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康庆生，自幼便为父亲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在人生的征途中父子俩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但革命意志坚定不移，始终为党的事业奋斗不已。最近他向笔者介绍了父亲和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一）
康庆生于1928年10月在河北保定附近的满城县出生。他的父亲康彦辰是小学教师，在1930年土地革命时期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刘宁一（全国总工会原主席）、罗玉川（原林业部部长）在老家一带组织农民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起义失败了。及时得到消息的康彦辰在康庆生四舅舅的帮助下逃离了家乡，以后在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的五原县小学当教师。康彦辰逃离家乡后，其家人受到反动势力的追查、欺压、辱骂，同时也得到许多善良群众的同情、支持与照顾，这些使康庆生幼小的心灵就感受到人间的冷暖及思念父亲的苦楚。
1935年，康彦辰将一家接到了五原县。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8年，上级党组织派刘一山到五原县担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一山一到五原县就与康彦辰接上了党的关系。他也是河北人，单身的他就把康彦辰家作为县委的活动场所，对外称是老家来的亲戚。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康彦辰将刘一山介绍到河西小学当音乐教师。虽然70多年过去了，但刘一山教学生们唱的许多歌曲康庆生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刘一山经常在康家召开会议，康庆生和姐姐常常帮助通知革命同志来开会。有时口头说“我爸请你去打牌”，有时将开会的小纸条放在鞋里或衣服补丁的夹缝里送出去。他们开会时，康庆生和大姐就负责放哨。
刘一山的重要机密文件由康庆生的母亲保管。有一天，刘一山对康庆生母亲说：“嫂子，今晚有人来查户口，你保管的东西务必藏好。”康庆生母亲将文件放在康庆生和他弟弟的睡席下面。晚上，来查户口的将他们家搞得鸡飞狗跳。康庆生和弟弟假装睡着了，没有引起敌人的疑心，成功地保护了党的重要机密文件。
1939年6月，党组织决定让康彦辰到延安去学习。康彦辰带着13岁的大女儿和李贵（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7人同往延安。10岁的康庆生闹着也想去，但因他年龄太小父亲让他留在家中。此后，刘一山等地下党同志经常给康庆生家送钱送物，给予照顾；康庆生也为地下党送信送物，帮助做一些小孩出面方便做的事情。
1940年1月，康彦辰结束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带着党中央给河套特委的指示，留下大女儿在延安，回到了五原的家里。他带着康庆生西行到临河，向河套特委组织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接着，特委在一个四周都是草地的独立小院开了几天会。康庆生像以前一样在外面放哨。院子里有一群鸽子，他牵着一头小毛驴在草地上吃草。有情况他就扔石子打鸽子，鸽子一飞便表明危险。康庆生说：“我放了几天哨，仅仅遇到两次异常情况。一次是来了几个警察，我刚要打鸽子，他们便转了方向，没有进院子的大门。另一次是几个人直奔大门，眼看他们就要进入门去，我就用一块石头打了鸽子。鸽子‘呼’的一声飞了起来，但那几个人很奇怪，没有进大门，而是沿着大门边的围墙走了。房子的主人出来后，我说明了情况，他们又继续开会。”
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康彦辰通过亲戚的介绍有意结识了傅作义手下第一员大将董其武，并且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董其武的二女儿还认康彦辰夫人为干妈。在特委的安排下，康彦辰也曾带康庆生到董其武的司令部做客。通过董其武，康彦辰了解到河套地区的抗日形势和国民党的未来工作部署。回来后，他及时将了解的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特委开会时，康庆生又为他们放哨。
（二）
1940年夏天，国民党再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河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特委书记牺牲，上级要求康彦辰立即转移。他带领全家隐姓埋名来到宁夏平罗县。当时他家的日子十分艰辛，几乎处于绝境。有人说到贺兰山的煤矿做小买卖能赚钱，康彦辰就带着康庆生来到这里挑着小担子买卖小商品。煤矿生产条件十分恶劣，矿工生活非常困苦，普遍都没有被子。康彦辰将自己的被子给生病的矿工盖，还常常帮助矿工们读信、写信，在其他方面也帮助矿工，深得矿工们的好感。不久后，3个小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黑心的矿主们一点也不在意，将几十个被炸死的矿工草草掩埋了事。当时一些矿工迷信思想还很严重，以为这些爆炸是上天派白衣仙女来收人。康彦辰向矿工们说，这是矿口太小，矿道通风差，有火星引起的。这引起了黑心矿主对康彦辰的不满，说他在矿工中进行赤色宣传，决定将他除掉。一天晚上，一位负责活埋他们父子俩的矿工偷偷地将消息告诉了他，康彦辰来不及带任何物品，立刻带着儿子逃离矿山，回到了平罗。
康彦辰回到平罗不久，被聘为傅作义在宁夏黄渠桥办的奋斗小学的教师及傅作义子女的家庭教师。为了躲避宁夏反共军阀马鸿逵部的追捕，康彦辰后来又在老友董其武夫人的帮助下，带着康庆生回到了河套地区。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压力和太大的惊险，康彦辰患了重病，多日昏迷不醒。在董其武和康庆生的大爷、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等的救助与照料下，几个月后康彦辰的身体才逐渐得以恢复。
从1940年到绥远省解放，遭到敌人破坏的河套地区地下党组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延安的党组织通过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康彦辰的女儿，让康彦辰与党组织建立了单线联系。从此，他就孤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完成解放区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康保安当了包头市市长，党组织要求康彦辰到包头开展工作，康彦辰到包头后当了包头市自来水管理处主任。从此，他就利用这一身份在包头孤身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家成了党的地下接待站。他找了一个可靠的工人多次赶着大车拿着自来水管理处的证件，到包头城外一个指定地点接解放区的干部到包头开展工作。这些干部吃住在他家，康彦辰帮他们完成任务后，再由这位工人秘密地把他们送出包头回解放区。在这一期间，康彦辰还按解放区党组织的要求营救了一些被捕的同志。
由于长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加上一再被敌人追捕，康彦辰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他要养多口之家，还要为党的工作贴补费用，生活一直贫病交加。1948年4月，42岁的康彦辰在包头市英年早逝。
（三）
父亲去世后，康庆生决心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在此之前，12岁的康庆生在“同我照相馆”当了一个时期的学徒，受尽了折磨。后来，他在三舅父的帮助下，上了一个补习班，一年学完了小学3个年级的课程，接着考取了奋斗中学。这所中学是傅作义的干部子弟学校，不收学费，管吃管住，还发了几次衣服。康庆生在这里除了认真学习外，还进行了进步宣传活动。在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时，当局要求学校放假一天，进行庆祝，他带头反对。学校5年多的学习，为他以后能上清华、北航这样的大学打下了基础。
为了去解放区，学校放假后，康庆生来到北平，和同班女同学陈淑筠（父亲为绥远省银行行长）通过另一同学张浚明，与北平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崔月犁的掩护人郑太太接上了关系。郑太太与崔月犁研究后，告诉他们说，同意他们去解放区，但要一批一批送，建议康庆生先回在张家口的学校，待安排好后通知他与在北平的陈淑筠一同出发去解放区。回学校后，他发现自己的信件被人检查后又封上了，断定国民党特务盯上他了。他立即给陈淑筠写了一封信，要她转告郑太太：反动分子已在监视他的行动，他俩必须尽快去解放区。他没有直接将信寄给陈淑筠，而是寄给好友郑万恒转交。不巧，郑万恒这时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抓捕了。康庆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筹措了10多块银元，急忙离开学校，使仅隔一天来抓他的几个法警扑了空。他一到北平，便找到郑太太说明出现的紧急情况和经蛮山到解放区的路线与决心。得到同意后，康庆生与陈淑筠便于第二天从西直门乘火车离开了北平，在土木火车站下了车，天黑到了蛮山。在这里，他俩被解放区逐鹿县第三区的民兵包围了。他们如实地说明情况后，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并受到热情接待。解放区的有关领导看到了在北平出版的《平民日报》刊登的郑万恒因替康庆生转信而被捕的报道，了解了他俩的情况，决定让陈淑筠留在解放区，康庆生回归绥市（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潜伏在董其武身边进行地下工作。当康庆生准备动身离开解放区的时候，报纸上刊登了包头解放的消息。他向领导写报告说，包头解放了，预计绥远很快就会解放，他回那里也就没有意义了。组织经过权衡，批准了他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务院财经委工作的刘一山知道这些情况后写信给康庆生说：“你父母终身从事革命工作，长期进行地下斗争，在自己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胜利的前夕双双离开了人世，实在让人感到遗憾。他们都只活了40多岁，我感到非常难过。他们实际上是为革命工作而牺牲的，你们能继承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我非常欣慰。”
1948年10月，康庆生到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学习了3个月后，被分配到老解放区工作。他1949年入团，1950年入党。1952年，国家决定抽调一部分干部上大学，康庆生因此先后上了清华大学与北京航空学院。
康庆生毕业后，留在北航工作。当时国家的有关领导要求北航制造我国第一架无人机。康庆生担任了无人机研制组的党支部书记。以后，他先后担任过北航飞机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北航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他在北航学习工作了30年，我国第一代航天骨干许多都是他的同学或学生。1989年，他在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总公司党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