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与回忆》说：《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胡汉民、章任卓等知名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共三千余人，作为委员会发起人签名发表的。后来，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在这文件上签名赞同，因而不仅引起了抗日运动普遍的高涨，而且在海外华侨中，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10月29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中国形势与中共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还听取了周立关于“列宁学校中国班清党问题”的报告，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王明说：接受意见后“向清党委员会报告”。
10月 撰写《致巴比塞、罗曼·罗兰及一切出席行将在巴黎开幕之青年反战大会的代表们》，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10期。《写作要目》说：此文“号召为保卫革命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而组织群众斗争”。
11月3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两个不足：一是“我们党组织和代表团同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联系不够。例如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黄色邮电工会组织。他们有合法出版物、合法报刊等。如果我们打算同他们取得联系，召开会议或举行大会，这可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里有我们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党团，并且工人情绪高涨。如果同这些工人取得联系，这会对暂时还参加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人具有更大的意义……以后要纠正这些不足之处，并要更加深入到工人中间去，把他们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和黄色工会的伪善。还有一个不足，这就是我们尝试同帝国主义驻上海的军事力量建立某种联系不够”。接着，他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第一，在中国方面，应该加强我们在上海的反战委员会，除了吸引地下的和诸如宋庆龄等半地下的人士参加外，还要吸引广大公开的人士、新闻记者、教授、教师、学生等参加，以便使我们的委员会以后在行动中有更多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机会。第二，建议世界反战委员会向上海派常驻代表，他在那里可以公开活动并同公开的和半公开的人士建立联系。第三，建议在上海创办固定的机关刊物，一方面使用英文，另一方面使用中文。第四，建议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反战委员会的协助下，不仅同上海的反战组织而且同中国所有其他城市的反战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便从中国内部和外部一起采取行动，在这些城市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建立反战委员会，使我们的活动能够在全国展开，首先是在那些我们有很大可能做这方面工作的地区。还建议效仿美国建立中国人民之友协会。
11月11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严厉批评列宁学院、东方大学中国学生支部的负责人。
在“中国苏维埃第二周年纪念”会上，请了各国代表来参加。王明讲话时，中国的同志喊口号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给各国代表，后送给王明。因此，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说：“东大之某某同志工作不够……送旗时未鼓动(原记录如此)”，“送德党花而忘自己的党”，“某某同志之错误甚大”，以后“要消灭自己蔑视民族态度”，“不容许对于党的领袖不尊重”。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清党问题”。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有一次请各国的代表来参加一个纪念会，王明上台讲话的时候，中国的同志喊口号喊的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各国代表，后送王明同志。结果王明同志大发脾气，第二天专门将列宁学院的吴克坚、黄波、周立及东方大学的克利莫夫等同志（他当时为东大的中国部主任）叫到共产国际去，大骂一顿，说什么你们不尊重你的父母，叫人家来尊重你的父母；你们不尊重自己的党和领袖，要别人尊重你们的党和领袖啊！学了这么久，尊重领袖就是尊重党都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11月20日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嫡系部队十余万人向十九路军进攻。本来，红军应该与福建事变领导人联合起来一起反蒋。可是，共产国际派往远东局的军事代表夫列得的“两个电报把事情弄坏了”。据《传记与回忆》说：“第一个电报，政治上他对福建事变的估计说：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他认为或者是苏维埃道路，或者是国民党道路。他说：福建政府那边有军阀和社会民主党（指第三党），不能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接电后，王明起草，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同意并签字回电说：“对福建政府的这种估计不正确，他们既接受我们提的三条件，应和他们建立抗日联盟和反蒋的军事行动。但此电去后，未见回电。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电报说：为的使蒋介石便于进攻十九路军，已将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即江西福建一带）调去赣江西岸（江西湖南一带）。”“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和米夫接电后都大吃一惊！立即复电，叫他们把红军从赣江西岸调回赣江东岸。”但夫列得拖了些时才回电说：“红军东征已来不及了！”“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竟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都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结果，很快连城失守，十九路军瓦解了。”在共产国际小委员会开会时，王明说：“原来红军守住连城，连城是福建北部之枢纽地带。蒋介石要打十九路军，必须经此处，否则他们过不去。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因为红军一去，连城则守不住了。而连城一失，蒋即可南下。十九路军见我军西调就会瓦解，而其他各地方军阀虽都反蒋，但见十九路军不能成功，对我们失去信心。而我们中央苏区就有遭受蒋介石从东北两方面夹攻的危险！”皮亚特尼茨基曾不止一次地夸奖过王明说：“王明是个有天才的人，他离苏区很远，却知连城对我们的重要。为什么在战争进行地方的中共中央不知道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也说：王明“不管军事，又离得这样远，他知道连城的重要，为什么他们离那么近也不懂得呢？”
由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也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的电报，关于福建事变的有两次：1.纠正中央对福建事变的错误的政治估计，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不可能”，“不能和福建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因而不能和福建政府建立真正的合作；2.纠正把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调去赣江西岸，使十九路军单独抵抗蒋介石进攻的军事错误。但后来才知道，这两个错误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而共产国际的电报要经过远东局转发，所以他们没有发给中共中央”。
11月28日~12月12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于11月30日晚和次日上午作题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演讲。这个演讲共分“中国——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的舞台”，“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与中共和兄弟党底任务”等三章。
王明在演讲中说“革命运动在中国更向前发展”，“然而把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及可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观比客观相对落后的现象，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着的”。“为消灭这个落后现象而斗争，是中共最近的战斗任务”。“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认定我们底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斗争”。“中国革命的根本敌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中国苏维埃革命向前胜利底第二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国家底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从这两个主要的困难就产生了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为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要“更加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理论纯一性，组织统一性和团结性，为反对各种各样离开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底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特别是为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底右倾倾向而斗争”。这个演讲从帝国主义进行“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这一概念出发，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没有突出抗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演讲不是团结主张抗日的一切人，而只“对各种形式的反日游击队伍”建立统一战线。在兵运工作中又提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还强调地说：“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
王明这次演讲，是他1933年年初以来思想发生某些变化的一次“左”的反复，后来用王明的名字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6期，1934年1月31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5卷第1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3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王明、康生著《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
11月30日 与康生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11期发表《东方劳动者底重大损失》，悼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片山潜。
11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十月》特刊上发表《**的第六次“围剿”的特点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
同月在莫斯科红场追悼片山潜同志大会上讲话，并作七绝《悼片山潜同志》。
12月2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干部问题。
12月28日 同即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谈话。说在中共中央送来的材料上，“经常的看见‘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名词，其实这些名词是不能够随便乱用的。把这些名词用得太滥的时候有两种不好：第一，用得太滥了，中国党的同志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失了‘机会主义’原来的政治上的严重(肃)性，第二，用得太滥了，大家都骇怕，因此压杀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本年在《真理报》第341号发表《广州公社六周年》，还作七律《念念不忘(悼陈原道、何子述两同志)》，五律《妇女英雄(悼黄励同志)》各一首，发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领袖》，在红场追悼片山潜同志大会上的讲话。
下半年至1934年春曾想回国。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陈绍禹曾试图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春回中国。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我当时是成员之一，接到国际指示，要为陈绍禹去江西瑞金作好安排。指示说，陈将经由欧洲到香港，要我们把他从香港转送到瑞金。上海局接到国际指示后，两次派人去香港进行安排，但均告失败。第一次，派去安排的人很快被捕。第二次，地下电台台长、接收国际关于陈绍禹问题指示电的李晋永被捕，李原是中山大学学生，在莫斯科受过专门无线电训练。自然，上述两个情况都影响了安全。再进一步试图把陈绍禹送去瑞金，实在风险太大，这样，陈就又在莫斯科呆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回国到延安。”
同期散布对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不满的言论。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对瞿秋白、周恩来、罗迈等同志，王明一贯地向我们介绍，他们都是老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有他们，盲动主义有他们，冒险主义的历史路线有他们，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他们，现在于苏区又搞机会主义，因此王明同志认为这些人的前途有两个：托洛茨基主义或布哈林的前途（此话是1933~34年讲的）。
李国华还说：对吴亮平、郭化若、萧劲光等同志，王明同志向我们数次地说过，他们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同托派有联系，他们现在的工作是不适合的，国际已经去电给中共中央，叫撤销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吴亮平，在解放报写了一篇批评托派的文章以后，王明同志在会议上公开地说吴那篇东西是在吾党和机关报上公开的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政纲的文章，他说中央的警惕性太差了，托派的言论侵入到中央的机关报上都不知道，因而国际与代表团也去了急电，要中央撤销吴的工作。
李国华还说：王明认为毛主席在创造苏维埃与红军中是有功劳的，毛主席是我们在国际上与国内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是我党的领袖，但是很可惜的，是毛主席只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经验，多年在农村中活动，而没有能够得到理论的学习，使经验不能得到总结，提到理论的原则，同时缺乏国际的知识，在一切东西中能大众化，但是在国际问题的分析上常常发生不充分甚至错误，因此我（指王明）的任务是回国去帮助他，当主席的秘书或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