买供应粮，队干部还派人以看队里仓库的名义值夜班，要是发现情况，赶快通知各家各户熄灯睡觉，社员们也很自觉，尽量不给队干部找麻烦。
串乡卖背笼，一般都在襄北一带，那里一是需求量大，好卖；二是襄北人忠厚老实，不会告发，比较保险。但是，每次卖背笼时，心里还是像15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有一次，我挑了6个背笼，到快天黑才卖了5个，我就背着剩下的一个背笼往回走。“卖背笼哟！”走到一个名叫张岗的村子里，我叫了起来。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嘴里叼着烟，走路吊儿郎当的，一瞧就不像个好人，我隐隐约约见他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上面的字没看清楚，顿时心里一惊，糟了，要遇到麻烦了。果不其然，他一把拽着我身上的背笼，叫我放下。我假装问：“你买背笼？”他嘿嘿一笑，不阴不阳地说：“谁买你这资本主义的货物，你不走社会主义大道，走资本主义小路，走，到学习班好好换换脑筋。”听说到学习班，我怕了，强忍心中的怒火，给他陪笑脸，说好话，磨了好大一会儿嘴皮，他才松口让我走，但背笼被扣下了。他说交到公社去，鬼知道他是上交了还是拿回家自己用了。
1970年麦子黄了，又是卖背笼的好季节。一天晚上，我正绑着背笼，准备第二天去卖，弟弟缠着我也要去。我说：“你才15岁，累坏了身体咋办？”他说：“我只挑两个。”这时，母亲过来了，说：“《红灯记》里不是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吗？让他锻炼锻炼也好。”
第二天，东方还没发白，我们就出发了，我挑6个，弟弟挑2个，每到一个村庄我们就放开嗓子：“卖背笼罗，卖背笼罗！”走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累了，坐下来歇歇，渴了，到田沟里捧几捧水喝，饿了，啃几口干馍馍。我怕弟弟累着，卖的时候先把他挑的卖了。这一天，我们跑了好几十里路，到后半晌才把背笼卖完。
改革开放后，我们村成了全县有名的竹编专业村，时任省委书记的关广富还到过我们村参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