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入伍，1979年转业到高级人民法院，再到2000年退休，我在部队工作22年，在地方工作21年。现在我已经74岁了，在工作岗位上的四十余年，我始终勤勤恳恳，不敢出什么纰漏，特别是在部队时期，做财物工作的我更是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在工作上要清清楚楚，同时，我也一直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可交可信的人。多少年来，我的内心一直坚守着这个信念，是源于入伍前的那个9分钱的故事。
那年，我17岁，已经在家乡的农村储蓄所参加工作了。银行是一个一分钱不能多，一分钱不能少的地方，这不是说多一分钱拿走了，少一分钱悄悄补上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真是这样做了，人家会议论你是“不明不白”，这样的“帽子”谁也不愿意戴。
储蓄所设在几个村庄交界的地方，往来都得骑自行车，乡间的羊肠小路也没有经过平整，有的路面被两边的杂草攀附，偶尔带着尖刺的蒺藜会扎破赶路人的车胎。储蓄所只有五个工作人 员——一个主任，那是我们最大的领导，两个外勤，一个会计，一个出纳——就是我。人少事不少，即使是工作时间，大家也很难同时坐在办公室里，需要出纳点钱，会计复核的正常财务手续只能简化成由一个人来完成。
那时候单位工资不高，但一个月的钱分两次发，发工资时，单位财务人员拿着支票来我们这里取钱。那天一个林场发工资，储蓄所里就我一个值班的，我审核了对方的支票，然后又把钱点了一遍，交到对方手上，对方确认后，手续结束。来人拿了钱，急匆匆地走了。我还记得那时银行出来的钱，人们都很信任，一般都不会重新点数。
我在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看见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家走去，落日的余晖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农人们边走边说笑着，爽朗的笑声里洋溢着秋收的喜悦，洒落了一地劳作的辛苦。
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推开，我回过神一看，是刚刚用支票取钱的那个人。他汗津津的脸上散着几缕乱发，上衣敞着，露出白白的衬衫。
“你刚走了，咋又回来了？钱不对？”来不及多想，我赶忙问道。
“嗯，9分，多了。”
“多了9分钱？我多给你了9分钱？”
“嗯，给你送回来了”，说着，他从上衣的里兜掏出9分钱，放在了桌子上。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觉得我必须要好好谢谢人家，做点什么或者说点什么才能表达我的谢意。银行的结算是日结月清，每天下班之前，要核对账目，要是钱与账不符，哪怕是差一分，也要把今天所有过手的单据、现金、账目重新核查，直到找出差错。在没有电脑的那个年代，这是一项繁杂的工作。
“我知道你们银行，差钱是个麻烦事。”丢下话，他转身就走。我赶忙起来送他，等我跑出来，只看见他骑车的背影渐行渐远，影影绰绰地消失在一片金黄色中。我的心中涌起阵阵暖流。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他到底从我这里取走多少钱，只记得是有一个八毛九的零头，17岁的我马马虎虎地给了他九毛八，他回单位装工资袋的时候，发现多出9分钱。我还记得这个林场离我们储蓄所12里地。骑车走12里的农村小道，为了9分钱，他下班之前给我送来，弥补了我这个毛头小子工作中的不足。
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它时刻告诉着我怎样工作，怎样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