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其时的中国很穷，中国农村尤甚。
但我家同当时的农户比还显得富裕一些。这是因为父亲有每月59元的工资，再加上我们哥仨都没成家在生产队能挣工分，每年也能分回几百元。当年我家的柜盖上摆有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就可见富裕程度了。
周恩来的逝世是我一早从“莫斯科广播电台”收听到的。那时候这样做是收听敌台。也确实心中那么一震，因为周恩来被舆论塑造得几近完美。那时我正在山上每日搂柴，空空旷旷的大山，耳边呜呜乱响的耙齿抓地的声音都阻断不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我思考的主要问题是谁能出来为相。虽然这个问题有点大，虽然我是个土头土脑的农民，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倒也符合我这个读过几天书的农民。
到了夏天，朱德又逝世了。他的逝世对我的震动不大，因为他的接班人何其多。这时由于1975年我写的独幕话剧《海棠正红》引起了所谓的轰动，公社又把我抽调到太平山大队组建文艺宣传队，准备参加县里的“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那时江青抓文艺，文艺便成了重中之重。全国正筹备“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省里也正筹备“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现在想起来有点可笑，这文艺咋和农业学大寨挂上了钩？
公社文化站站长姓齐，叫齐秀华。他的父亲外号“齐老狠”，在县电影院把门收票的。小时候我钻电影院没少让她父亲像拎小鸡似的把我拎出来。齐秀华对我还算尊敬。她每天背着一把月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虽然是文化站站长，但人员得我说了算。于是我又从治安大队要来了去年的老班底曾宪玲、赵文明、吴存孝，又在太平山本地找了些爱唱能跳的男女青年，就算把宣传队成立起来了。说是青年也不全是，当时我们还吸收一个姓隋的老师，能有30大多，戴着一副有瓶底厚的高度近视镜。这个老师家在太平山，在村小当音乐老师，会唱歌，会指挥。到宣传队一看，他的歌唱得并不咋样，后来就被我们辞退了。这个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骑自行车左侧大拐上没有“蚂蚱腿”，只有一只秃秃的大拐，骑车的时候全凭右边这只脚蹬子，而左边只是用脚尖配合。这个老师对我很崇拜。后来处得长了，我问他咋不换上一个“蚂蚱腿”再配上脚蹬子，岂不是省力多多。他呲牙一笑说如果那样，不等自己骑坏了就让借的人给骑坏了。原来奥妙在这里。也是，那年代谁家有辆自行车如同“官车”一样。别说自行车，连皮鞋、棉帽、衣服都被人借去穿着相亲也是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事情。
我们的宣传队员分住在社员家，我当时住在大队部。每天晚上和一个叫张老五的一个小通讯员住在一起。我睡在办公桌上，他睡在炕上。不是炕上住不下，而是炕上的跳蚤太多，桌子上它就蹦不上去了。
我们吃派饭，分开吃，都派到一家人太多，承担不起。这饭都由张老五派，地主富农家不派，太脏的人家不派。我们吃得很是惬意，白吃，而且顿顿有菜，吃一碗，盛一碗，受人恭敬总比受人白眼要强。
县里的调演计划是8月份，后来唐山大地震又推到了九十月份。当时我写了两个小话剧，一个叫《翠岭红霞》，一个叫《上任之后》，主题都是反资产阶级特权的。我那时写戏不写阶级斗争，因为我内心很抵触，好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埋汰自己一样。笔在我的手里，我乐意写啥就写啥。由于没有导演，我就集编导于一身。那时我们几乎都有一个心理：调演越往后推越好。这样我们可以不回生产队去干活，可以继续吃派饭了。
我们的生活很快乐，甚至说是无忧无虑。一帮单身汉也没啥可忧虑的。但老百姓有意见了，养活了这么一帮闲人，整天死吃死嚼，这派饭几天就轮一把，如何能够承受得了？可他们也是干生气、白瞪眼。“农业学大寨调演”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是上纲上线的事儿，是一般人能反得了的事吗？
到了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国的、全省的、全县的文艺调演全部取消，我们宣传队就地解散，全部充实到公社的修路队伍中去，美其名曰“农业学大寨修路兵团”。我在兵团搞测量，就是拿三个杆子测直线，那个活计对我锻炼很大，知道了土法测量直线的办法，而且活计也不累。
人们都很悲痛，就觉得这天真的要塌下来一样。我没有那么悲痛，我怕我悲痛了别人说我是装的。但我也不能乐观，那不是找死呢吗？我暗自思考一个很危险的问题：这毛主席没了，阶级斗争还能这么抓下去么？能不能透点亮儿呢？这对于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思考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人格被践踏被压抑得实在有点喘不过气来。
突然有一天公社的一个干部找到我说：你现在不适合在大兵团工作，立马回到生产队去。他看我有点疑惑，就又补充了一句：明天就要开毛主席的追悼会了，你没资格参加追悼会。这不是我的意见，是公社书记高立荣的意见。
我真的悲观至极！我连参加追悼会的资格都没有，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这个高书记很是可恨，他对我是一种最大的羞辱和最无人性的践踏。
但我没有争辩的权利，只能灰溜溜地回家。回到家中我没敢出门，怕见到任何一个人，怕人们问我为什么回来了。
次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国直播。妹妹倒没被剥夺参加追悼会的权利，和一帮家庭妇女被生产队召集在一起去收听大会实况。我一个人躲在我家西屋倚偎在土炕上的一角翻看着《联共简史》。本来我家有收音机，是可以收听到大会实况的，可我没打开。我觉得没多大意思，也没有那么大的政治热情。只是心里有点难受，不是为毛主席的逝世，是为被公社书记瞧不起……
追悼会很快就散了。妹妹也是念过几天书的文化人，她笑着对我说西头老于婆子听完广播后说：国家新换的这个毛主席姓华，山东人，说话听不懂。
听后我大笑了一回。这个老于婆子把毛主席当成了一个职务，天才！
我很关注华国锋的接班，我祈盼有政治松动的奇迹出现。可是随着“按既定方针办”的信誓旦旦，我彻底地心灰意冷了：看起来我这地主崽子还得当下去，我这另类人生还得继续走下去。
何时才能不讲阶级斗争呢？何时才能给我一个做人的尊严呢？我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想到的是刚过完国庆节，忽然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四人帮”被粉碎了！我马上意识到这种政治格局的被改变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体系。果然，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清明进步的政治开始显现出来了。
到了1977年，我个人的命运出现了转机，那是后话。但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