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51岁的于建嵘决定到贵州的乡村挂职村主任助理，并宣布“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一时，这位于教授又成了社会焦点。也许乍一看，我们对于建嵘还有些陌生，但其实他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倾听各地上访者的故事，信访资料装满了他的屋子；他受邀给各地官员上维稳课，嬉笑怒骂毫无顾忌。他关注农村发展、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公益。朋友说他是“一个总能弄出点动静耸动天下的人。” 而他这“弄出动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弱势群体的鼓与呼。但他却只认为自己是“时不时地说些人话，做些人事。”

“行走的学者”于建嵘：说点人话，做点人事

                

做“庄主”，倾听收集各地上访者的冤屈

因为曾经长期在农村、矿场、上访村进行直接深入的调查，于建嵘被称为“用脚做学问”的人。他曾经冬天到北京永定门东庄上访村住了一个多月，两次被当成访民抓走。对方怎么都不相信他是社科院学者，打电话到社科院查证后，批评他穿得“破破烂烂”一点不像学者。

于建嵘在北京郊区宋庄的家，是他生活交友的地方，更成了各地来京上访者的家。那些连城郊最便宜的10元一晚的通铺都住不起的人，每次只要这儿还有闲房空床，就免费来住，于建嵘还会给他们每人每天发5元的伙食补助。

有时，于建嵘也感到很无力，面对一波波慕名而来的上访者，他未必能帮上什么忙，于是他开始通过画上访者的画像来排解这种无奈的忧思。其中他给一位头戴“冤”帽的老太太画的巨幅画像，其愤怒不平的眼神很能透射人心。每个来此的上访者都要在这幅画像前留影，然后于建嵘会把照片发到微博上。有上访者说照片上了于教授的微博，回到家乡后，当地的执法者对他们多少能顾忌些。

接待全国各地求助访民多年来，于建嵘始终是那个最有诚意的倾听者。他会把访民的故事录下来，收集整理好。再加上多年来收到的大批上访材料，他特辟了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群众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覆盖全国两千多个县。

当老师，给官员上课嬉笑怒骂不客气

跟于建嵘接触最多的人群除了上访者，另一类就是为官者——他受邀到各地去给官员们上维稳课。一边要听访民的冤屈，一边又要辗转各地给官员讲课，虽然内心也有些纠结，但是于建嵘为百姓鼓与呼的立场从来没变。课堂上，往往他一开口便是“我们农民”“我们百姓”和“你们这些当官的”。对于“你们这些当官的”他毫不客气，讲到气愤处常常大手一挥直接开骂：“你们这些当官的把上访老百姓拘留、劳教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会遭报应的！”

他曾拿着一个涉嫌“行贿”的问题当面质问国家信访局官员，惹得国家信访局一研究室的负责人直拍桌子，指着他说，“于建嵘，今天我不得不警告你，你要为你今天说的话承担法律责任。”于建嵘顺势把随身携带的背包往桌子上一放，“我有的是证据，你今天要看录像有录像，要看文件有文件。”当时的气氛十分尴尬。

于建嵘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官员听课后有所“醒悟”。一次在清华大学一个地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于建嵘劝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今天你们拆了老百姓的房子，明天你们的房子也可能被拆掉。今年北京最牛的上访是什么？广西一个信访办的主任上访了，就是因为他家房子被人强拆。”

听到此处，台下一位负责拆迁工作的官员当即立下“保证”：“不会再去强拆老百姓的房子了。”于建嵘听后十分高兴，立马在自己的微博上记录下来。

每次给官员讲课时，于建嵘都会慷慨激昂地呼吁：“现在中国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你们作为执政者，要拿出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品格，真正爱民亲民。只有如此，这个国家当前面临的困难才能被克服，中国才能算得上真正崛起。”他说：“我总怀有一种希望，将来有一天，当听课的学员中有人官至中南海，一定要对底层人们充满关爱。”

任村官，想摸索中国农村发展新出路

从今年9月开始，于建嵘又多了一个身份——村官。贵州兴义市的纳具村便是他将担任村主任助理的地方。房屋破旧，杂草丛生是纳具村给于建嵘留下的第一印象。进村第一天，于建嵘不仅带来了他的研究团队，还有20多位从北京、上海、香港、重庆等地赶来的老板朋友和建筑规划师。

　　“很多老板害怕当地取现不方便，都是直接带着现金去的。他们想为这个村庄做点事情，给这个寨子一些钱，总数大概在七八十万。” 不过，于建嵘说：“我当时就拒绝了。”

　　他还拒绝了来自官方的支持。此前的9月15日，黔西南州一位主要领导看到纳具村的沟渠凋敝得厉害，当即拍板要从财政上支援20万元，“整理一下沟渠”，于建嵘也没答应。

　　“这些只是一些投资行为。”在于建嵘看来，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提高村民们的发展能力。他坦言，做表面文章改变一个村庄其实很容易，“依靠我的那些朋友就可以把面子工程做得很好，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同样的，让国家财政支出，对于全国无数个村庄来说也不太现实。”

　　“我最想做的事情，首先是引进一种观念，一种公共生活的意识。”如何改变村民们的观念？于建嵘讲了一件刚刚发生在纳具村的事情：一天，很多老头老太太欢迎他一起坐在村寨下面的大树下。看到村庄杂草丛生，环境很差，他就开玩笑说能不能把村子打扫一下。当时这些人看着他，没有任何表示。

　　他便对一个比较活跃的老太太说，你们把村庄打扫一下，我给你们每人30元一天可以不。老太太说30太少了，必须每人50，说外面打扫卫生的都是50。他就问大概需要几个人，老太太说3个人，一个月一共4500元。他说行，但是他想问一下，打扫卫生是为了谁呀，是不是为了我呢。老太太说不是呀，是为了我们自己呀，村子弄干净当然好了。他就反问这些人，那为什么需要我来掏钱呢。

　　这个时候，老人们七嘴八舌地开始讨论，很多人拍着大腿说是呀，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要于教授的钱呢。后来，他们就说不要钱不要钱，明天开始。双方约定第二天早上9点开始，结果7点不到，全村40多个老太太—包括90多岁的，还有带小孩的妇女—全都出来打扫卫生了。

　　说起这件事，于建嵘十分开心。在他看来，只有村民自身发展了，中国农村才有真正的出路。虽然只是一名挂职村官，但是他却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推广至全国的新道路。然而，就在于建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遭遇兜头一盆凉水：由于地方政府在乡村建设规划上的态度尚未明确，虽然于建嵘已经“走马上任”了，但是他村主任助理的任命至今仍未获当地政府通过。也许，这对于建嵘来说不会形成太大的阻碍，在他而言只要是于社会于人民有意义的事，他都会为之努力，我们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