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利当计天下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多次引用诗词古句来表情达意，其中特意提到“计利当计天下利”，颇为引人关注。原话是：“坚持合作双赢。‘计利当计天下利’，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东盟国家。”

话一讲出，敏感的港媒马上注意到，其所引非同寻常，与民国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1961年给蒋经国题的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前半句巧合。而这14个字，一直是蒋经国的座右铭。此说并非空穴来风。31年前，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刊登的廖承志（廖仲恺之子）1982年7月24日致蒋经国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就曾有“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之语。另外，近来有媒体刊登照片披露，曾担任过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家的墙壁上，就挂有于右任写的那副对联。宋透露，这副对联原本是于右任要送给蒋经国的，但写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好几处沾到了墨迹。于是，于右任又写了另一副送给蒋经国，而于右任的儿子后来把先前所写的这副赠送给了宋楚瑜。

由此可见，“计利当计天下利”所反映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积极入世的名利观，作为至理名言，是得到普遍认同的。

“利”是什么？孔子认为，“利”主要指私有的利益与好处，这种利益与好处来之于财富或权力，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孔子并不否认富与贵是人欲望的对象，他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若得之有道，则执鞭之士亦可为之”（《论语·里仁》）。这里所讲的“道”，指利之取舍的正当性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义”。孔子认为，一个人在追求富贵时，必须以“义”为基础和条件，“以义制利”，用“义”作为利之取舍的尺度和标准，不义、害义则不可求、不可取。孔子为什么把“义”作为利之取舍的标准？因为在他看来，义与利相比，义具有更高的价值，当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因此求利，必须以义为标准。当然，孔子强调“义”，并未把义与利视为完全相反的两码事。在他看来，义并不排除利，问题在于利是私还是公，是一己还是“天下”。孔子所讲的义是公利、全体之利，也就是应然之利。

鉴于此，如果利指私利，义指公利，依此区分，我们便可把孔子的义利观归纳为两条原则：第一，应处处从公利着想，限制私利之欲求，并以此作为判断私利之欲求合理与否的标准。第二，应视私利为不仅满足一己之欲求的工具，而且作为促进公利实现的途径。古往今来，从范仲淹自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孙中山十分推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再到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看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计利当计天下利”所集中体现的以道义为标准的价值观，正是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所要认真思考和大力弘扬的。任何个人、社会、国家，若都能以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标准“计天下利”，积极进取，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减少纠纷，避免祸乱，走向和平，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