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6岁的杨敬年教授仍在精确地规划着时间：凌晨3点投入工作，每天累计工作时间满8个小时。
他至今过着年轻人般的生活。他抢着接听家里的电话，能迅速报出几个熟人的手机号码。如果电灯没有关上，他宁可自己动手也不会去指挥晚辈。总能令访客惊奇的是，多数时候为他们打开家门的是他本人。他还自己洗澡，生活“完全自理”。
谈话时，他思维敏捷，语速飞快，会提醒需要记录的晚辈：你应该用一个小录音机。
他对校园里的八卦有所耳闻。他表示自己应该“紧跟形势”，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他几乎不出门，但每天坚持听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才入睡。他认真地说：“我要知道第二天的天气。”
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省汨罗市，那是两千多年前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被贬、投江之处。杨敬年的外公是清末秀才，非常注重教育，这让追求知识的种子早早在杨敬年心中扎下了根。杨敬年4岁启蒙，一直跟从外祖父读书，13岁时已能熟读四书五经，能写通顺流畅的文言文。外公夸他“文理精通”。
1927年，年仅19岁的杨敬年考取设在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入学仅3个月，“马日事变”发生，长沙一片混乱，杨敬年也离开了军校，过了几年靠教书糊口的日子。1932年，渴望继续求学的他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当时不需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大学毕业后他没像许多同学那样到国民党中当官，而是选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深造经济学理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老师们辗转到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财政部等处工作。
“当时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求学心切的他渴望着能出国留学深造。1945年，杨敬年如愿考取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在这里，杨敬年对“开眼看世界”有了深刻的体会。1948年5月，40岁的杨敬年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应一直帮助自己的恩师何廉教授的邀请，回到了祖国。他回忆说：“当初，老师何廉叫我赶快回来，我就回来了。那时，何廉在南开做了两个月校长。可后来，他又离开了，回美国去教书了。”临行前，何廉极力劝说他同去，还为他留下一笔旅费。
是去美国投奔恩师何廉教授，还是继续留在南开大学呢？杨敬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何廉走的时候，我的护照还在手里，有效期还有两年，我完全可以走。我就回想起曾经就读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我记忆犹新，我不是倾向共产党吗？现在我学成回国，可以施展才能了。我就决定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1949年，杨敬年在天津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他负责筹建财政系，任系主任。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变化，他参加了夜大学习马列主义，自学俄文，参加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等。他聘请著名财政专家到校任教，并与中央财政部协商请司局长和苏联专家前来讲学，还带学生到财政部实习，为培养新中国财政专业人才创造了难得的条件。他以满腔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
杨敬年希望自己所学的知识在新社会里有用武之地，为国家作出贡献。然而，历史的走向在这里拐了个弯。
屋漏偏逢连夜雨
1957年8月3日，杨敬年被定为“右派”。一年后，南开大学处理右派时公布他是“极右分子”，“另案处理”，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其管制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9月，南开大学决定每月给他60元生活费，让他在经济系资料室进行劳动改造。在此后长达20年的岁月里，他靠着这份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计。
面对压力，杨敬年一声不吭地挺了过来。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杨敬年的好朋友。做不了教师，就做翻译家。杨敬年说：“那时候，我觉得心急，因为国家的治理不是用这种方法就能治理的。所以，我的态度一直是：我家里一分钱没有，我上学靠的是公费，是中国劳动人民培养我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总要做点事情来报答劳动人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如果只能翻译，我就去翻译。”
1974年，68岁的发妻中风瘫痪在床，口眼?斜、呕吐，并发失语症。医生对杨敬年说：“准备后事吧。”但他不放弃。妻子在观察室里抢救了9天9夜，他就寸步不离地守了9天9夜，终于夺回了一条命。
此后，杨敬年终年守护着半身瘫痪的妻子，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卧室里，妻子的床边搭着杨敬年的行军床，“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都能在她身边。”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和妻子都在楼上。我坐在她身边，心情很平静，我想，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就是同归于尽，我也不能离开她。”杨敬年回忆道，他与妻子李韵兰是1925年认识的，当时，他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叔祖父一个电报让他回家成亲。17岁的杨敬年虽然已经有一些新的思想，但是面对抚养他长大，供他读书的亲人，他无法拒绝。于是杨敬年离开学校到李家做了上门女婿。此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时时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子。
1976年，他的儿子飘蓬因急病去世。丧子之痛，痛彻心扉。
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杨敬年阅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杨敬年借此安慰自己“就当是害了一场大慢性病”，甚至自认为算是幸运者，仍能留在资料室做一些学术工作。在这里，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心无旁骛地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12部著作，为后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翻译作品大都以“集体”的名义或使用笔名面世。他的第一本译著用的笔名是“蓬勃”，1981年出版的译著《银行家》，才第一次署名“杨敬年”。
肯将衰朽惜残年
1979年，被平反昭雪的杨敬年年逾古稀，过了退休的年龄。他说：“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我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再工作20年，补偿逝去的岁月。”
这时，杨敬年在全国综合高校中率先开设了发展经济学专业，带研究生，甚至亲自讲授经济专业英语。这是一门中国急需的学问，它涵盖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门学问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但是由于几十年的闭塞，中国没有，甚至闻所未闻。1981年，他的第一本发展经济学著作《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一书出版，由此他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扛鼎之人。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有《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十大关系》《经济发展与国家财政——泛论发展中国家财政》《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杨敬年说：“我开了这个课。两次接待美国教授来讲学，写了三本书、几篇论文，培养了二十个研究生。”
86岁那年，杨敬年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讲台。
有人说，杨敬年最终居然连博导都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混得真是不济”。
但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和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了几十部专著、发表了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我虽然自惭形秽，却已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1998年，90岁的杨敬年开始撰写《人性谈》，以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从人性出发探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伦理道德及其关系，以人性为主线，把他一生所学贯穿起来。90华诞时仍在医院中写作和校对此书。他对此感到满意：“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了。”
他93岁时，出版社约杨敬年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感到此书对于传播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又自认“余勇可贾”，就一口答应下来。而学生们对此不敢相信。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就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此后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
在翻译《国富论》的过程中，杨敬年相濡以沫73年的妻子溘然长逝，享年92岁。妻子在弥留之际呼唤：“我要见飘蓬，我要见飘蓬！”杨敬年俯身对她说：“我就是飘蓬。”
“我总是回忆着我们结婚第二天她为我补衣的情形，脑子里就不断重复着这样两句诗词：‘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说起妻子，他一向坚强的心不停地震颤，老泪纵横。在为妻子写的讣告中，他引用了唐人元稹的诗来表达自己和妻子的感情：“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不是宿命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国富论》出版后，十多年间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经济学畅销书。
“要老有所为”
毕业于南开的天津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卢鹤文退休后有一次参加校友活动，被杨敬年问到退休后都干了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没干什么”。杨敬年关切地劝他“要老有所为”。
“一个90多岁的老人教导一个70多岁的晚辈要老有所为，怎不叫人汗颜？”卢鹤文后来得知，杨敬年进入古稀之年后，至少发表了十项重要成果，除去译作，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
研究生邹玲曾到杨敬年家诉苦，专业英语如听天书，但惭愧地发现，70多岁的杨老师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
1999年的一天，91岁的杨敬年在电话里告诉邹玲，自己刚买了电脑，很快就能给她发电子邮件了。她惊讶得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她每周一早晨8点会准时收到导师的邮件，从不间断。
杨敬年的计算机老师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的故交陆续辞世，但社交并未中止。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新近的风气。有的学生遇上事业瓶颈，找他解惑。甚至恋爱中的女生也带男友请他把关，让男方非常紧张。
2001年入学的姚炜因帮杨敬年制作光盘而结下友谊。老人连搬家的事情都告诉姚炜。他自称新房有好多书柜，自己的书都能放下了。不久又批评新居：“很不习惯，设施比较新，用这个那个东西，我都得重新学。”
杨敬年觉得，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就像年轻人那样，他会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我现在还能上瘾，所以我说我还年轻。”
眼疾被杨敬年视为“最后的考验”。几年前，眼睛患上黄斑性病变，他基本停止了写作，阅读也大为减少。白天他听音乐，看电视剧。影像看不清，就听情节。
他打算修订《人性谈》，但已无法独立写作。不过他不担心。他指着腹部说，稿子都在里面，可以口述。“过去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
90多岁的时候，杨敬年曾按照陈立夫《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一书养生，打算活到百岁，并对学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己才走了一半的路。百岁之年，杨敬年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百岁生日那天，他对师生宣布：“我还要再活二十年！”他谦逊地说，自己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不断学习，争取看到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除了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在人生的下半场，杨敬年仍是凌晨3点起床，读书到5点，然后花40分钟做一种体操，每个早晨最少要做10次下蹲。他乐观地说：“人们常认为年高就是福，其实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问题，要和孤独斗争，和疾病斗争。我克服孤独的方法，是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百岁之后，杨敬年还曾潜心研读中国哲学，并不断地叮嘱人们要读点哲学：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可以使人达到天地境界。如今，106岁高龄的杨敬年对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仍然没有停止思考。财富分配如何更加平等，发展机会如何走向均衡，这两个问题，对于正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杨老认为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