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老区河南省沁阳市生活着一位95岁的老红军，他16岁参加革命离开家乡，51年后当他再回故乡时，他的名字已上了当地民政部门的烈士名单——
老红军李国平——活着的烈士
·赵倡文 丁兵·
在建党9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河南省准备对全省健在的在乡老红军做一次访谈。作为一名新闻爱好者，我有幸参与采访了家住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的老红军李国平。
在采访前，民政局的同志对我说，老红军现在是国宝，当河南省民政厅策划这次活动时，全省健在的在乡老红军有21位，可当活动启动时，只剩下了18位。老红军都年事已高，对他们进行采访是时间紧、任务重，迫在眉睫。并且还说，这18位老红军中，只有2位是全程走完长征的，李国平就是其中之一。
受领任务，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了解到了李老英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并从中体会到了长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无往不胜的勇气与魄力。
父母双亡走头无路参加了红军
我叫李国平，1917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县虎让乡李家坡村。父亲虽然是个文化人，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仍是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贫苦的生活。我7岁那年，地方伤寒病流行，我父亲和我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五口人都先后得伤寒病去世了，撇下了我母亲领着我姐姐和我过活。父亲在世时，生活虽然艰难，但总有个着落，父亲一去世，一切重担都落到母亲头上，母亲没有其他能力，只有靠种点地，再卖点布领着我们姐弟俩艰难度日。第二年，也就是我刚刚8岁那年，母亲出山赶集去卖布，被国民党的骑兵踏成重伤，当时人还没有死，乡亲们把她抬回来，可没钱医治呀,就这样不到三天我母亲就不中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用席把母亲裹了裹草草埋葬。
母亲死后，我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每天在大山里转悠找东西充饥。在山上放牛的孩子看我可怜，就把他们吃的干粮分一点给我。到了冬天，脚都冻烂了。离我们李家坡十几里路有个村叫郭家坡，村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丈夫死了，也没有孩子，我转悠到郭家坡时，就有人撺掇我过继给了她。养母对我非常好，她给我买了头小牛犊，每天我也如山里的孩子一样上山放牛，生活虽说还是艰辛，但总算有个温暖的家。
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红眼睛、绿指甲的妖怪，使大山里的人们对红军非常害怕。1933年9月1日，16岁的我与7个伙伴在山上放牛，这时过来一支队伍。他们非常和蔼地与我们拉家常。在交谈中我们得知，这支队伍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与伙伴们商量，与其在家饿死，还不如当红军替穷人打天下，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于是，我们8个人把牛送回家，一起参加了红军。一个月后，我们8个人分开了，我被分到红四军12师33团2营6连当通信员。
难忘生死战友情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长征。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刚开始长征时，红四方面军的物资装备还是红军中最好的，可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时，部队已经缺吃少穿，供给严重困难。没有粮食就吃战马、耗牛，没有战马、耗牛就吃草根、皮带，相当艰苦。解放后，有部反映长征的电影叫《万水千山》，看不到一半我就看不下去回家了，儿女们问我是不是电影拍得太假了，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电影是有点假，因为它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再看了，看着电影我就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呀！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战友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战友的名字我忘不了，他叫唐志明，在翻越党岭山时就是他救了我的命。
1936年2月下旬，我们部队来到党岭山下。党岭山是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海拔五千多米，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被称为“万年雪山”。
这天下午，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征服“万年雪山”了。为了御寒，出发前，我们每人仅喝了半碗辣椒水。这已经是当时我们最好的给养了。
我随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只觉得头晕脑胀、浑身无力，迷迷糊糊坐在地上休息。此时天已经黑了，映着雪光看见部队在前进，我想喊可是喊不出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小李！小李！快起来。部队都走远了，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听见喊声，我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原来是战友唐志明。他年龄比我大，是马夫排的负责人。
看着唐志明我说：“我有病了，走不动了。”“赶快起来，再坐一会儿就会被冻死！你起来拽着马尾巴，我把你拽上山。”我在唐志明的搀扶下，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伸手拽住了马尾巴。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马一走，我的手就松开了又坐在地上。唐志明见状又走过来，把马尾巴拴在我的手上。就这样一步一滑，我们向山上走去。沿途见到不少战友被冻死在路上。
到达山顶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这时，我的精神也好多了。唐志明对我说：“小李，下山就好走了，我得赶部队去，你在后边慢慢走。”
我打心底感谢唐志明，因为在爬雪山时，用疲备不堪来形容红军战士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一个战士倒在了路边，另一个战士就不敢去拉，一拉自己也许就会随着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了，可唐志明却停下来，把我带到了山顶。这真是战友情深呀！
剩下我一个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又使我精神起来，我坐在地上顺着前边队伍走的痕迹往下滑。到半山腰时，我看到不远处有灯光，我以为就要赶上部队了。谁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少数民族的村寨。当时，长征路上的不少少数民族受国民党迫害太久，非常仇视汉人，他们以为红军和国民党队伍一样是来害他们的，所以，有不少掉队的红军战士被不明真相的他们杀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快速绕过了这个村寨。
在黎明时分，我终于赶上了大部队。刚好唐志明也在这里，他一见我，激动地说：“我正担心你呢！部队马上就要集合出发了，我先给你弄点吃的。”说着他找来一个小铜锅，添点水，从自己的口粮袋里抓了两把炒面在水中搅了搅。水刚烧开，集合号就响了。唐志明就说：“你吃着，吃完了抓紧赶大部队。”说着他牵马集合去了。又一次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的眼泪下来了，要知道，每个人背的炒面都是有限的，我吃了就意味着他要饿肚子。
老红军李国平——活着的烈士
·赵倡文 丁兵·
在建党9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河南省准备对全省健在的在乡老红军做一次访谈。作为一名新闻爱好者，我有幸参与采访了家住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的老红军李国平。
在采访前，民政局的同志对我说，老红军现在是国宝，当河南省民政厅策划这次活动时，全省健在的在乡老红军有21位，可当活动启动时，只剩下了18位。老红军都年事已高，对他们进行采访是时间紧、任务重，迫在眉睫。并且还说，这18位老红军中，只有2位是全程走完长征的，李国平就是其中之一。
受领任务，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了解到了李老英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并从中体会到了长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无往不胜的勇气与魄力。
父母双亡走头无路参加了红军
我叫李国平，1917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县虎让乡李家坡村。父亲虽然是个文化人，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仍是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贫苦的生活。我7岁那年，地方伤寒病流行，我父亲和我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五口人都先后得伤寒病去世了，撇下了我母亲领着我姐姐和我过活。父亲在世时，生活虽然艰难，但总有个着落，父亲一去世，一切重担都落到母亲头上，母亲没有其他能力，只有靠种点地，再卖点布领着我们姐弟俩艰难度日。第二年，也就是我刚刚8岁那年，母亲出山赶集去卖布，被国民党的骑兵踏成重伤，当时人还没有死，乡亲们把她抬回来，可没钱医治呀,就这样不到三天我母亲就不中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用席把母亲裹了裹草草埋葬。
母亲死后，我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每天在大山里转悠找东西充饥。在山上放牛的孩子看我可怜，就把他们吃的干粮分一点给我。到了冬天，脚都冻烂了。离我们李家坡十几里路有个村叫郭家坡，村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丈夫死了，也没有孩子，我转悠到郭家坡时，就有人撺掇我过继给了她。养母对我非常好，她给我买了头小牛犊，每天我也如山里的孩子一样上山放牛，生活虽说还是艰辛，但总算有个温暖的家。
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红眼睛、绿指甲的妖怪，使大山里的人们对红军非常害怕。1933年9月1日，16岁的我与7个伙伴在山上放牛，这时过来一支队伍。他们非常和蔼地与我们拉家常。在交谈中我们得知，这支队伍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与伙伴们商量，与其在家饿死，还不如当红军替穷人打天下，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于是，我们8个人把牛送回家，一起参加了红军。一个月后，我们8个人分开了，我被分到红四军12师33团2营6连当通信员。
难忘生死战友情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开始长征。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刚开始长征时，红四方面军的物资装备还是红军中最好的，可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时，部队已经缺吃少穿，供给严重困难。没有粮食就吃战马、耗牛，没有战马、耗牛就吃草根、皮带，相当艰苦。解放后，有部反映长征的电影叫《万水千山》，看不到一半我就看不下去回家了，儿女们问我是不是电影拍得太假了，长征时没有这么苦。我说，电影是有点假，因为它没把红军吃的苦全拍出来。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再看了，看着电影我就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呀！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战友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战友的名字我忘不了，他叫唐志明，在翻越党岭山时就是他救了我的命。
1936年2月下旬，我们部队来到党岭山下。党岭山是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海拔五千多米，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被称为“万年雪山”。
这天下午，脚穿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开始征服“万年雪山”了。为了御寒，出发前，我们每人仅喝了半碗辣椒水。这已经是当时我们最好的给养了。
我随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只觉得头晕脑胀、浑身无力，迷迷糊糊坐在地上休息。此时天已经黑了，映着雪光看见部队在前进，我想喊可是喊不出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小李！小李！快起来。部队都走远了，你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听见喊声，我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原来是战友唐志明。他年龄比我大，是马夫排的负责人。
看着唐志明我说：“我有病了，走不动了。”“赶快起来，再坐一会儿就会被冻死！你起来拽着马尾巴，我把你拽上山。”我在唐志明的搀扶下，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伸手拽住了马尾巴。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马一走，我的手就松开了又坐在地上。唐志明见状又走过来，把马尾巴拴在我的手上。就这样一步一滑，我们向山上走去。沿途见到不少战友被冻死在路上。
到达山顶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这时，我的精神也好多了。唐志明对我说：“小李，下山就好走了，我得赶部队去，你在后边慢慢走。”
我打心底感谢唐志明，因为在爬雪山时，用疲备不堪来形容红军战士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一个战士倒在了路边，另一个战士就不敢去拉，一拉自己也许就会随着倒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了，可唐志明却停下来，把我带到了山顶。这真是战友情深呀！
剩下我一个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又使我精神起来，我坐在地上顺着前边队伍走的痕迹往下滑。到半山腰时，我看到不远处有灯光，我以为就要赶上部队了。谁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少数民族的村寨。当时，长征路上的不少少数民族受国民党迫害太久，非常仇视汉人，他们以为红军和国民党队伍一样是来害他们的，所以，有不少掉队的红军战士被不明真相的他们杀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快速绕过了这个村寨。
在黎明时分，我终于赶上了大部队。刚好唐志明也在这里，他一见我，激动地说：“我正担心你呢！部队马上就要集合出发了，我先给你弄点吃的。”说着他找来一个小铜锅，添点水，从自己的口粮袋里抓了两把炒面在水中搅了搅。水刚烧开，集合号就响了。唐志明就说：“你吃着，吃完了抓紧赶大部队。”说着他牵马集合去了。又一次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的眼泪下来了，要知道，每个人背的炒面都是有限的，我吃了就意味着他要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