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权利并非全属蒋介石。事实上，自从满洲沦陷后，他的选择余地不断缩小。在1937 年的炎热夏季，当蒋介石在庐山收到消息时，他必须谨慎权衡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首要的也是最为紧急的一点在于，在这件事情上，任何让步和妥协看上去似乎都等同于政府放弃了对前王朝京都的控制权。这跟放弃满洲不同，伪满洲国的建立对中国的威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还算不上灾难，蒋介石在1933 年几乎已经认可了其日本附属国的地位，但北平就不同了。在“北京”这个已经被废止的称谓下，这座城市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首都。虽然它的政治地位已经下降，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它依然具有巨大的文化和情感意义。这座城市还具有很大的战略价值：它是华北主要的铁路枢纽，连接华北与内陆商业城市武汉，并且往周边4 个方向都有铁路线贯通。如果北平落入日本人手中，那么来自东京的一声号令就可以将军队从朝鲜和伪满洲国派送到内陆的心脏位置。如果蒋介石让出这个城市，那他将失去整个华北，并将国民政府的中心地带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下。蒋介石在7 月10 日的日记中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此为存亡关头， 万不能失守也。”
如果它只是北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蒋介石担心的是日本人在中国不断挑衅，北平只不过是他们不断增加的征服名单上的又一个城市而已。从1931 年起，爱国记者杜重远就和他的那些从满洲流亡出来的同胞一起，利用新闻媒介的力量吁请蒋介石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发动一场战争以夺回东北。杜重远此前甚至因为刊登反日言论而被判入狱。虽然蒋介石说过“三千万同胞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之类的言论，但他对东北抵抗的立场始终没变过。他明白，满洲太过偏远，它所激起的公众情绪尚不足以支持打响全面战争。1933 ～ 1935年，日本似乎已满足于其既得权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得以和伪满洲国为邻，继续存活一阵子；但从1935 年起，日本在华北的势力不断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已将该地区看作是它的领土。蒋介石越来越确信，不把整个中国占为其附庸国，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就算现在不跟他们发生冲突，将来也会，而且为期不远。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报刊《申报》以直白的《又一次侵略行动》为标题刊发了社论，并提出警告：“这次冲突，在日军方面显然又是有计划的侵略行动。其性质之恶劣，足以震惊全世界。”
但跟日本正面对峙很危险，甚至有可能是自寻死路，蒋介石亦不再指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1937 年对全球来说都不好过，欧洲的政治形势日趋独裁，希特勒的纳粹党将德国重新塑造成一个专制国家，1933 年已告崩溃的脆弱的魏玛民主共和国现在彻底消失；墨索里尼掌控下的意大利看上去也同样有序而强大。许多观察家忽视了背后支撑这些政体的是暴力和法西斯主义，他们得出了简单的结论：独裁政府是未来政治的出路。虽然欧洲大部分国家还处于沉闷的和平之中，但整个世界都受到了西班牙内战的影响，民选政府的共和党军队在跟佛朗哥的长枪党国民军作战。共和党只得到苏联极为有限的支持，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却在极力为佛朗哥撑腰。站在场外的是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蒋介石知道，它们不会提供什么帮助。西班牙也早就看清形势，美国也根本无意进行国际干预。富兰克林·罗斯福刚刚在几个月前被再次选为总统，但就在经济大萧条持续冲击美国之际，他却在1937 年头几个月里卷入一场伤痕累累的政治斗争中。罗斯福希望借此赋予自己更多的权力，以期改变美国高等法院的组成结构。对美国来说，再次介入欧洲战争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情，介入中国的冲突更是完全不可能。所以，如果蒋介石想要反抗日本，那他就必须依靠自己。他也需要估算好，在这场对日战争中，中国能独自坚持多久。
蒋介石的希望寄托在他最引以为傲的部队上。在发给儿子蒋经国的电报中，蒋介石叫他不要担心日本的侵略，因为他“有办法对付他们”。蒋介石依靠的是他的两位的军事顾问冯·塞克特和冯·法肯豪森所训练的部队。毫无疑问，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不过，蒋介石的电报不免有些虚张声势。改革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收效，而且目前受过训练的军官仅有3 万名。
实上，蒋介石很多战略的施行必须仰仗他“部下”的军队。他不仅必须估摸这些军队实际上能派多大用处，还必须揣摩有多少指挥官真正忠诚于他。宋哲元跟日本人有着紧密的接触，他似乎时常以牺牲蒋介石的利益为代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阎锡山是内陆主要省份山西的头领，以雄才大略而为人所知，但他也曾经是1930 年华北中原大战反蒋联盟中的一分子，直到1937 年都在利用共产党和日本人来对抗南京政府。蒋介石跟共产党的联盟也极为脆弱，表面上双方都做出合作姿态，但实际上彼此都不信任，西安事变的阴影始终未曾消退。
卢沟桥事变留给蒋介石的选择余地极为有限：要么承认华北沦陷，要么反击。可一旦开战，战争就必将从地区冲突扩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冲突。
问题在于，蒋介石没有太多的时间。当时中国的条件并非如蒋介石所愿，具备足够的时间去建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各地军阀首领的分立倾向，并加强全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到1937 年，日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规模之大让中国的备战相形见绌，不值一提。在1936 年2 月的日本政变阴谋中，财政大臣高桥是清被刺杀，后果之一就是日本政府的军事开支大幅上扬。日本政府和民众都不断被类似“教训一下中国”这样的诉求所驱动，对逐渐统一的中国及其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怀着戒备之心。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刚愎自用的个人领袖担任着对外政策的核心角色，但日本却没有异常突出的最高领袖或元首。相反，日本陷入了一种致命的境地：大部分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众都感染了“战争狂热症”。
此时军事开支占了日本年度预算将近一半。此外，虽然处于大萧条的环境之中，但为备战而大量制造军需品，日本重工业因而受到很大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得以复苏。在日本国内，媒体大肆宣扬日本正被敌对势力包围，以阻挡其崛起。1934 年，东京政府废除了1930年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旨在限制日本海军的规模。此时除了本国军事预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扩张其海军实力了。
1937 年6 月，在连续6 年对华态度摇摆不定之后，一位新人登上了首相之位，他就是近卫文麿公爵，他将决定如何应对卢沟桥事件。近卫文麿出身于贵族家庭，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1919 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令其深信，亚洲国家绝不可能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公正对待。近卫文麿与天皇关系亲近，说话行事完全是一副贵族做派，甚至平时说话都用皇族语言。这种语言极为做作，只有皇族和个别心腹侍臣才会使用。他还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年轻时曾经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19 世纪英国著名的文豪，以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于世。——译者注）的著作。工作方面，近卫文麿很少在上午11 点之前召开会议，这点与蒋介石非常不同，后者所受的军事训练和他天生的苦行僧气质令他习惯于每天早上5 点起床。但近卫文麿也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不敢直面反对者。近卫文麿的秘书曾回忆称他是那种“哈姆雷特型”和“孤独型”的人。政治世家出身的贵族元老西园寺公望曾公开说近卫文麿缺乏在处理军队事务时所需要的“强势”。
被指定为首相仅一个月后，近卫文麿首次面对“中国问题”的考验。他发现他的内阁在卢沟桥事件应对态度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总参谋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务处长官田中健次主张升级战争，称现在是时候给中国以沉重一击并摧毁蒋介石政权了；作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则要谨慎得多。这一态度颇具讽刺意味，因为石原莞尔是1931 年侵略东北的背后黑手，但现在他却辩称日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他认为，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苏联有可能伺机对日本下手。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日方的分歧，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也认为，中国最终应该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只是在时机的选择上产生了异议。7 月9 日，陆军大臣杉山元请求在华北增加5 个师以供调遣，但当时这一要求被驳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