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化学激光之父”张存浩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脸上盈满了笑意。张存浩开创了我国化学激光研究，在国民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作用，并与其他学者一起开创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一生追求用科学技术改变国家命运的梦想。
“太想为国家出一份力”
张存浩1928年2月23日出生在天津。他有着传奇的家世：祖父是清朝末任两广总督，外祖父是大军阀；伯父、父亲都曾留学美国，伯父张锐是著名市政建设专家，父亲张铸曾任天津化工局高级工程师；姑姑张锦23岁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较早的有机化学女博士；姑父傅鹰是著名化学家，首届学部委员；叔叔张镈是著名建筑师，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者。
抗日战争爆发时，9岁的张存浩正在天津读小学。母亲龙文瑗系云南哈尼族人，读书不多，但很有民族大义，不愿儿子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便将张存浩交给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姑父傅鹰夫妇抚养。两年后，傅鹰夫妇到在福建长汀办学的厦门大学任教，张存浩跟随前往。虽然抗战流亡生活艰苦，但张存浩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启蒙。姑父姑母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举动，深深地影响着少年张存浩。
1943年，正读高二的张存浩肄业，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次年，傅鹰夫妇离开厦门大学，折回重庆大学。张存浩也到了重庆，转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1947年毕业后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化工系攻读研究生，于1948年赴美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化学系就读，后转入密歇根大学，1950年获化学工程硕士学位（时年22岁）。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存浩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同学口中的“feo（敌人）”，美国报纸的头条也将中国描述成敌人，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在美国待下去了。“必须立即回国，否则自己的科技报国梦可能会落空。”张存浩料定美国很快会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毅然决定放弃继续深造读博士的学习机会和国外多家单位给予丰厚待遇的工作机会，自作主张提前回国。8月，他送走回国的姑父姑母，便买好了下一班回国的船票，于10月启程，回到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张存浩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亲历了颠沛流离，目睹了山河破碎，总有一种强国富民的情怀，太想为国家出一份力。”
在北京暂居不久，张存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受邀参观了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前身）。那里有许多精良设备，正在开展先进的研究项目。1951年春，他谢绝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几所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告别父母和姑父姑母，只身奔赴大连，正式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科研人生。
“急国家之所急”
张存浩接手的第一份工作，是解决中国石油资源匮乏和朝鲜战争燃料供给的双重压力。
当时，只在玉门有很小的油田，加上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燃油供给形势严峻，刚刚被分配到“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的张存浩，毅然接受了大连生化所时任所长张大煜交给的任务，投身于水煤气合成液体的研究中。他不负众望，与合作者研制出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高效熔铁催化剂，超过当时国际最高水平。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国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张存浩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当时这方面资料少，国内以往的积累不足，张存浩回忆道：“我们几乎是从头做起，非常艰难。”大家都没见过火箭、发动机，张存浩作为负责人，带着一群人驻扎在金家沟这个名副其实的山沟里。张存浩说：“从事火箭推进剂研究是很危险的，燃料也有很大毒性，做研究、做实验不可能完全不出事故，我算是专业人员，都会出这样的事故，如果让别人去做就会更危险。”
经过多年的努力，张存浩与他的同事首次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焰理论。1964年，项目获得成功。周恩来等高度评价：“这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支持。”
1973年，张存浩再次“改行”。大连化物所组建激光化学实验室，任命张存浩为室主任。以后20多年，张存浩的科研工作主要集中在强激光领域的研究。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激光是全新的前沿高技术，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这是一个交叉科学，在当时那种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来搞这项研究，难度可想而知。但越是新的、难的前沿研究，张存浩就越不惧怕。
“老张又叫‘张着急’，因为他总是急国家之所急，敢于完成国家急需的任务。”大连化物所研究员何国钟院士说，他与张存浩院士共事58年，见证对方为完成国家所需任务而多次“改行”的历程。
敢干，并不是蛮干。当时，国外氟化氢（氘）激光器也是刚刚起步。张存浩决定，不照国外的路子走，独立选择其他体系。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张存浩和他的同事夜以继日地攻关，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相关关键技术，大大促进了实验的进程。1975年氟化氢（氘）激光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后来了解到，我们的效果与国外基本一致，但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张存浩感慨地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存浩还率领团队开拓我国短波长化学激光的研究方向，同时注重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开创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的成果，1985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
……
“从青年时代起，我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科研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回首60年的科研路，张存浩从未对自己多次“转行”感到遗憾。
“急人才之所急”
张存浩提携后学，任劳任怨。石文波博士因摸不着试验门路而失去信心，蒙老师点拨跨入门槛。“谈到张老师，我就想到幸福二字。”石文波直言受益，“我的每篇英文文章都有张老师亲自反复修改，甚至细化到英文单词表达。”
张存浩关心青年，丝丝入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因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老师二话不说，将国家补贴的营养品——鸡蛋和牛奶全部给了我。”现已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徐正每忆起这段往事，还禁不住热泪盈眶。
除了科研工作，张存浩为人津津乐道的还在于他“急人才之所急”——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科技栋梁。1986年，张存浩担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开始科研、管理一肩挑。在领导岗位上，他致力引进一大批杰出的青年人才，大胆提拔并委以重任，竭力为其成长创造有利条件。何国钟、沙国河、杨柏龄、朱清时、桑凤亭、杨学明……如今，他的团队中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和学生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
张存浩还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大连化物所设立奖学金，以此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发奋学习，献身科研。
张存浩培养人才的心得是：“我没有高招，只是觉得应当尽最大可能为所有愿意学习的人创造条件。”
1991年初，张存浩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当时，处于科研一线的老一辈科学家年龄基本上都在50岁以上，人才老化问题严重，出国留学的人多而人才引进却很困难。“即使是科研实力强、科研条件不错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在1990年前后也只从海外引进了一位中青年科学家。”学科带头人“青黄不接”，张存浩对此忧心忡忡。
在大连化物所时就尤其重视人才的张存浩，此时对基础研究和科技战略有了更深更广的思考：“我们的理解力并不差，但缺少原创性，有时和别人同时起步，但逐渐落后，这与对基础研究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很大关系。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科技创新的关键取决于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培养高层次人才，是基础研究的根本任务，应该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国家在1994年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由基金委管理。近20年来，“杰青”项目共资助了3000多名科研人员。这项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发掘人才著称的资助项目，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科技领军人才的基础，如今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品牌。
如今，许多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否曾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都称赞张存浩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科学家。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张杰院士说：“张存浩先生对我们的坚决支持，时时激励着我、温暖着我。我在回国一年多时间内，与同事一起用国产元件建成飞秒激光装置，取得一系列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既是充满自信的，又是高度谦逊的”
张存浩无论是担任课题组长还是室主任，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思想在取得成果和获得重大奖励时，他总是把最大的功劳归于工作在第一线的学生和合作者。
他的学生、大连化物所研究员解金春记得，在一次论文署名时，张存浩把当时在读博士的解金春列为第一完成人，而把自己排在最后。解金春很激动：“在当时，如果换了别人处理这类事，很可能导师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后来，这篇论文还获得了吴健雄物理奖。
“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既是充满自信的，又是高度谦逊的。”在《我和科学基金——十五年回眸》一文中，张存浩写道，“对同行、同事和下级的尊重就是一种应有的谦逊，它能够引导出更高的凝聚力。”作为张存浩在大连化物所工作期间的老下属和搭档，何国钟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尊重。据统计，张存浩已4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4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曾获陈嘉庚化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何国钟认为统计有偏差，因为“老张从来都把名字挂在最后，把荣誉让给别人”。
在转向研究火箭推进剂时，何国钟成为他的搭档。然而，当此项目在1968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时，作为项目的带头人，张存浩将自己列在第四位，而将何国钟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何国钟，提起往事，仍对张存浩钦佩不已。
张存浩对于自己没作出过实质性贡献的成果，即使别人邀请他签名，他也一定会婉言相拒。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沙国河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清华大学教授李丽等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都在大连化物所工作，那时作为室主任的张存浩为他们争取到了傅立叶变换光谱仪和染料激光器等关键仪器，和他们都做激光光谱学方面的研究。但当这两位科学家都要将论文署上张存浩的名字时被谢绝了。
当有人问为何尽可能地把机会留给年轻人时，张存浩总谦虚地说：“我的贡献不如年轻人大。”
回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他说：“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的协助，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
对于此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张存浩还是那样谦虚，说：“这个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既是属于大连化物所这个小集体，也是属于国家这个大集体。我也并不觉得很兴奋，眼前的路还很长，还要戒骄戒躁。”
在张存浩的夫人迟云霞眼里，丈夫是个绝对的好人。在59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从来不像别的夫妻那样拌嘴。“他不但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导师。我们夫妻没有吵过架，我们的家庭是幸福完美的家庭。”迟云霞回忆说，张存浩一心扑在科研上，国即是家，有次回家时，竟然把孩子的名字都忘了。豁达的妻子至今仍把此事当成笑话讲。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张存浩这一代人的科研哲学。张存浩说：“我回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现在的年轻人，爱国主义是应该无条件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