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0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成为瞩目的“明星”。这一刻，距离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起——1964年10月16日15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总装备部高级顾问程开甲
“世界上有一种安全最可靠，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核武器，大国地位的标志，国防实力的象征。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作为“两弹元勋”，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深入研究与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鲜有人知的是，程开甲近40年隐姓埋名，在神秘领域默默坚守。直到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程开甲等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当象征荣誉与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他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掌声不仅表达了对他由衷的敬意，也饱含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对他深深的感激！
钱三强“点将”，元勋“消失”40年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程开甲知之甚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不寻常。面对严峻国际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走进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在科学界销声匿迹。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露出希望曙光。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此后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据资料记载，法国首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首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程开甲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飞行方向，保证了飞机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
程开甲是中国地下核试验重要倡导人和重要试验主持人。即便氢弹试验需要他投入很大精力，他依然不放松对地下核试验的关注。当地下核试验再次提上日程时，他的技术准备几乎同时到位。
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此后我国大气层核试验全部转入地下。程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许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成功筹划、主持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都获得预定试验目标。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主持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倡导开展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进入危险爆心见“魔鬼”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遥想当年，每次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临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检查指导，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
首次地下核爆炸后，为掌握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考察。
到原子弹爆心考察，我国前所未有，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掌握准确真实数据，程开甲勇敢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工作人员冒着40℃以上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追踪考察，对个人来说有危险。然而，他们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辐射，抓紧时间查看试验中发生的问题。这是首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是首次。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取到许多第一手珍贵资料和数据。
程开甲对工作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不论什么情况，他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条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他周密分析后提出：向所有电缆沟铺垫细砂子。这须动用数百辆汽车，不是个小工程。有同志说“没必要这样”，程开甲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反映给张蕴钰司令员，张司令员说：“按程教授意见办。”
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总负责人，他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是可靠数据。一次，程开甲设计的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遭到包括白斌司令员在内的许多人反对。有人劝他“人家是司令员，不要和他争了，出问题由他负责。”程开甲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进行屏蔽。”最终，司令员接受了程开甲的意见。以后测试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他的“全屏蔽”方法，给所有仪器设备穿上“盔甲”，保证所有测试仪器能在屏蔽情况下测到准确数据。
作为核试验创始人之一和科研与测试总体负责人，程开甲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白手起家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一系列学科，创建专业配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圆满完成每一次核武器试验任务。他还从国情出发，按照周总理的“一次试验，多方收获”要求，明确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召开几百次协调会，与各军兵种及地方上百家单位建立广泛协作关系，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曼哈顿工程”。
超越常规，创新不止
程开甲一生都在求索、创新。张蕴钰将军曾评价：“程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此他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他接受了束星北（“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两弹一星”元勋）、陈建功、苏步青（数学家）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训练。
1946年，经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一名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其中，彭桓武和程开甲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则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48年，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玻恩合写的论文递交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出席，由程开甲宣读论文。不料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激烈争论，程开甲时而英语，时而德语，与这位1932年诺贝尔奖得主展开舌战。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只得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裁判我当不了，还是玻恩裁定吧。”
玻恩听到此事，跟程开甲谈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离经叛道”者，因而才能超越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程开甲决定立刻回国。许多同学劝阻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他留下来，导师玻恩理解程开甲思念祖国的赤诚之心并亲自为程开甲送行，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程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他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上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五六十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80年代，他进一步发展、完善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出版两部专著；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下将该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研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20世纪70年代，程开甲在西北搞试验。一个宁静之夜，他发现天际出现明亮的光点，随即整个天空被照亮。他由此推断：可能邻国在搞新武器试验。他当即预言：卫星上天，太空将成为人类竞争的新空间。未来，空天武器将成为又一个竞争热点。40年过去，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科学预见。
时光如流，岁月如歌。程开甲已是96岁的耄耋老人。虽然离开戈壁滩已30多年，但他仍保持着当年质朴的生活方式。艰苦年代没有计算机，计算尺、黑板伴他大半生，现在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对黑板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养成一种独特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家有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也放着一块。他要搬新居，装修时，专门空出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思考问题，搞演算，就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客人讨论学术问题，想法也写在黑板上……
虽极富声望，程开甲为人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面对荣誉，他说：“我只是代表大家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
罗布泊爆发的“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与汗水，雷霆已远去，但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