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仰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还把原本弱小的游击队建设得越发壮大。杨文翰曾有一个机会，走上大多数游击队战友选择的革命之路。但历史的岔道口上，他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而赣东北游击大队这支举着红旗的最后红军游击队的功与过，只有留待后人评说。
临危受命
杨文翰，曾是一名普通的根据地干部。在红军长征后，闽浙赣苏区省委决定将部队分散成三部分打游击，其中，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皖浙赣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活跃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杨文翰就被编在关英领导的队伍中。
1936年初，规模仅八九百人的红军皖浙赣独立团遭遇了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军区司令员唐在刚战死，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被处死，关英自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独立团余部在当年农历六月合并组成赣东北游击大队，杨文翰在队伍中任宣传部长。在随后的战斗中，游击队也遭到了极大损失，游击队司令、政委、组织部长相继离队，宣传部长杨文翰成为了队伍里的一把手。
尽管苏区干部出身的杨文翰没有多少军事斗争经验，但却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用杨文翰之妻王荣真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打游击的料”。他逐步总结出了：“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的游击战方针，在保存实力的同时不断谋划壮大自己。通过专打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弋阳、德兴、横峰、上饶、乐平、贵溪、万年等七八个县有极大的影响。
1937年10月前后，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战，赣东北游击大队达到了鼎盛时期，从原先的30多人，发展到了500人，还拥有轻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考虑到当时在南方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基本都处于“人员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的情况，赣东北游击大队的成绩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取得这样的战果，杨文翰功不可没。
互不信任
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24日，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方案由国共两党商定。根据约定，中共方面集结各游击队集中听候改编，国民党当局则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由于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捕，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很早就失去了联系。由于信息闭塞，杨文翰到1937年下半年还不知道去年发生的“西安事变”，更不知道刚刚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以及国共合作的新变化。
当1937年年底组织终于找到他时，他表示绝不相信国共可以合作。对于首次听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不要信他，你欠了他的债，分了他的田，杀了他的人，他怎么会跟你合作？”“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
造成杨文翰不信任国民党政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和国民党军的多年对抗，让游击队与国民党军之间结下难解的死仇。另一方面，在1937年2月国共合作之前，当地的国民党曾以国共合作为名骗他下磨盘山，杨文翰半信半疑，只派先头部队下了磨盘山，结果遭到敌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十几名游击队员。此事发生后，他对部下称“以后不管什么人来都不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去！”
误杀战友
由于有受骗经历，杨文翰对于党组织几次派来劝说下山的同志，都视为叛徒对待。从1937年9月开始，皖赣特委先后派出县委书记李春望等4位同志上山动员，都被杨当成国民党说客下令枪杀。甚至连妻子王荣真上山找他，也被他认定是敌人派来劝降的，掏枪就要毙。
当时，南方不少游击队都有类似情况发生，一些游击队也错杀了上山联络的同志。甚至连陈毅本人，在劝说游击队下山时也被斥为“叛徒”，差点枪决。但是大多数游击队在后来都选择下山抗日，惟一不下山的就是杨文翰的游击队。
见迟迟不能说服杨文翰，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决定，让刚刚归队的关英，以老领导身份去劝说杨文翰。1938年5月，关英到磨盘山见杨文翰，但两人谈话极不愉快。当关英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称“你应下山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杨文翰毫不客气地回答：“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他们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最后，经过几天争吵，杨文翰认定关英就是叛徒，将他和随同的4位同志枪杀了。
杀害关英后，冷静下来的杨文翰也开始觉得不对劲。他想方设法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杀了关英，这不好，这是党内的事，要负责任的，你们应该下山”。知道自己犯下大错的杨文翰，却更加坚忍而偏执，他坚称“非见到红军大部队，决不下山”。可这时的红军大部队已全部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杨文翰及其部下500人，已是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
辗转失败
此后的岁月里，中共赣东北特委所属弋阳、贵溪党组织，与杨文翰领导的党组织，发展到同一村庄有两个不同党支部。尽管两个支部均知道对方的存在，可以一起开会，但赣东北特委每每想说服杨文翰却总不成功。
不仅如此，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还多次发出和中央精神相悖的通告，比如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要求“转变领导方法，用旧政权形式去保障人民利益”，杨文翰游击队却印发了《告工农群众书》，公开号召“工农群众大胆起来向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斗争”,“大胆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友军中扩大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二百万军队继续抗日”，而杨文翰游击队却又印发《告白区民团士兵书》，公开号召民团士兵“驮枪来革命，打死压迫剥削你们的万恶长官”。
国民党对于杨文翰部欲除之而后快，调动正规军、民团武装总共1.7万人，重重包围了不足500人的杨文翰游击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杨文翰的游击队居然又坚持了四年，在皖赣边区和磨盘山辗转游击。到了1943年3月19日，杨文翰部只剩20余人，后遭遇伏击，只有他和炊事班长刘福喜侥幸逃脱。
1943年8月，他试图到弋阳葛溪杨泥湾买枪以图东山再起，被亲戚国民党乡丁鲁冬狗出卖。当年10月被枪决于弋阳北门鹅门嘴。据执刑当事人后来回忆，临刑时，杨文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
至此，这支最后的红军游击队终告全军覆没。多年以后，杨文翰和被他误杀的老领导关英，都被追认为烈士，并且同被供奉在弋阳革命纪念馆中，永久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