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改革？“把事物中的不合理部份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改革的定义。
细细梳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变化，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家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入质量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话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如此说的。
农业是中国率先进行改革的领域，全国如此，宜良也不例外。涉农的改革开放主要有六项，其中有四项是在全省领先的。在这些改革中，宜良人说，改革开放全国都在搞，叫“惊雷震天响”。而宜良我深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宜良历届县级领导班子，有胆识、有勇气，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不怕他人“秋后算账”。凡是看准了的，勇争上游，先行先试。因此，宜良的改革开放搞得热火朝天，宜良大地焕发盎然生机！
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同全国一样，宜良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而农村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称家庭承包制）开始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宜良用了近5年的时间，调整生产关系，调整农村政策，经历了由山区到坝区、由不联产到联产计酬、由多种形式联产计酬到家庭承包责任制逐步实行的过程。可见当年宜良建立家庭承包责任制，像安徽省的小岗村那样，并非一帆风顺。
惟其艰难，才显勇毅，更显弥足珍贵。
宜良经历过省委“四清”运动试点县、农业学大寨重点 县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折腾。“十年浩劫”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政治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生产上搞行政命令、瞎指挥、高指标；管理上取消定额管理，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鼓吹评“政治工分”；分配上推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扭曲了按劳分配。当年谁的出身好，谁的“学习‘著作’好”，谁的语录背得多，谁能积极参加“早请示”、“晚汇报”，谁的工分就高，谁就可以多分配。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工分”。由于“左”的思想禁锢，有的县级干部习惯用“左”的眼光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衡量和判断是非，对于家庭承包制这个新生事物总是细思极恐——担心方向上出问题。说什么：“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那时笔者请求给个搞联产计酬到户的“试验权”都不同意。基层干部由于建立家庭承包制将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譬如说他们的瞎指挥权没有了，多吃多占受到了制约，农民形容是“听具锅铲响，来了一大档。”故对家庭承包制不赞成，在群众中散布“队为基础是集体，家庭承包是单干”、“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等等不同音调；有的声泪俱下地问领导：“土改时我们从地主手里分田地，现在你们从集体手里分土地，你们还要不要集体这个社会主义？”
事实说明：正如十九大报告讲的，换脑子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那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建立家庭承包制的关键。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宜良县委反复组织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共同认为中央文件这段文字不长，但言简意赅，击中时弊，让那些担心方向上会出问题的人们无话可说。
然而怎么建立家庭承包制？当年，上无章程，下无经验。困难没有难倒县委“一班人”。 大家身背行李，戴上蔑帽，肩挎提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象农业合作化时期那样，“书记动手”、“亲自下水”、“摸着石头过河”，到生产队蹲点调查，总结新鲜经验，运用典型，稳步推进。
笔者当年先后对地处山区的九乡公社乐利村生产队、狗街公社双龙大队五道水生产队、半山区的汤池公社梨花大队新村生产队、坝区的蓬莱公社金星大队西山营一队、温泉大队温泉村生产队、五四大队二队、木兴大队等地作过调查，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与《云南日报》记者李灼合写的《怎样建立联产责任制》约八千字，登载于1979年8月20日《云南日报》二版，就为什么要建立责任制、建立什么样的责任制及广大干部、社员关心的问题作了介绍和解答。时任县委副书记段志坤身背行囊率领笔者、潘礼兴、周尧、赵开忠、木建军等同志到狗街公社里营大队八队深入调查，白天同干部、社员同劳动，晚上召开座谈会或个别听取意见，历时半个月，写出了题为《农民十分喜爱的一种责任制》，当我们把调查报告全文念给干部社员征求意见时，干部、社员齐声道：“上面让你们来调查，说明你们有权力，给我们表个态，让我们包产到户好了。”干部、社员言语恳切真诚，可我们无权表态满足他们的企盼。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调查研究，让县委多数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而要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建立联产责任制十分必要。“联产如联心，谁联谁操心”，这话成了当时流行的口头禅。但调查中发现有的领导同志仍然没有冲破“左”的思想禁锢，仍把所有制与责任制混为一谈，对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的界限不清，担心包产到户会犯“方向性”错误，因为“文革”中他们被斗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教训”深刻啊。有幸的是，在是否建立联产到户责任制举棋不定的时候，县委主要领导到省外学习去了，主持县委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孙正云同志，思想解放，不唯红头文件，不唯上级是否表态，不看上级脸色工作，一切从宜良的实际出发，十分赞同里营大队八队的调查报告，指定笔者撰稿，下发了《中共宜良县委关于统一经营、联产到劳（户）责任制（试行办法）》，《宜良报》和省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农村工作》刊物全文登载了《试行办法》和里营大队八队的调查报告，推动了全县联产到户责任制的建立。
更庆幸的是，1981年8月，正当我县积极推行家庭承包制时，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在省委书记安平生的陪同下，到我县视察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情况。在听取县委汇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明确表态：“宜良联产到户责任制搞对了，要稳定山区，积极向坝区推广。”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殷切希望，让县委对积极推行家庭承包制更大胆、更有信心了。县委立即从县直各委办局和公社、大队抽调了1233名干部，通过几天统一培训后，组成工作队，分两批到各公社帮助建立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如此庞大的工作队，是“四清”运动以来没有过的。大大加快了建立和完善家庭承包制的步伐。至1983年，全县1673个生产队，除3个特殊队外，余下的1670个生产队全部建立了家庭承包制。
“家庭承包威力大，那里建立那里变化大！”这又是当时宜良人的一句口头语。全县粮食产量连续登上了新台阶；农、林、牧、渔有了较快发展；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得到了更好的兼顾。
为何有如此变化？农民说，家庭承包制，责任明确，利益直接，办法简单，“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全是自己的！”农民收入得到了较快增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土地到了户，家家忙致富。头年生活就变样，二年吃饱有余粮，三年盖起新瓦房，四年有钱存银行。”这就是当年农民对家庭承包制的赞美之词。
广大农民说：家庭承包制是“土改后最得民心的政策”！
多方争取外援项目
勿庸置疑，家庭承包制的确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宜良粮食连年丰收，致农村经济显露出三个不可漠然视之的问题：农民吃饱了肚子，想着多抓票子，可抓票子的门路不多；粮食连年增产，农村凸显卖粮难，收购季节，在南羊粮管所，农民几乎天天排长队等待交售粮食，卖粮走后门屡见不鲜；随着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农业成本增大，种粮效益低下，“谷贱伤农”显现。当时南羊中乐村一公斤牛奶价不值一瓶汽水钱，这是当下媒体的披露。
此时的我已调到南羊区工作，担任区委书记，对农村出现的几个棘手问题我没有无动于衷。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南羊黑羊村、中乐村的农民利用低洼易涝田块建塘养鱼，经济效益比同类农田高出数倍的事实，黑羊村曾有“稻花没有荷花香”说。从而给了我启发，脑洞大开：我来南羊工作，应全面贯彻中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不能只想着单一抓米，还要抓鱼，目标是把南羊建成鱼米之乡，让农民既能吃饱肚子，又能多抓票子。想法得到了区委“一班人”的支持，南羊自然气候适宜发展养鱼，养鱼的技术经验有一定基础，水源水质有保证，北海片区有3千亩左右的低洼易涝田块适合建塘养鱼，定会给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建塘养鱼，当时每亩需上千元的投资，对温饱刚得到解决的广大农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的提议向上伸手，有的主张贷款，有的消极等待观望。观望是愚者的结论。车到山前自有路。1984年仲夏，省农牧渔业厅水产处李云海工程师等人在县水电局副局长杨建华及相关人员陪同下，到南羊区中乐村调查稻田养鱼及用低洼田块建塘养鱼的效益，无意中给我们传递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决定无偿援助中国包括昆明在内的9个城市发展池塘养鱼，解决城市人民吃鱼难的问题。项目名称为”2814项目”（下称外援项目）。喜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决心努力争取，决不能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擦肩而过。
实话实说，当年争取外援项目，宜良并不多见，在南羊也同样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要走那些程序，做那些工作，需找那些部门，十分陌生。刀不快石上磨，人不会世上学。我们甘当小学生，问计于上级，求教于专家。
一天清早，我和时任副区长张正明等同志去市水利局水产处咨询请教。一位水产工程师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听完汇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和气地对我们说，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他才好向领导汇报。他要我们先回答对争取外援项目的认识；要我们回答南羊的自然气候，具体为海拔高程、年平均气温、年降雨量、全年日照小时、无霜期天数……，要我们回答眼下南羊农民的经济收入情况，对建塘养鱼有无积极性等等。一连串的提问让我明白这是对我们争取外援项目的“资质考试”。好在我多年从事农村工作，到南羊工作后对南羊的区情作过深入调查，对南羊区情我不敢说“了如指掌”，但不致于“一问三不知”吧。他的提问没有难倒我们，他边提问，我边回答，没有隔断。他对我们的回答较为满意，“我这里算是通过了，下一步的工作再找时间联系。”按惯例，当天上昆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接下来怎么做仍然是个“未知数”，得赶紧向人家请教，我们的执着精神感动了这位工程师，他指点迷津：“关键在领导”，头头们开了口我们才好办。你们要赶快找省、市主管部门领导去争取。
事不宜迟。次日清早我和区里的几个同志乘坐区里唯一的客货两用130型车，上昆找市水利局领导汇报争取外援项目。不巧，小学时教我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市水利局局长李仁士到宜良来了。在昆办完几件事便立即返宜。县水电局打听得知，李局长一行下午到狗街区去了。此时已是下午六点多，同志们好意劝我回家休息几天，以后再找时间汇报。使命在身，我哪能回家休息！我和大家商量，晚饭不在宜良吃了，等找着李局长汇报完再说。我们空着肚子往狗街方向赶，车到本区沙子河，由南向北射来一道白色灯光，大家分析可能是小汽车灯光，驶往宜良方向，说不定这就是李局长乘坐的小汽车？要不拦下来看看？拦路挡车我明知不对，但不得以而为之，“明知故犯”叫驾驶员把车子停在路中间，我们同行的人也站在路中间。好在那时农村车辆不多，夜间过往车辆更少，没有造成道路堵车的后果；然而可喜的是“强行”把李局长的坐车堵站了，恳求李局长到区上听我们汇报。乐观豁达、平易近人的李局长，十分体谅基层工作的难处，来到区上认真听取了请求市里把外援项目让我们区建3千亩鱼塘的情况汇报。我激动地说：“学生今天有求老师这点难事，相信老师定会支持关照！”话音刚落，李局长指着我说：“你小子不必用’激将法’，也不要将我的军。你们区建塘养鱼有条件，市里会向省里报的，关键是省里同意，最后报国家农牧渔业部决定。”
任务逼人，时间催人。县上的一个重要会议刚开完，我又和区里的同志到省农牧渔业厅找马厅长汇报去了。马厅长20世纪60年代在宜良任职县委副书记，我和马厅长工作上有过接触。但当时的一个乡科级单位，要进那戒备森严的五华山求见厅官，心悸是不可避免的。想不到马厅长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听取了我们汇报。之后不到一星期，他由时任宜良县长冯立学陪同，到南羊区专题考察。他从坝区到山区，从田间到地头，从塘库到鱼塘，他无一不仔细实地考察，作风之深入令我们敬佩！次日，他在听完我们关于调整农业结构、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突出抓好米袋子和鱼塘子、将南羊建成鱼米之乡的情况汇报后，他当场表态支持，并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外援项目市里已上报省里了。其中就有你们南羊的份。我在南羊工作过，南羊建塘养鱼有条件，省里支持没问题，就看你们县里了。”面对厅长的“将军”，冯县长立即表态：“省里、市里都支持，我们县里也支持。”
申报争取外援项目虽说是画上了句号，然而任何新事物的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陈旧观念的作怪，“大跃进”瞎指挥造成了农民温饱难保，农民的肚子饿怕了，担心建塘养鱼失去粮田再饿肚子。又由于干部中乃至高层领导惧怕建塘养鱼影响到粮食生产而被问责，因而建设初期少数人唱起了反调，有的农民竟然跑到机械前阻拦施工，致有的基层干部动摇了，个别干部怕担风险而辞去大队党总支书记一职。人的一生，不求无人指责，但求问心无愧。联合国对项目区建塘养鱼，亩均无偿补助人民币1390元。按当时的物价和国家干部的工资标准计，一亩的补助款相当于当年两个22级干部一年的工资总和。我们多方争取补助标准如此之高的外援项目，实心实意是给群众谋利益，办实事，并非“大跃进”那样“瞎指挥”，干劳民伤财之坏事。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各种挫折和烦恼的考验。时任县委、区委领导及外援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的全体同志，没有偃旗息鼓，没有开国际玩笑，顶住来自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压力，力排众议，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克期完成了鱼塘建设。
南羊人说，外援项目是在骂声中建设，笑声中养殖。这话概括得好啊。鱼塘在骂声中建好后，历史上留下来的横三竖四的农田，建设成了规格化的条田。鱼塘建设大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排水灌水畅通，淹涝面积减少。鱼塘建设改善了田间道路，结束了田间不通汽车的历史。鱼塘建设项目新建的砖混管理用房，均被兼作大队的办公用房，宽敞漂亮。这些都是搭建外援项目这辆“顺风车”而得益的。2004年前，池塘养鱼年产七千余吨，商品渔占据昆明市场的三分之一。广大养鱼户从养鱼效益中获得了实惠，建砖房，买高档，有钱存银行，养鱼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扫当初反对无偿建鱼塘的被动局面，取而代之的是找关系踊跃承包鱼塘。有趣的是，承包不着鱼塘的农民，愿意自己掏腰包，恳求镇、县准许他们用自家责任田建塘养鱼。实践出真知，外援项目培养了不少养鱼能手，他们走向县外承包塘库养鱼。
1993年9月，联合国组织专家对外援项目验收时，专家们赞不绝口，各项数据达标，验收获准通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南羊的外援项目池塘养鱼，从建塘初期算起，至今只是30余年，但前几年大部份鱼塘又被推平种植树苗或花卉，我眼中的宜良坝子，特别是南坝子，八十年代是粮仓，九十年代是“鱼塘”，二千年变成了树秧。也许这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