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市场里，50多岁的胖哥不做磁器、珠宝和字画等大路货生意，他踅摸那些更“玍古”的玩意儿——收购“文革”期间的邮票、宣传画等等。他说：如果有成套的“样板戏”演出本（可不是那种普及型的，而是带剧照，包括演职员表、用铜板纸印刷的本子），只要品相好、成套的，您拿给我，我出大价钱收！
谁也说不清，40多年前在中国无处不在、“泛滥成灾”的有关样板戏的出版物为何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物以稀为贵。今天人们只能在文物市场寻觅这些时代色调浓郁的“文化怪胎”，自然不是为了追忆“八亿人民八台戏”的噩梦，怀想那些男女老少张嘴就能来几句的唱腔韵致，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市场行为。看着我迷蒙的目光，胖哥以为遇到了潜在的生意伙伴，他在落满灰尘的货架上搬下一台48转儿老式电唱机，又从纸儿包纸儿裹的细心包装中取出一张红色塑料唱片，大厅里顿时响起郭建光勒着嗓子拔高音的动静：“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引得周围走过的人们投过来诧异的目光。一位老者似乎被蓦然触动起遥远的噩梦，冷不丁伫足侧目，长长叹了口气后又踽踽走远……这会儿，交易大厅昏暗的灯光与窗外遮天蔽日的雾霾一起，恍若要将一段精神荒芜的岁月拉回到人们眼前。
按寻常的情感规则，没有人愿意追忆苦难往事。但胖哥说，他认识一位对样板戏有“特殊感情”的人。那老爷子据说是当年江青特别选中的摄影师，专门给“现代戏”拍剧照。现在咱们都用几千万像素的数码相机了，可那会儿最讲究的还是反转片、用120大机子拍。听人说，那时全中国只有三台哈苏（瑞典产名相机）。江青把着一台，还有一台是新华社摄影部的，第三台特批让他专用。至于老百姓根本没见过的进口彩色胶卷（封面照片之所以均为彩色的原因也在于此），他用海了……我求人引见认识了老爷子，原想淘弄些演出剧照，可老爷子一口回绝了，说当时拍完的片子审查极严，没有通过的一律销毁。这话我倒是真信。中国历史上几大官窑的瓷器为何稀缺？还不是皇帝老儿不许御用品流入民间的原因？稍有瑕疵的东西当场就砸了。
“八亿人民八台戏”。谁也没想到在那10年中，在这个拥有最古老文明和璀璨文化底蕴的国度，除去“造反、打倒、清算”的喊喝痛骂及高声诵读伟人语录的喧嚣之外，就只有八部样板戏的台词、唱腔和造型充斥人们的耳廓视界。而强制八亿人统统面对“八出戏”，且能达到如此的垄断“绩效”，恐怕其始作俑者都未曾料及。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闲职的江青不甘寂寞、也不愿长久被边缘化。况且延安时期政治局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不能干政”等六条约定的内容，早已随着时光流转渐渐被人淡忘，这会儿正是这位颇有野心的女人重出江湖的大好时机。恰在此时，毛泽东也在思虑着另一个问题，他感觉到在以往政治斗争中把握得当、运用自如的文化与宣传工具正游离出自己的掌控，他不能容忍意识形态的“十八般兵器”被别人拿去把玩，所以他愤愤批评文化部正被资产阶级才子佳人统治，中宣部成了阎王殿……高层人士听到领袖如此表态，还有些找不着北，而毛泽东在大力推动批判《海瑞罢官》等“毒草”的同时，也在思量着重新烹制精神食粮。这会儿，江青如获至宝地带着“亲手培植的革命现代样板戏”来邀功论绩了。虽然是心领神会，一拍即合，但毛泽东显然比这个当年上海滩的明星看得更远，他同意江青出手抓戏。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文化资源向“现代革命样板戏”全线开放绿灯。“尚方宝剑”在手，重出文化江湖的江青开始“再写辉煌、缔造经典”了。
政治如同生意场。每个跻身其间谋求一得之利的人都得有些独家本钱。江青有两样“本钱”，其一是“主席夫人”的招牌，其二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了。而样板戏作为起家亮相的背景，自然也被格外看重，“样板戏”就此成为江氏宠儿。而将八部样板戏从舞台演出过渡成推广力更强大的电影，又将影响与灌输推向极致，最终实现了用样板戏统治八亿人精神世界的预想。
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张雅心，出身贫农又是共产党员，学的也是摄影专业，符合政治上的用人条件，因而被推荐当了“样板戏”的专门摄影师。这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组织上交代下来：这是一项重要的保密工作，不能对外说……工作期间也不能回家，这对你是个考验！40年后，张雅心回忆道：八部样板戏影片不惜成本，胶片用最好的，摄影是大摄影师钱江，导演是大导演谢铁骊，唱腔是张君秋和于会泳一起设计的，作曲是于会泳和军词一块搞的，武打是上海京剧院沈晓婉设计的，台词是北京人艺的朱琳、焦安指导的……
样板戏是上世纪60年代文化领域一朵怪异而罕有的“奇葩”。它集中了全国最好的编剧、唱腔、台词、舞蹈、音乐，把戏剧音乐和西洋交响乐融合在了一起。童祥苓、浩亮、杨春霞、李秉淑、薛清华、刘长瑜、高玉倩等都是业内顶尖的演员，连反派小角色都是京剧大家，如袁世海、马长礼等人。以至江青自己都不无自豪地说，样板戏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这种打磨的细致刻意，甚至超过百年间对任何舞台表现方式的雕琢与改造。尤其当“八出戏”上升到要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佐证时，政治上的苛求更使之变成一组充满悖论的精致怪胎。比如，样板戏中不能有男女之爱及家庭味道，《龙江颂》中江水英的小屋里没有男人身影，《智取威虎山》中原有的女卫生员换成爷们儿，连《沙家浜》里的“阿庆”都被打发“跑单帮”去了……“一号人物”造型一律“高大全”，连走台亮相都一色的挺胸抬头，踩着丁字步。高抬右手，象征理想崇高；右臂后置，引领世间众生。因为既要体现贫下中农苦大仇深，又要彰显革命战士的形象光彩，他们身上的补丁也不能随意缝上一块了事，而是采用一种特定的纺织工艺严丝合缝缀在“李玉和”“大春哥”们身上。而这僵硬、程式化的Pose在当时并没有人指责其呆板可笑、形式教条。因为从六十年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到红卫兵高喊“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的舞步，再到怪模怪样的“忠字舞”，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这种专用的革命肢体语言。
可能，除去中世纪的宗教灌输，在文明世界中从未有过像普及样板戏那样，能对数亿人进行标准统一的“强制注射”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走过的中国人，每人都能将“八出戏”看过若干遍——不是喜欢看。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文化专制”年代，你不看这东西，还有别的吗？同时，那也是一种对浩浩荒漠上仅存几株仙人掌尚带一丝绿意的无奈瞩目。如果作为政治任务必看的话，有更多人在八个戏中更喜欢看的是《红色娘子军》，这是因为女兵群舞那一场，还能让人依稀记起芭蕾的模样。在那些年代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都被安排看样板戏，“老外”呆若木鸡地听，江青手舞足蹈地讲，周恩来表情凝重地沉默着……又据称，当时被废黜的柬埔寨前国王寓居在中国，那位公子照例也看上了一位“板团”女演员，向中方表达意愿后，被婉拒了。“文革”后期，即使在极为严酷的政治禁锢下，八亿张嘴也难以被彻底缝住，关于浩亮等人充当江青“面首”的传说半真半假地在江湖上传扬着，给恐怖岁月增添些许市井戏谑和苦中求乐的诙谐。
谁在“样板戏”的滥觞中受益？当然，只要与“板团”相关的一些人都在万马齐喑的世道中获得特别的关照与殊荣，以至凭“样板戏”走红的于会泳、浩亮等人一度走上政治舞台。但就像10年中不断被颠覆逆转的国家命运一样，每个人如果在此时光环罩身、集万般恩宠于一身，彼时必然有惨淡出局、被弃如旧履的失势安排。那些在“10年”中走红的“板团”人员在“文革”结束后也面对严格的清算与追问，有不少人只好一度告别舞台，唯有“钦点”的“样板戏摄影师”张雅心似乎没有在命运跌宕中被拍在沙滩上。而且因为“工作需要”，他的一家从辽宁黑山迁到北京——这在当时也并非易事，为此还通过中组部惊动了北京市的“一把手”吴德……
而对于曾被样板戏充斥视听脑海的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后灿如花海的大众文化，让他们很快淡忘了“八亿人民八台戏”的荒唐岁月。用胖哥的说法：谁愿意纠缠在噩梦里？也是因此，人们在“文革”终结时，急火火地将“样板戏”本子统统扔了出去。按年龄估计，我们的胖哥也只摸到了“样板戏”滥觞时代的尾巴，况且他也不屑于对那一段沉重历史的渊源仔细琢磨。他说，刚才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从摊前走过，像是自扪又像是告诫：别忘了中国为啥有“八亿人民八台戏”的时代，弄不好还会有人让咱从“唱红”重新过起……胖哥不明白老人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只是顺势追问了一句：有“样板戏”的本子吗？我出大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