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何处
随着中国部队撤离山东，轰炸于12 月14 日开始了。在山东落脚的传教士凯瑟琳·汉德写道：“……我们南部的兵营被炸了，我的房子在摇晃……那是一段我不愿意再次谈起的经历。在轰炸结束之后，我几乎无法说话。一共掉下来7 枚炸弹，但并没有全部爆炸。有2 个人被炸死，很多人受伤。”接下来几周不断有轰炸发生。12 月25 日，汉德悲伤地写道：“这是怎样一个圣诞节啊！我在早上还对能够在教堂服务感恩，但到了下午，就有11 枚炸弹扔了下来。”她记录道：“我必须用膝盖抵着一张凳子，才免于瘫软在地，这令所有人变得更加惊恐了。”第二天，随着轰炸机的消失，“人们不再急急忙忙跑向防空洞”，但心里依然怀着恐惧。
在其中一份记录中，杜重远写道，越来越多的难民畏敌人之轰炸机如“鬼神”。政府人员努力使平民对敌人不间断的空袭做出理性的反应，但迷信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阻力。中国当时的舆论，如同3 年后的伦敦。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反抗是真实而激烈的，但同时他们也怀着噬心的恐惧：死神会在任何时刻到来——毫无预兆，而且方式极其恐怖。
凯瑟琳·汉德在中国军队从山东撤退时所见到的这一幕场景，随着战争往西部深处延伸而无数次重复上演。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战役已经泾渭分明，但难民不受军事纪律的束缚，他们在惊恐中从一个冲突之地转移到另一个。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动作有多快，以及在他们到来后，其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撤退到内地的国民党很快建立起一个抗日政府的形象，它收入了大批爱国分子，这些人宁愿流亡也不愿处于日本人的压迫之下。实际上，这是许多人逃难的动机。
对那些逃离华中地区的人而言，他们的命脉在于长江——这条水路可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到武汉，或者再西向800 公里上游处的重庆。政府安排了近2.5 万熟练工人随之西迁，以备日后从事军械制造。工厂也被拆解、装船，因为在战争中不可能另建新厂。最为出名的难民中有几个是上海商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将工厂带走。一位铅笔制造商回忆道：
我与全体职工在敌机轰炸、炮火连天的危险时刻，争分夺秒地（将工厂拆解开来），随拆随运。我们将拆下的机件装上木船，在船外以树枝茅草伪饰，掩蔽船内物资。船沿苏州河前行，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进，终于经镇江运达武汉。
另一位难民后来也回忆起乘船行进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随着他们不断地往上游走，乘客必须转移到小船上，尤其是在一些危险的浅滩，那里需要高超的拉纤与划船技术才能通过。还有其他一些危险：
这天是旧历除夕夜，寒气袭人。当船队行至万县石宝寨的时候，我们遇到两艘海军鱼雷艇直冲而来，掀起的巨大波浪导致一条木船触礁沉没……最后仅剩下少许桅杆露于水面。后来，经过多方面打听，得知离此15 公里处有一水性高超的老汉，其手下有徒弟数人，俗称“水老鼠”。他们专门打捞沉船物资……从大年初一起就开始打捞，他们用两只小船在沉船位置上固定，小船上放着火盆、烧酒。“水老鼠”们轮流下水，用铁钩、铁夹子把木箱勾住，上面的人便一件件往上拉。随着重量减少，沉船渐渐浮起……经十天的打捞，沉船终于浮出水面。但船底的洞太大，已经难以修复，因此我们只得另雇木船西上。
一次采访中，曾经的战时难民晏阳初将这次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初期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军和部分法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译者注）。前《大公报》记者徐盈称：“‘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至此，另一个历史性对比也凸显了出来。长征和沿长江往上游撤退都面临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但长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最终成立了新中国，因此其大撤退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传奇。而国民党倒台后，重庆大撤退则慢慢被人淡忘。跟随国民党政府往长江上游撤退的难民们很快就遇到令政府头疼的组织问题。战争期间，仅仅四川一个地方，向救济机构正式登记的难民就有920 万人之多。许多人都很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不得不一直生活在污秽的环境中。有可能连故乡都回不去，而且也无法确保中国能赢得这场战争。
自古以来，中国人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逃难。每一个王朝缔造者都会将成千上万处于惊恐中的平民赶到逃难的路上。但20 世纪华中地区出现的首次人口高速迁移，改变了中国人对祖国的地理概念。对中国而言，这种人口迁移反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中国的民族意识。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杜重远曾是一名为《生活》杂志撰稿的旅行作家，他在文中向读者介绍了自己沿着日益延伸的铁路所到之地的民俗风情。如今，他利用自己的旅行写作经验记述各地的苦难故事，完整地刻画了整个中国的磨难历程。从无锡逃出来的杨夫人也从观察中得出同样的感触：“那些男人（指她的同行者们）每天都聚在一起研究地图，那种专注的样子实在是前所未见。”在逃亡的后期，杨夫人坐在从桂林出发的船上，眺望着沿岸的风光，她不无讽刺地默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感谢日本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也不会踏上这么漫长的旅途，更不会看到这么多的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