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
1月初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
1月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
1月7日在致库西宁的信中说：请您尽快阅读和审定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并请您拨冗与我谈一谈中共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
1月17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即《一·一七宣言》。明确宣布：“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宣言，实际上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转变的萌芽。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声明立即得到国民党军队的良好反应。以正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指挥官陈诚将军为首，正式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建议，而蒋介石拒绝了，暴露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虚伪性。福建人民政府和红军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冯玉祥和方振武将军以及吉鸿昌（共产党员）将军于1933年在察哈尔起义，也声明同意中国红军的三条件；1936年夏，两广军事将领和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臣将军一样，也都同意三条件，愿意停止内战，与中共共同抗日。”回忆录还说：王明起草这个宣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称赞王明：“王明！你比蒋介石狡猾些，你一定能战胜他！”并且同意把这个宣言发出去——发给中共中央。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他写的这个宣言开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古西宁并不同意。后来古西宁和另外两位领导人都休息去了，他说服了曼努伊尔斯基，同意把这个宣言发出去了。但“古西宁和米夫仍不同意，古西宁很生气地说不应该不等他们回来就发了电报！”
1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
1月26日 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这封信共分四部分：“日本占据满洲后一般的状况”，“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分析了日本占据满洲后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第二，分析了东北抗日武装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对他们应分别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中指出：“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
第三，强调要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改变了过去“北方会议”提出的要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左”的做法，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指出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等，强调了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总之，这封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针对不同的抗日武装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群众斗争中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并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有重要意义的。比过去中央推行的“左”倾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也有很多错误，仍保留了许多“左”的思想。
1月 撰写《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又名《东三省情形与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2期，俄文版第4、5期合刊，《太平洋工人》第5期。文章共分为“东北在被日本占领后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形”，“东三省游击运动及其性质”，“共产党员在东三省的任务”，“东三省现时群众斗争的要求和口号”，“必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东三省党的组织”五个部分。
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和思想与“一·二六指示信”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它明确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东三省组织，犯了许多策略上的错误，东三省组织不懂得和不善于实行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文章根据“尽可能地建立一般民族的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如下的“一般的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的财产，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实行总抵制，发展广大的反日运动，建立选举的人民革命政府，等等；并说为要实现这些一般的政治口号，首先就要正确地和敏捷地实行特殊的一般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首先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和策略，且要取得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但文章仍然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等观点，说“必须牢记着：无论如何，下层统一战线都应成为我们的工作底基础。任何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当我们能够保持下层的统一战线和上层分子处在下层群众革命情绪逼迫下面的时候，才有可能而且于我们有益”。文章还强调“党应毫不容情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应成为党的全部工作及领导的基础”。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1935年作者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和1938年中国出版社在武汉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名为《满洲的情形和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主要内容是：“日本占领后满洲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反日游击运动及其性质，党在满洲活动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同月撰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刊载于《共产国际》第4卷第1期。
3月14日 在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举行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讲演，载于共产主义学院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汇刊及《共产国际》。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基本论点，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怎样运用这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指示。
同日作自由体诗《卡尔·马克思(纪念逝世50周年)》一首
3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
4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决定以王明名义发出，其中说：“现给你们寄去：1.原则性的基本条款草案，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些条款出发，提出为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而斗争的问题；2.关于这一斗争在满洲、内蒙古、甘肃和华南的近期任务的建议草稿。我提请中国同志们特别注意所寄材料的非常初步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收集、审查和修改实际材料，而且要十分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民族问题。我强调一下，中国共产党应当考虑到，争取消灭对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的斗争，应看作是整个中国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个从属部分。每个民族运动都将具有和已经具有反动的或者进步的色彩，这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的国内革命。”“必须让中共中央组织对上述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策略决定。”
4月28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责成王明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起草简要的指示，其中建议：（1）重申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2）在实行广泛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事业中，加强我们工会和青年组织的活动。（3）为成立救国会和动员最广大群众同干涉者作斗争起草基本纲领。在这个指示草案中，应当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口号具体化。这个指示草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审议。得到批准后，在其基础上制定更详细的指示。
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党的领导人决定，要中共驻北平办事处与有抗日要求的冯玉祥进行联系。为此，李德化名奥托·斯特恩，携带史沫特莱写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以新闻记者身份从上海到北京进行活动。由于上海派去的帮助他与中共北平办事处联系的人被捕，同冯玉祥联系的工作只好停止，李德在北平逗留几天后又回到上海。
同期宣扬“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3年春，王明来了一个与米夫完全一致的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所谓超种的民主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在现在阶段上有许多成分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如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合作社，银行，工农红军等，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交流与不可分离。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东铁路形势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精神写一篇文章，在国际报刊上发表。这篇文章即后来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苏中工农联合万岁！》。
5月23日 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停止在报刊上公布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或工会小组的企业名称。在不具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不应重复‘合法的招募运动’，要代之以真正单独地有步骤地招募那些在日常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有大量支部的大企业中，要在这些企业的车间、班组和各个部门组建党支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们生产支部今后遭破坏。”
6月 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苏中工农联合万岁！》。《写作要目》说：这是王明“为解释苏联出卖中东路给日本问题而作”。
7月2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
7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五卅”事变八周年与中国现状》。
同月 康生离沪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传记与回忆》说，康生赴苏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赵容（康生）可来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著名的肺病人，〈在〉上海时，每年都住几次肺病医院，他自己也几次要求来莫治病。恩来和绍禹走前，曾允许他可能时来莫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国际代表，因王明准备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带去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
据黄药眠回忆：“当时，康生对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征求王明的意见，出去发言时就事前把发言稿给王明看，或临走前向王明说明要讲的要点，看王明是不是同意。”
黄药眠还回忆说，康生有一次按王明的意旨去否定了一个从中国回来的国际职工代表的报告。他说：“大约在王明来莫斯科半年多之后，有一位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搞职工运动的同志回莫斯科作报告，说中国当时的职工运动是处于消沉时期，即处于低潮阶段。王明大概事前同他接过头，谈过话，知道他在职工国际要报告的内容，于是派康生去职工国际出席这个报告会。等那位同志（美国人）讲完之后，康生就按照王明的指示站起来驳斥。康生说，他不同意这个报告人的估计，中国的职工运动不是处于低潮和消沉的时期，仅仅是暂时的沉默（Temporary lull）。就是说，中国职工运动的形势很好，还是在蓬勃发展，不过临时有点暂时的沉默。这是两种不同的估计。康生出来驳斥这位代表的估计，目的是维护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
8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吸收王明和康生参加，讨论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和人员组成问题。如果在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决定将被看做是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并责成阿布拉莫夫、米夫和王明制定一些改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联络机制的措施，并提交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批准。
8月11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说：“我们的财政状况很危急。7月我们只收到61900法郎和2000元。我们不得不停止联系和把机关人员压缩到最危险的极限。光是党每月就需要不少于4.3万，青年需要1417，此外，还有工会。绝对需要给予明确的答复。”
8月20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4期、中文版第4卷第9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文章批评有的党员“在实际上犯右倾错误，完全抹煞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反富农的斗争”。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批评说：有“好多地方，特别是湘鄂西苏区，那里的苏维埃将一切富农的机器，农具商店一概没收了，至于完全禁止土地买卖和租佃，禁止雇工等那更不消说了”。还批评了“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说“这种办法一定要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关于资本主义问题，文章说：“必须明白，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目前“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在劳动政策方面，文章批评了有的同志提出的一些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做不到的主张。在工业政策方面，文章建议：苏维埃政府可以利用“家庭工业和农业结合，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方法，改良经济状况。“苏维埃政权应当组织合作社和劳动组合”，同时也“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手工作坊工业”。在商业政策方面，文章提出：“在现今的革命阶段上绝对不应当消灭商人阶层和取消私人贸易”，“要执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同时要反对投机买卖及尽力保证红军经常供给”。文章对一些“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是王明的一个新的进步。此文还刊载于《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国内的《斗争》杂志曾转载，上海中国书店曾出版单行本。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对于这篇文章，“他们都不同意，虽然这一文内写得很委婉。实际上，当时苏区政策很‘左’，都是古西宁、米夫和瞿秋白等一齐起草的，因而他们都不同意纠正。1930年瞿秋白和周恩来把这些关于宪法、土地法、劳动法草案都带回去了——（参见‘关于富农问题’等王明的回忆）。古西宁因为不同意我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意见，于1933年他宣布以后他再不管中国问题了”。
8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8期、中文版第8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红军的伟大胜利》。全文共分为“国民党与红军斗争的新策略”，“国民党底大失败”，“红军和苏维埃底胜利”，“击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底教训”四个部分。文章认为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在于夺得了领土，值得炫耀的是“敌人始终没有一次能够侵入中央区的中心区域”，而红军反“围剿”中的错误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不善于“争夺大城市(依各种新式军事技术而筑有防御工事的)的斗争”。他这个批评，对以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制定错误的战略战术产生了严重影响。
9月8日 致波特尼茨基信。
9月19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请求，我们在开展反对美日英干涉苏维埃中国、反对瓜分中国的运动。请不断寄给我们材料。请向苏联政府通报。”
9月25日~10月 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
据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了两次电报：1.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2.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同敌人拼消耗”的口号。
9月27日 前撰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总司令告世界劳苦民众宣言》。《写作要目》说：这是“为反对国民党六次围剿写的，见莫斯科《十月》报第一期，《苏维埃中国》法令汇编序言引用”。
9月27日 撰写《〈苏维埃中国〉引言》。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两年来所发的最主要的法令和其他文件，汇编成《苏维埃中国》小册子，王明为之写了《引言》，介绍小册子以及苏区情况，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造谣”。其中说：国民党说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不要国家”，“不要民族”，“不拥护民族利益”，“事实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再三提议全体人民和一切军队共同武装抗日，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对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每一暴行，表示壮烈的反抗，只有苏维埃和红军自始至终坚决主张武装收回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及一切失地，主张根本消灭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底在华统治”。《引言》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为，对工人、农民、城乡贫民、革命士兵、革命青年及其他同胞发出号召：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顾个人一时利害，奋起身来为拥护真正武装抗日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和真正武装抗日军队(工农红军)而战斗”。这本小册子由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3年出版。
10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其中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中都有王明。
10月8日 与康生联名致信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
10月9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发言。
10月13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发言。
10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布置代表团当前要做的工作：1.准备文件，其中包括反奸细文件，关于满洲问题的文件等；2.准备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报告，确定报告人；3.写文章等。
10月27日 与康生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
信的内容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的有下列几点”；“此外还有几件事顺便告诉诸同志”。
关于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信中说：“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的党，除了继续努力，揭穿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的欺骗外，首先必须给广大民众一切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的，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说：“中国人民唯一自救的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此，“目前有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具体最根本的办法来，作为我们武装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其要点是：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信中还说，“这个文件的目的”，是“给全国民众一个具体的明显的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这封信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比1月17日的宣言又进了一步，统一战线的对象已从愿意实行三条件的武装部队，扩大到愿意抗日的除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团体等中间势力及其上层人物。
在寄这封信的同时，王明等人还寄给中央政治局一种《红军须知》小册子。他们希望中央将小册子“很快的送给苏区”。
王明等人起草的这个《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后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同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将王明、康生1933年10月27日的来信转发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