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济南军区决定我所在的部队（工兵112团）赴老挝执行筑路任务。当年岁末，作为先遣队员出发，乘军列直奔昆明，然后改乘汽车，途径元江、墨江、普洱、思茅、小勐养、勐腊，从尚勇口岸出国进入老方。途径老挝检查站，只是1间破旧的草棚，上插1面旗子，未见任何查验人员。一路颠簸，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大部队于1976年2月入境，改称中国筑路工程队734大队，修筑由班纳双至崩海孟献的新东线220公里至280公里一段。老挝北部山区称上寮，素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这里群山叠连，森林密布，河溪纵横，气候湿热，蚊虫滋生，疾病流行。我们所修筑的路段位于原始森林的处女地，地质复杂，环境险恶，称得上地无三尺平、路无一里直，施工非常困难。近4000名指战员分布于几十公里狭长的群山之中，首尾相连，各自为战。来不及搭起帐蓬之时，就投入紧张的施工。每一处工地都是先徒手作业，开辟基地，然后才是机械展开。战士们劈荆棘，涉激流，开顽石，一时间山涧峡谷中，锤声、炮声、轰鸣声此起彼伏。
老挝的气候分旱季和雨季。6月至10月是雨季，雨量很大，8月尤甚。11月至来年5月为旱季，雨水少，是施工的黄金季节，部队抢时间，赶进度，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白天，烈日当头，气温近50℃，人人大汗淋漓，难耐的酷热远胜过劳动的苦累。夜晚，凉风习习，夜班倒是一种享受。到了雨季，雷雨交加，山洪肆虐，水漫峡谷，遍地泥泞。筑路人依旧奋战在工地摸爬滚打。流行性疟疾和肝炎更如瘟神，随时都会降到头上。毒蛇、鼠害、旱蚂蟥、嗜血蚊等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公路的每一寸、每一尺，都渗透着筑路人的心血。据统计，在整个援老筑
路中，共有269人牺牲，伤残人员则难以计数。
令我们欣喜的是，云南省、昆明军区、各大队所属原大军区和中央慰问团赴老慰问筑路部队。解放军三总部、军委工程兵、云南省、昆明军区的领导和工程兵文工团的团员近200人逐个大队慰问演出。著名歌唱家李京春、舞蹈家吴南萍以及江珊、程乃员、付小宗、胡自和罗乐等明星大腕各展风采，令人难忘。所有筑路人都得到了中央慰问团五件套赠品：茶杯、笔记本、毛巾、背心、金笔。上面都镌印着“为全世界人民服务”八个字，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为珍贵的纪念和收藏。
1977年，为活跃部队的文艺生活组织了一次文艺会演。我们大队成立了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我任政治处宣传干事，具体负责宣传队的管理、创作和排练。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我们以部队生活为素材，创作了一台形式多样、短小精悍的节目，有相声、山东快书、舞蹈、琴书、器乐合奏等，演出后，受到指战员好评。参加支队汇演时名列第一。还应邀赴昆明作了汇报演出，云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专场录制并播出了我们的节目。还多次与144医院、老挝桑怒省、琅勃拉邦省歌舞团联欢，增进了友谊。宣传队的人员后来复员转业后，都成为当地的文
艺骨干，有的还成绩斐然，现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就是其中之一。
苦中作乐是筑路人在特殊环境中养成的自我调节和消遣方式。一天辛劳之后，在没有喧嚣没有争斗的恬淡中，放眼望去，满目青山绿水，令人清心寡欲，耳听禽嘶鸟鸣，又怎不使人心旷神怡？劳作之余，我们养狗养鸟，摘香蕉，挖木薯，捉蝴蝶，逮麂子，戏顽猴，其乐无穷。用实心竹捶制尘拂，用香木和棕丝钻制扫刷，用藤条弯制拐杖，各种自制工艺品精致美观又实用，不时地玩味一下倒也自得。我对捉蝴蝶情有独钟。每天中午，在通往山里的一条细长峡谷中，悄悄地用草帽扣成片落在溪流边湿地上的艳丽蝴蝶，总有不菲收获。在捉到的几百只蝴蝶中有黄凤碟、玉带凤蝶、斑蝶、弄碟等等，只只美艳无比。我把它制成标本，装裱在玻璃框中，人见人爱，称奇咋舌。
筑路部队有着严格的涉外纪律和守则，谁也不得越雷池半步。当地人为老族，其语言、服饰、习俗与国内云南省的傣族相似。他们民风纯朴，以农为生，耕作方式仍停留在刀耕火种。虽然我们不与他们交往，但他们非常友好。偶尔相遇，总会恭敬地说：“萨海，萨拜地！”（同志，你好！）、“拉告恩”（再见），我们也还以微笑示意。长期以来，上寮县乡级领导对华亲善友好，十分感谢中国的援助。我们大队在撤离前还为当地民众建立学校，帮助就医看病等等。
1978年4月8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老挝政府代表团在楠乌江大桥桥头广场举行公路交接仪式。中国筑路工程队指挥部荣获一级自由勋章，我们734大队和另5个大队荣获一级劳动勋章。是年5月，所有援老筑路人员撤离老挝回国归建。至此，历经16年之久的中国援老筑路终告结束。
（作者退休单位：莒南县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