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7年，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勤工俭学”“半工（农）半读”是体现教育方针的一项根本措施，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把学生教育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是学校的基本任务之一。1964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又发表了关于《半工半读，亦工亦农》的讲话，就此掀起了高校试行半工半读的高潮。山西大学吕梁分校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办的。
1966年4月，山西大学决定由中文、历史、教育三系65级学生到吕梁地区岚县试办分校，实行半农半读。
4月15日，我们乘大卡车从太原前往岚县，同学们站在车上，一路欢歌激荡，笑语声喧。车行十八盘，山路盘曲而上，下面的车看上面的车宛若要掉下来一样，惹得大家一片惊呼。
我们中文系65级丙班安排在店上村。岚县本就贫穷落后，这店上尤其荒凉偏僻。山像扫帚扫过一样，几乎草都不长，平缓的土丘上，去年的秸秆还在春日的寒风里飘摇，远看细细的，貌似谷草，近看才是玉米秆。春日融融，按季节已经是谷雨，但村里人还没有下地的意思，一溜儿坐在村边的土墙根下晒太阳，捉虱子。
同学们三三两两被安排在老乡家里居住，睡的是土炕，集中起灶吃饭。安顿下以后，按系开了一个会，可以说是战地动员吧。会后，我根据会议精神，在日记上给自己提出了如下要求：
“到岚县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做人民群众的学生；在吕梁山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群众讲究卫生，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移风易俗，我们既要半工半读，又要成为工作队；要发扬‘干打垒’精神，不向上级伸手，不向地方抢资源，不侵犯群众利益；要处理好‘农’‘读’关系，学习毛主席著作，学点汉语知识、农科知识，学习外语，练习写作，参加学术讨论，要结合思想改造学专业；艰苦朴素，闯过生活关，着眼于炼人。”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怀着这样一种心境，我们开始了半农半读的生涯。我们一边开荒种地、烧砖、烧石灰、修建校舍，一边跟着中央部署搞“文化大革命”。
这一段日子是艰苦而欢欣的。早晨天不明就起来拾粪，背了粪篓从东土峪转到东村，跑了许多的路，收获却很可怜，因为当地骡马等大牲口极有限。种土豆的时候，迎着风沙挎着粪筐撒粪、点种，粪末时不时被风吹到嘴里、眼里，肩上的粪筐刚刚变轻，重新装上粪，就又重重压上了肩。
为了修校舍，我们自己烧砖。烧砖的活儿，我除了没干过拓砖，踩泥、码坯、装窑、出窑都干过。尤其装窑出窑，背上二十多块砖上坡，一趟又一趟咬了牙干，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艰苦是革命者的传家宝，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烧石灰是在静乐县的河滩上，从河滩拣青石，抬青石，装石灰窑。两人抬一个筐子，一根杠子大茶缸那么粗，抬空筐也不轻松，装上一百多斤的石头。趔趔趄趄站起，跌跌撞撞行进在滚圆的石头蛋中，抬杠磨破了垫肩，磨破了肩膀。左肩破了换右肩，右肩破了双手托着走。手腕吃不消，等不得肩头脱痂，就又重新搁在肩上。一收工大家便急忙收拾家具，说说笑笑洗脸吃饭。流泪是在晚上，一脱衣服，肩头伤口被扯带得钻心般疼痛。虽然这样，我在日记里依然写道：“这将有利于无产阶级思想的生成，要脱资产阶级陈皮换无产阶级新皮，首先自己的血肉之皮得换一换。脱皮，动动就疼。疼让它疼吧，我要坚持脱掉这层皮。”
也有技术活。修房子的时候，老张师傅带我做徒弟。墙修到高处锹够不着，便把泥直接倒到架板上，又没泥包往上掂，我发了愁。张师傅说：“没事，你连锹扔上来吧。”我以为是耍话，不敢扔。几次催促，便扔上去。张师傅左手抓住锹把，右手用瓦刀稳稳托住了盛泥的锹。这一手，惊得我目瞪口呆，对张师傅崇拜得五体投地。扔个二三十次，居然不再失手。便又上到墙上，别人扔我接，几锹下来，便也能稳稳接住。张师傅用忻州话直夸我：“不赖，够个五级工水平了。”
进入六月，“文革”的波澜涌起，部分同学因不满分校领导搞“文革”，开始贴出小字报，中文系党总支则用反右斗争的办法，给同学们分类排队，同学们便分裂为两派，不同意见针锋相对辩论，剑拔弩张。师生关注的重点都不在半农半读上了。
据说，在此期间，有人在总校校园贴出大字报，怀疑办分校的是山西大学党委分散革命力量，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阴谋。8月7日，总校来电报，让我们回太原参加文化大革命，分校迅速组织同学们返回总校，吕梁分校也就成了山西大学办学史上的一个小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