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大办乡企
宜良人多耕地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把较多的劳动力用在有限的耕地上，只能解决温饱，要农工商一体化，农民致富的希望才会大。
宜良较早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的是狗街公社。1980年5月，省、地、县三级派出精干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由我担任联合工作组的组长，驻社帮助，着手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试点，并经上级批准，于当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狗街农工商联合公司。
对狗街农工商联合公司，不能只看作是产、供、销“一条龙”，这样的理解是狭意的，应从广义看，它是在一个公社范围内，以农业为主体，把农业、工业、商结合在一个共同体中，这就是农工商联合企业。
狗街农工商联合企业，是在不改变所有制和隶属关系的基础上，采用纵向联合与横向联合相结合；生产与加工、生产与销售同时并举；实行公司联营、公司和本社生产队联合，与社外单位联合等多种形式，组成的农工商联合公司。
公司规模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而逐步扩大范围的。在自愿的原则下，全社85%的大队和87%的生产队参加了联合公司。
当时的联合公司下设有六个单位：一个是供销经理部，主要是帮助生产队推销农副产品，全年销售量达四百万公斤，适时采购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短缺商品，供应社员。第二个是建筑材料公司，负责组织全社的建材生产和出售河沙、砖瓦，承包各类建筑工程。当时有建筑工程队十八个，工人二千多人。沙场有一千多从业人员，年捞河沙量3万5千吨，为全县之最。第三个是综合加工厂，经营酿酒、搕粉等，有十七个大队农场，年投资60多万公斤包谷酿酒，搕粉，酒渣、粉渣用来饲养生猪，年出栏猪上百头。第四个是粮油加工厂，代粮食部门加工大米和油菜子，全年加工稻谷275万公斤，油菜子30万公斤，产品由粮食部门处理，加工厂收取加工费。第五个是保护生态、变废为宝的化工厂，广泛搜集用废弃油料加工提炼再生机油、齿轮油、轴承油、煤油、柴油、黄油、机械油等12个品种。年加工废机油150吨，成品油100吨。第六个是烧鸭店。经营加工全省有名气的狗街烧鸭。同时经营饮食服务和经销日用小百货。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在“以粮为纲”“左”的思想主导的年代，在祖祖辈辈只许农民当“殖民地”的年代，狗街公社能在短期内组织涵盖一、二、三产业的综合经营的联合公司，党的领导至关重要。省、地、县委除组建联合工作组驻社帮助外，当时省委分管副书记刘树生、省委农村工作部主要领导梁琳和地委、县委的领导，多次深入狗街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及时作出指导，摒弃了有关部门从过去不合理的规定中找卡人的条文和堵路的依据，冲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只准农民出卖原料而不允许农民搞农产品加工和上市出售自家产品的禁区，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民只能翻田弄土的单一经营的观念。各级党委为农民可以搞农工商综合经营大开了绿灯，发给了通行证，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自然减少了。公社党委责无旁贷，增派精兵强将到第一线面对面的领导。党委书记王保光深入实际，遇到问题及时解决。全公社二十五名国家干部，有八个分工直接参与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工作。上行下效，县级各部门看到上级满腔热情支持农工商综合经营这一新生事物，“洗脑换脑”，与时俱进，出现了对农工商综合经营只帮不卡的可喜局面，使试点工作健康地向纵深推进。
狗街公社试办农工商联合公司，尽管我们参与试办的时间只是半年，但由于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强大生命力已初步显现。它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改变农业单一经营，提高商品率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后，生产门路多了，就业机会随之增加，为全社二千多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它帮助原来的社队企业扭亏为盈。原来社队企业，小打小闹，找米下锅，常年处于饥饿状态。农工商联合公司，为他们排忧解难，加工企业有了原料保证，建筑业常有项目施工，养殖业实行科学饲养，仅仅一年就让原有社队企业摘掉了亏损帽子。更可喜的是，农工商的出现，打破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垄断局面，促进了竞争，繁荣了市场，方便了群众，国家、集体、个人都增加了收入。
耳闻目睹，让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社员大彻大悟。只让农民搞原料生产供应，农民只能长期处于依附和被夺的地位；在商品流通环节中，多人插手，农民利润拿走，通俗地说，农民只捏锄头把，致富的希望不会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和无烟的旅游业，是加快全县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决定二千年基本实现小康的关键，是决定我县与发达地区差距不再拉大的关键。
县委及时召开了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真抓实干，打翻身仗”的誓师大会。县委副书记杨立华受书记委托，代表县委作了题为《把实现小康目标主要希望寄托在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上》的报告，在原来已出台的具有强大推动力的25条政策和措施的基础上，这次会上他又代表县委、县政府宣布了十三项扶持政策，鼓励支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大力支持督促效益好的国企帮助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倡导依托中央、省、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资、合作办乡镇企业，支持村、社干部带头大办企业，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技术人员以双向选择形式领办、协办和承包、租赁乡镇企业。建立乡镇企业发展基金，重奖发展乡企有功人员。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这是“雷区红线”。明确提出只要产品有资源、有市场、有销路、有效益，就要放开胆子、放开手脚、放宽政策，大力发展，不要怕他人议论，不要怕担责问责，只要不谋私利，允许纠错改错。全县乡企发展，迅速出现了“你追我赶、蓬勃发展”的好势头：打开县门、乡门、村门，“赶上快车道”、“借梯上楼”、借米下锅、借地生财、借脑发财的高招比比皆是。
产业兴，经济兴。全县乡企收入，竟出现了以每年30%的惊人速度发展。这是预言家、经济分析师没有料想到的惊人速度。用2000年与1992年相比，五级企业由8.235个发展达到1.6万多个，从业人员由32.457人增加到170.447人，占农村劳力总数的30.33%，乡镇企业总收入由3.4亿元增加到19.6亿元（新口径统计数），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70.6%，就是说三分天下有其二。无庸置疑，当下的乡镇企业已成为宜良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当年的异军突起，这是农民的伟大创举！
县级党政机构改革
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宜良进行了县级机构改革。
县一级是国家行政管理层次中很重要的一个层次，处于基础地位，县域经济属于市场经济调节的比重很大。宜良当时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应该说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事业的发展，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变化，特别是15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当时的体制和机构，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不仅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计划发展形势的需要，且在诸多方面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全县1950年县级党政机构为8个，县委3个，县政府5个，工作人员324人，正副科级干部27人；1960年因宜良路南两县合并，县级机构29个，县委12个，县政府17个，工作人员达1368人，正副科级干部90人；1980年机构增加到44个，县委10个，县政府34个，工作人员659人，正副科级干部157人；1990年机构膨胀为58个，县委16个，县政府42个，工作人员884人，正副科级干部303人，机构、人员和正副科级干部均比历年多。这期间虽然进行过多次机构精减，但运动过了又以各种理由恢复被撤的机构，且争相“建庙塑佛”，造成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政企不分，关系不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职能交叉，政出多门。一个部门能办的事几个部门办，一个人能办的事几个人办，一次能办完的事几次还办不完，相互扯皮，“龙多不治水”。这是一。二是官多兵少，苦乐不均。一个部门，两人一官，甚至两官一兵，领导除了应付会议外，坐在办公室一杯清茶一包烟，一张报纸闲聊天，“听话”的小兵们忙得团团转。其三是变相升格，一个人、二个人、三个人，也是一级局、二级局。其四是争“吃”财政工资，抢抬“铁饭碗”。财政不堪负重，长期处于“吃饭财政”、赤字财政、负债财政、无钱搞建设，为人民谋福利。其五是作风飘浮，怕担风险，怕担责任，用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落实会议。凡此种种，广大干部、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造成的弊端。因此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势在必行，非下决心改革不可。
宜良作为全省5个县级机构改革试点县之一，省委分别派出试点工作组驻点指导帮助。试点工作组从1992年12月初开始至1993年基本结束，历时半年。省委对试点工作高度重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两次省委办公会议听取试点情况的汇报，及时指出试点中要注意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决定，对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更有了明确的目标。县级党政领导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精神，按“三有利”、“三适应”、“三明确”的总要求，开展试点工作。何谓“三有利”？说机构设置要有利于加强党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加强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精减机构，提高效率。何谓“三适应”？说机构的设置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何谓“三明确”？要让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明确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是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明确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是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做到“小机构、大服务“；明确统筹规划、精心组织、上下结合，分步实施，平稳过渡，是改革应坚持积极慎重的方针和稳妥步骤，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和震荡。
具体如何搞好转变机构职能？搞好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县委和省委工作组始终做到“三坚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充分走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从宜良的实际出发。转变职能，宜良主要抓住五个重点，即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以政代企向政企分开转变；由单纯行政管理向管理服务相结合转变；由集中过多、管得过死向放开放活转变；由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向行业管理机构间接管理机构转变。这五个转变，是根本性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往后政府的力量主要放在产业的前端，政府部门不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具体业务。凡属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自主权，不折不扣还给了企业；凡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转移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职能总体转变后，再具体进行县级党政机关各部门的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
县委工作机构，按中编委规定，必设机构为5个，即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员会；因地制宜设置党政合一的农业委员会。县直属机关党委并入县委组织部，保留机关党委的牌子，监察局与纪委合署合并；司法局与政法委合署办公；政研室与农委合并，监察局、政研室、司法局均保留牌子，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民族宗教局并入县委统战部。撤销的机构有7个：县委农村工作部、扶贫办、老干部工作局、机要科、保密局、精神文明办；农村工作部的职能划归县农委，老干部局的职能划归县委组织部，机要科、保密局的职能并归县委办公室，精神文明办的职能划归县委宣传部。改革后，县委机构由原有的16个精减为6个，减少了10个，减幅为62.5%。
县政府工作机构，按中编委规定，必设机构为11个，即政府办公室、计划与经济贸易委员会、农业局、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卫生局、计划生育局、审计局、工商物价管理局、统计局；因地制宜设置机构为10个，即林业局、水电局、乡镇企业管理局、科委、交通局、劳动人事局、民政局、土地管理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文体局；撤销的机构有计经委、组建计划与经济贸易委员会；工商局、物价局、技术监督局，组建工商物价管理局；文化局、体委组建文体局；接待处，职能并归县委办、政府办；爱委会办公室，职能并归卫生局；老龄委办公室，职能并归劳动人事局；编委办、社保局职能并入劳动人事局，信访局职能并归政府办公室。改革后的县政府工作机构，由原来的46个减为21个，减少25个，减幅为54.3%。
当年开始讨论定机构改革方案时，为了“拆庙减佛”，不少领导主张撤局建委，将农业、林业、水利等基础产业部门，象粮食、商业、物资等流通部门转为实体，这意味着农、林、水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将要断“奶”，这对农业和农村工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是削弱。我多年在宜良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当时又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将农口各局撤局建委，我听到耳里，急在心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坚持以经济为中心，首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不仅从领导上要加强，还要从组织机构上、政策措施上加强。要深刻接受“文革”前后在县级机构改革中削弱农业的教训。“文革”前主观地将县委农村工作部、政府部门的农、林、水、畜牧、农机各局合并成宜良县农业生产委员会；“文革”后中央建八大军区，宜良军代表搞什么“八大局”，再次草率地将涉农各局合并成为“农、林、水”一个大局。涉及人的庞大机构，管理困难，运转不力，开职工大会本单位的会议室容不下大、好租用电影院，实践的结果是削弱了农业，加重了农民负担。这种搞一次机构改革，削弱一次农业，加重农民一次负担的教训千万不能再演了。故积极建议涉农机构要保留，只能是“大稳定、小调整”。县委和省委工作组慎重决策，考虑到宜良的县域经济，当时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体，涉农机构更需要保留和加强。最终在改革方案中，除保留和加强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外，还保留了农委、县委政策研究室与农委合署办公。涉农的事业单位，农技、畜牧、水产、林场等部门，由于当前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低，农业基础脆弱，有偿服务推广新技术目前很难做到，不能轻易断“奶”而加重农民负担。国家应拨的事业费没有减，资产没平调，人员没有擅自调动，有偿服务的收入作为弥补国家事业费的不足。我曾对他们说：“只能让你们过紧日子，而不能让他们过苦日子。”
宜良县当年县级党政机构改革的设置，加强了宏观调控职能，加强了农业基础产业部门，加强了社会保障和监督职能，达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目的。当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乡镇企业总收入、夏粮总产量、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喜人成绩，就连增收十分困难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实现了比上年同期增长8.5%。当年，随着阳宗海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还带动了全县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林业、商饮服务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些变化告诉人们，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党政管理机构，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产生积极影响作用。
破旧立新推广农业新科技
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按照小平同志“三个有利”的指示，宜良农业部门按照机构改革时所定职责，顺应市场规律，破旧立新，推广农业新科技。
举措之一是技物配套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农资供求关系已不适应。1984年开始，农业局所属事业单位，在宣传指导推广新技术的同时，配套供应少量农药等物资和良种。很受农民欢迎。但因政策限制和体制的原因，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的限制，规定农业生产资料只允许农资部门经营，故农业部门的技物物配套服务，长期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农业部门多年据理力争，1988年底，主管领导建议应打破框框套套，从实际出发，于是县体改委批准了农业局实行技物配套服务的改革方案，主要出售农资部门没有经营的新良种、新农药、新微肥及蚕种、果树苗及其修枝嫁接工具、植保机械等物资及相应的配套技术。
宜良农业部门开展技物配套服务，是在“一穷二白”困难条件下实施的，他们图什么？不图部门利益，只图方便农民群众。没有仓库，他们腾出办公室存放物资。没有底垫资金，职工们自筹或与供货单位签订先供货后付款的办法解决；没有房屋分装、包装小袋农药和微肥，他们抢晴天在露天场地完成分装任务；没有机械打钻加工“孔膜”，他们就用人工替代；没有运输车辆，他们利用平时骑着下乡的自行车、借用手推车或肩挑、人背送货下乡，送农药到田间，送良种上门。那时，县农业部门和乡镇农科部门，都没有临街的门店，他们就充分利用县城赶集和各地街天，摆摊设点，上街宣传，开设固定的门市和“庄稼医院”，开展技术咨询和推销农资相结合，边宣传技术、边开“处方”、边售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仅农技推广中心和县种子站，技物配套推广出去的新农药为60个品种、近61吨，新微肥8个品种、近29吨，农膜4个品种、273.88吨，新良种31个、1835.1吨。在“庄稼医院”或摊点众多农民群众纷纷前来询问和索要技物配套“处方”及争抢配套物资，摊点和“庄稼医院”被农民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成为常态。
“空谈误国，实干兴帮。”技物配套服务的开展，改变着知识分子擅长空谈、脱离实际的旧习，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同时部门也增加了积累，增加了设备，改善了工作条件，增强了服务功能。宜良农科人员1989年创造的“湿籽直播，定向密植”玉米新技术，得到了农业部、省级专家的认可：规格化开沟理墒，土壤经水浇达到地间最大持水量，玉米浸种催芽，按照15公分的株距、每亩4500株的要求，将种子一粒粒插到条播沟里，做到芽鞘面与播种沟平行，长出来的叶片基本定向。当年按这项新技术的要求，全县种植高产玉米5万亩，平均单产超5百公斤，比常规玉米种植增产84.7%。次年这项技术在全省16个地、州、市、122个县得到大面积推广，全省推广种植达247.98万亩，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今，二十余年过去了，这项技术在宜良依然久盛不衰。
举措之二是大办样板。广大农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用样板推动新科技，是当下行之有效的主要手段。县委要求各级党政领导走下去，深下去，带头大办样板。1992年，县、乡、镇、办事处和一些村社共举办样板达22.827亩，分季看，小春样板为7.995亩，大春样板为14.832亩；分级看，县办样板2.591亩，乡镇办样板5.994亩，办事处和村社办样板14.242亩。
样板是学习新科技最好的“场地”。各级领导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要求农民群众做到的领导必先做到。领导只有先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才有资格指导农民群众推广新科技。广大干部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当年管农业的主官们，他们做到了手有一双，嘴有一张，自觉地到样板劳动，积极参加样板的技术培训。边学边做，不懂的、不会的不耻下问，向科技人员请教，直到会操作、科技人员认可，取得“合格证”后他们才离开。笔者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广大干部是好样的，对当年全县要推广的一些骨干技术，讲得清、道德明、能操作、会指导，取得了指导全县推广新科技的发言权、指挥权。比如，当年县里在匡远镇、蓬莱乡办的3600亩“合系24水稻良种样板”，县、乡主官们挤时间到样板上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水稻单产达701公斤，其中7.4亩“攻关田”单产达828公斤，比同类田块高出30%的产量。在古城镇大薛营试办的百余亩“湿籽直播，定向密植”技术样板，县、镇和农业局的领导常到样板上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一方面在现场及时解决，一方面用样板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农业生产，“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当年，大薛营百亩玉米样板，平均单产890公斤，其中1.9亩“攻关地”单产高达1080公斤，刷新了一季旱粮超吨的新纪录，打破了宜良粮食再上新台阶“不大可能”的守旧思想，让“滇中粮仓”重放异彩。
举措之三是科技联产承包。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宜良实行后，“大集体”那套统一指挥“催收催种”的老旧管理体制，对推进千家万户实施农业新技术、新措施已经失灵，从县到乡镇，到办事处，到生产队，曾一度出现过农业新科技的推广无人管、无人听的现象。原因在于有的干部，错误认为“土地到了户，何必要干部”，因而放松，甚至放弃领导，导致大队一级农科组织多数解散。为及时扭转“农科工作无人管、农科知识无人听”的状况，县委要求农业部门一手抓稳定农科队伍，健全乡镇、大队农科组织，在村社设立科技示范户，鼓励支持他们推广新科技。一手抓积极引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经验，同农民们签订科技联产承包合同。县农业技术推广所破除守旧思想，率先与南羊镇桥头营实行科技联产承包，获得成功，通过总结完善，在全县大力推广，把“包”字用新用活。
粮食生产集团双向承包。县政府为发包集团签头单位，由分管副县长为法人代表，县级涉农有关行政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参加，将当年的粮食生产指标承包给各乡镇、乡镇主管农业的乡长或副乡镇长作为法人代表，把承包的指标、责任义务分解到参加发包和承包集团的部门、单位去完成。凡参加承包的单位领导、职工一律缴纳风险抵押金，以增强承包责任心。
农业科技项目推广承包。农业局为发包方，各乡镇农科站为承包方，单位负责人为法人，承包当年要推广的主要科技项目。所承包的项目，不论多少，用百分制进行分解，由参加承包单位和个人分别完成，检查验收时统一计分，最后按得分兑现奖惩，打破了“干多干少报酬奖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单项农业技术承包。承包形式多样，有技术单位与单位所属的专业组织间的承包，有单位与职工个人承包，有县级农业技术单位与乡镇农科站或办事处农科员承包，还有技术人员与技术单位直接向农民承包。这种承包，技术单一，签订短期或临时合同，待每项技术实施结束，双方按所订合同兑现。内容有良种繁殖、合理使用农药、科学配方施肥、品种区域试验、化学除草等。这些新科技甭说用过，对农民而言是首次听到。1992年，县农技推广中心承包段官村、陈所渡、古城、匡远等地31户、108亩稻田的灭杀牙齿草项目，往年这些田块的牙齿草“打滚不沾泥”，与水稻争“养份”，影响水稻增收，且每亩薅除牙齿草的人工费用上百元。农科人员承包后，亩收工本费7-15元，稻田牙齿草和其它稻田杂草除得一干二净， “科技威力大，杂草危害被拿下！”是的，农科人员多年的科技联产承包项目成多败少，成功率达92.7%，在几百项科技联产承包中，只有3项未完成合同而承担赔偿。农科人员通过承包，包出了高产量，包出了经验，包出了知识人才。
宜良县破旧立新推广农业新科技，成绩斐然。全县粮食连年登上新台阶，成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促进了畜牧业优质快速发展，养殖业跃入全国五大养鸭县之一，生猪饲养列入省的商品猪基地县，奶牛从无到有快速发展达到5千余头。“花繁青蔬果盛，市场日益繁荣。”
全省率先放开粮食购销
从1992年7月1日起，宜良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在全省最先实行粮食购销放开，取消全县国家粮油定购任务，供应全部转入市场调节，上调粮油及平价供应部份，由粮食部门议转平调供，不再发放农村返销粮，困难户由民政部门现金补助。
此举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大动作，群众欢迎拥护，上面耽心顾虑。信息很快让省政府分管领导得知，立即派工作组专题调查，大有“兴师问罪”之势。好在调查组没有带框框套套来挑毛病，严查有悖现行政政策之规定，而是用市场经济的观念、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待这一新生事物。查阅文件，听取汇报，调查市场，明察暗访，得出结论，宜良粮食购销放开后，市场物价平稳，供应收购运转正常，人心安定，群众高兴，县财政补贴少支加利润上缴可增收减支277万元，更可喜的是，农民有了商品的处理权，可以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用农民的话讲，就叫“完成任务吃饱饭，怎么赚钱怎么干！”当年，有媒体报道，国家收购农副产品，统得过死的地方，周转资金困难，向农民“打白条”收购，这是不争的事实。宜良放开粮食购销后，完全是市场行为，是卖给国家或市场出售全由农民作主选定，所以没有“打白条”收购农副产品的的现象。
事实胜于雄辩。来宜良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宜良放开粮食购销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调查组的结论。从而，把“问责变成了在全省推广宜良经验”。
县级党政机构改革中，县委深化改革，将一部份农业经济部门转为经济实体，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这其中就有县粮食局转为粮油贸易总公司。县粮食局由行政部门转为企事业单位，是领导和职工一齐转。粮食部门的职工说，“领导和职工一齐转，职工没有后顾之忧，要穷大家一齐穷，要富大家一起富。我们转得高兴。”转出了人心安定，转出了积极性，增强了服务功能，促进了经济发展。
县粮食局改为粮油贸易总公司后，精减机构，压缩人员，将原有的7个科室改为一室二科一个中心，行政人员由34人减为22人。总公司下设7个分公司。总公司年包交县财政152万元。总公司下放经营权和审批权，让下属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总公司对公司只管利润一项指标，其余全由分公司自己决定，充分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经营范围扩大到15省、40余个地州市，粮油经营量由上年的3.1亿公斤增加到3.6亿公斤，足额完成了县财政上交款152万元，财政减支粮补177万元，减支县上贷款贴息82万元，共计全年上缴国家利税和基金315万元，比上年增长28.57%，固定资产比上年原值增加137万元，每吨粮油经营费用下降8.54%，做到了国家、企业、个人都有利。时至今日，粮食局从放开粮油购销到行政部门转为企业单位，经营业务方兴未艾，在守望“滇中粮仓”中作出了新的成绩。这充分说明将专业经济部门转为经济实体的改革是成功的，无可非议的。
打好生态文明建设保卫战
县级党政机构改革后，宜良县集中精力打好生态文明建设保卫战，战略战术是：念好“山字经”，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宜良县的国土面积89%在山区，1993年林业用地占全县国土面积的51.3%，至1993年，全县尚有集体荒山18万亩，疏林18.4万亩和灌木林31.6万亩未被开发利用，这是一笔巨大的潜在的资源优势和经济优势。
多年来，勤劳的宜良人民为打好生态文明建设保卫战，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年年不失时机地开展夏季义务植树，造林面积每年均完成2-3万亩。1992年和1993年，两年给农户划分责任山、自留山（下称“两山”）。植树造林尽管多年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然而多年积累的问题却令人担忧，那就是年年喊造林，可年年造林同一个地方，年年喊消灭荒山，而年年荒山有增无减。全县森林消耗量一直超过生长量，森林覆盖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人畜饮水困难的村社逐年增加，水土流失加剧。当年高古马水文站多年实测资料显示，南盘江多年输沙量达117.8万立方，每年相当于2522亩耕地的活土层被洪水白白冲走。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念好“山字经”，打好生态建设保卫战，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这是因为，宜良的水源头在山区、贫困社队绝大部份在山区，潜在的经济优势也在山区。多年的经验还证明，治水之本在治山，治山之本在兴林，没有森林就没有水源，没有森林就不能保持水土。正如群众总结的：“山上多种树，等于建水库。”因此，念好“山字经”，打好生态建设保卫战，必须从消灭荒山入手，从绿化宜良大地抓起。
那么，如何消灭荒山、绿化宜良大地？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宜良县各级党政领导冥思苦想着，勇于争先的宜良人民也在探索着。
1993年5月16日至6月4日，笔者有幸参加了云南省赴日农业考察团，到日本考察学习。重点考察了相当于我国一个省的岐阜县农业发展情况。这个县国土面积15.960平方公里，竟没有荒山，我们看到的有山就有林，有树必成林。全县林业占地面积达82%，其中民有林（我国叫私营林）占80%，国有林只占20%，与我县当年成片的私营林仍为空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宝贵经验就是日本政府鼓励支持发展民有林。看国外，开眼界，笔者受到了启示。回国后，放弃休息，倾心尽力，用两天时间，写下了六千字的赴日考察报告（详见《难忘的岁月》- P227页）专题报告了县委、县政府，建议鼓励支持发展民有林。
无独有偶。时任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吴兆琪同志，在《经济日报》上看到了载有山西吕梁地区拍卖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摘编该文主要内容，编成县委办公室《重要信息参考》呈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建议学习吕梁地区将荒山拍卖给个人治理开发。在划分“两山”期间，我县有的地方“对上保密，对下公开”，用承包、联营等形式，将集体荒山、果园包给私人或单位治理开发，加快了荒山治理开发步伐。县政协副主席焦炬等领导同志为此作过深入调查，向县委专题报告，同样建议将集体荒山、果园用承包等形式有偿出让给私人开发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