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简介：
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他取中文名“费正清”；基辛格密访北京前请教他，后来评价说“和他的谈话改变了历史”；邓小平曾举杯对他“在恢复中美关系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决策。
在这本书里，费正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毛泽东有着什么样的缺憾？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局外人，也是一个亲历者，他对近现代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精彩书摘
·1943年看蒋介石开始失去人心
◇费正清为何在1943年就看到了国民党的必然失败？他在战时的重庆看到了什么？他与宋美龄交往后，对这位第一夫人有怎样的评价？
在战时的重庆又待了一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
写于大使的床上。从大使的角度来看，如今也是我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缺乏吸引力的城市。大使馆的房子位于高出水平面100英尺的位置，周围还有其他灰色的石砌的房屋，高高低低、杂乱无章地分布于山坡上。连接这些房屋的石阶蜿蜒而上，在屋顶和垃圾堆之间若隐若现。山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彻底的修整；修理工用当地水泥铺满了整个坡面，就像这座大使馆或是隔壁重庆俱乐部的正面一样。水泥丛中还有正在开花的树木和花园，但是效果还是一样，四处一片灰暗，毫无生气。
外国人和来自长江下游的中国人普遍认为重庆寒冷而不适宜居住。大使的起居室给我一种特别阴冷的感觉。
从距离江对岸半英里的此处观看，重庆就像由破旧的盒子堆积而成的垃圾堆。听起来好像远处传来了一阵骚乱声，汇合了纤夫拖船向前的号子声、苦力们搬运着石头和水攀爬无尽的石阶发出的喘息声以及小贩卖力招揽生意的叫卖声。当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遭受了轰炸后被烧毁的地区，之后周围重新搭建了一些棚户。没有任何的色彩。灰色的石头表面有些许的青苔，岩石上寸草不生。人、房屋、小径，一切都融入了灰暗的色调中，其间夹着一条同样是灰色的河流。这是一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对其没有任何的好感，而当地人似乎也都有着乖戾暴躁的脾气。
长江也不能给人以安慰，而仅仅是另一个问题所在。水流低时岸边显露出来，沿岸的沙滩上随即建起了一些竹棚，还有一些小船上的人在叫卖。江面只有原来的一半那么宽，但水流依然湍急，江流向着前方的城市奔流而去，轮渡顺流驶过时常常会被河水冲下400码远；而逆流返回时，这些轮渡需要花费半小时才能费力地缓慢移向浮动码头。长江并不是人们的朋友。每只前往下游的单独的船，都会有8或10个桨手，他们尽力使船避开暗礁和浅滩，有时候不得不再次返回，这200或300英里的距离，此时需要完全靠纤夫的力量拉着船一寸一寸地向前行进。通往上游的平底船都要从大使馆前经过，船队一眼望不到头。每只船都排好队，纤夫们站在露出水面的礁石上，用竹竿将船撑进东流的水中，推拉之下船逐渐地向上游前进。整个过程真不好看，令人目不忍睹，没有人感到快乐，没人能进步，只有一群赤脚光头的纤夫喊着悲哀的号子，满身的疥疮，拖着肿胀的双脚，像灰色蚁穴中的蚂蚁一样，过着灰暗的生活。站在这里，我更能体会大使的心情了。
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或是由于？）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备感绝望。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左派似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这时，我已经恢复健康，但是我的心情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与大使馆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国民党不再信任，对自由主义者的潜力不再抱有幻想，对当地的左派却表示欣赏。1943年8月，我对现政权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它在情感上并不信任人民大众，又无法为人民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骇人听闻的苦难与灾祸总是伴随着它，它之所以苟延残喘，仅仅是还没有足够多的有勇气的人反抗它。
1943年间舆论的这种转变，部分源于一种古老的中国政治现象，即天命的倾斜（政权失去人心），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中国政治的机制。1943年初，我从让美国人只能从过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开始，试图描述当时发挥实际作用的一些因素。
1943年2月5日，美国人幻想破灭的时刻正在到来：中国有关英勇抗战的中国人的宣传攻势正被美国观察家暗地里戳穿，他们注意到，尽管中国处于战争环境当中，但她并不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这个地方并没有被调动起来，因为动员机构至今并未建立。因此中国对外的宣传只不过是编造一些危险的空话而已。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蒋夫人于1943年3月前往华盛顿，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她优雅的仪表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呼吁使得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进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国的泡沫。我在3月10日记录道：“中央社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对蒋夫人游说的报道。”后来在她回国之后我去拜访她，在我看来她的一切表现只是骄傲促使下的逢场作戏。
我与高贵的蒋夫人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经过一小时的谈话后，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来。既然其他很多人对其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印象，那么我也记录下我的感受。总体来说，她一直竭尽全力扮演一位伟大女性的角色。谈话的内容大多广阔无边而不切实际。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演员，拥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魅力非凡，直觉敏锐且智力超群。但其背后隐藏着悲伤的情绪。（我总是能够从女性身上发现不愉快的情绪，尤其是漂亮女性。）心酸的往事以及装腔作势的倾向，让人觉得不够真实。她的表情通常美丽而忧郁，讲话语调调节得很好，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而会停顿，上嘴唇紧绷，显得不自然。但是偶尔她也会发出真诚的大笑，圆圆的脸上呈现出放松的表情，声音也不知不觉地提高八度。显然，这些自然而放松的表情让其余的一切显得做作而又可悲。
我在陈珍珠的带领下，经过许多行礼致敬的宪兵，最终来到一个小房间，屋内墙上挂着泰戈尔的画像，还有一只熊猫图片。她很快就从楼上走下来。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我说自己有兴趣让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曾在昆明待过，对美国士兵的生活感到担忧，为此帮助举行了一些演讲并得到一些回应，但还需要作更多的努力。对此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几个问题。接着她问了我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中国的联系，而这些我都按事先准备好的话来回答。随后转入了一般性的话题，例如如何赋予美国人观念，反对其物质主义。我首先提到了“物质主义”一词，因为我发现美国士兵们提及中国的状况会用浴缸和冰箱的数量来衡量，假如这两者可以成为论据标准的话。于是她对于美国的物质主义讲了一些激烈的言辞。（在我看来，主要的抱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物质的东西，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嫉妒，为了表达愤怒的情绪就抨击这些养尊处优的美国人是物质主义，好吧，他们就是物质主义。）
为此我们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对此我将写成备忘录——鼓励国务院文化司收集有关中国留美学生对美国的真实印象，即他们最初的印象，包括第一次愤怒、第一次敬畏以及第一次蒙羞诸如此类的个人感受，确实发自个人内心，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在她看来，这将引起美国士兵的思考，但我并未询问我们如何才能使该项问题受到美国士兵的认真关注。
紧接着表演开始了，在漫无边际的谈话中不时加入我们各自的看法。我提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问题，但是她对此有所回避，转到其他方面。她凝视着远处说，生活是保持理想、保持幽默感以及能够应付周遭的情况的混合体；同时她还表示，我们是一场大戏中的演员，结局无法预料。如果她在谈话中不虚假做作，那么我对她还会保留着最初的敬佩之情，如她在思索这个人是谁，他想做什么，他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
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头摇晃着，像一个老年人。我得到的印象是，很多事情让她不悦，尽管她的评论富有哲理，但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事实。物质的落后伴随着精神的落后，彼此互相影响。这一事实令她难以平静，另外，她对于中美双方互相理解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也没有办法），但她希望通过比喻、对比的方式使美国人冷静思考后有所领悟（景仰中国）。（我则通过教学方式来实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毫无疑问，这可以通过战后出售蒸汽机来实现。这样一来，我通过教学方式，她则继续使用比喻的手段，皆大欢喜，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活那么久的话。）她问我为什么没有从事教育美军的工作，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先教育华盛顿。而对于中国，我依然认为首先需要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让中国处于真实的状态之中。
1943年9月16日，重庆
自由中国在美国被夸大的形象就像充满氢气的气球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因为中国政府完全依赖其在美国的名声，用电视传媒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过分依赖公众形象。这反过来是因为它太注重表面，没有实际的东西。
成都，1943年2月7日：很难理解这么多人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然而在这些平民和乡绅之上的统治阶级所占的比例却是如此之小。农民阶层和乡绅阶层都继承自旧中国，而新中国极其稀少，由薄得像面包皮的阶层组成，维持着全盘现代化的生活构造。此外，现代中国的工业设备水平极其落后，如果领导人想要切断所有与外界的联系，那么不过几年时间，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就会被阻隔。
四川省政府主席几乎算是中国的二号人物，但是与艾奥瓦州的行政部门相比，他没有秘书处，无法获得很多国外信息，没有快捷的交道方式，一天也走不上几英里。他并非位于一个组织严密的行政机器的顶端，不需要进行法律咨询，更没有定期的代表协商会议，因此也无法获得任何的批评性建议。而省级财政只有一个大体概要，不能制订预算并控制详细的财政计划。当各利益集团爆发冲突时，主席出面进行协调，其他时候完全任其发展。
在1943年，我还作出了以下分析：
有两个因素几乎未被人提及，但是我相信它们是中国前进过程中的重要绊脚石：其一是缺乏正直的人。在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中，只有相对很小比例的人在节操或性格上真正有朝气。能力并不等于诚实和勇气。同样是勤劳努力和真实诚恳，在中国却不会获得像在美国那样的成功。在这里狡猾诡计要多过任何一个地方。美德必须与机灵狡黠结合起来，否则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美国，伟人们只要按照书本上的教导行事就可以达到顶峰，但换作在中国，恐怕在他们长成之前就已被消灭了。华盛顿将永远不可能还清砍伐樱桃树欠下的债务。由于缺乏有能力且诚实的助手协同工作，每位行政官也都因此而变得行动受阻。这不是我们理解的诚实。我们说的诚实是指勇于承担、尽职尽责，而非假公济私。
其二是派系斗争。就目前来看，像我们做的那样，从国家利益考虑完成一件事情几乎不可能。人们并不关心国家政策问题，他们需要的是习惯上的私人关系纽带。事实上，首要问题是生存，而政治上的生存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助。西方人眼中的政治问题涉及政体、国家以及民族等方面，而这些在中国都被看作次要的。它们是奢侈品。
中国的民主？从个人主义的观点上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的。在中国为强者以及出身贫寒的人们提供了机遇，并且可以依靠个人能力有所作为；这也是一种民主。
人们判断绅士的标准是依据其个人品德而定，这种通过对个人功绩或道德品行的认可而形成的个人主义也是一种民主主义。
但是，一旦提到行政机构，民主的进程就不是惯常现象了。行政长官继承着清朝官员的传统，清朝官员除非环境所迫，其权力并不受到监督；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只有两种力量可以对其起到制约的作用：其一是处于等级链条之上的上级，其二则是处于其下的人民大众。在这两者之间，他可以自我掌控而不受束缚。只有事发后，他才会受到审判。
如今很多行政长官都是独裁者，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向我的中国秘书请教问题时，就像我过去常常征求学生的意见一样，他们立刻变得恭敬有礼，因为无论我多么彬彬有礼，他们只是认为我是在下达命令或是指示，所以我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有效的建议。
简言之，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府，如今已经强化为现代独裁主义的体制。蒋介石曾要求6位被邀请前往美国学习一年的西南联大教授在离开之前必须在重庆的中央训练团接受思想培训，这对于教授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在这里各种官员都要接受五到六周的培训，课程内容包体操、有序的规程和误导的讲话”。
·看战后中国
◇马歇尔的调停最终为何失败？费正清为什么说共产党取得了越来越强势的地位？
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度过了9个月，这9个月，对于中国人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来说，可称为希望与不幸参半的一段时期。对于由纸币发行过量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由通货膨胀引发的更严重的贪污腐败等问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在日本撤离后，国民党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败，且相信凭借先进的美式装备能够在内战中打败共产党。共产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扩充兵员，为内战作好充分动员准备。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几年，就已经被证明是缺乏深谋远虑且毫无理性的，在此危急关头唯一能做的就是临时制定策略，派遣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将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死对头之间斡旋调解。
形势日益恶化，我在此期间参与了美国在华新闻处的建立。如同纸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稳定。我们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起始于美国的战时工作开始崩溃。1945年8月中旬，随着和平的到来，200多名在华为战时新闻局工作的美国人准备回国，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轮船从重庆穿过长江三峡顺流而下，来到汉口和上海。担任战时新闻局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比尔·霍兰德目睹其在战时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瞬间毁于一旦。他需要帮助，为此我们需要将新闻工作扩散到“光复区”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于9月底离开华盛顿再次前往中国。
对我而言，此次在中国逗留的这段时间是与1942年至1943年的经历完全不同的。首先，抗日战争结束，美国正在收拾残局，一边遣送日军回国，一边尽力阻止国共内战。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这一年时间里，马歇尔将军一直在为双方调停，他希望通过协商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避免国民党政权被共产党革命所推翻。我在中国逗留的那段时间还算太平，当时两党签订了协议，处于停战状态。
10月18日，我与比尔·霍兰德一同前往上海（当时我是他的副手，担任信息处副主任一职）。我们住在上海国际饭店，用餐则在华懋饭店。
如今上海的丽斯（Ritz）酒店由美国海军进行管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立于此。大街上人山人海，有军车、人力车及黄包车（黄包车是一种前面或后面与自行车连接的人力车）、出租车，行进的中国军队，在陈旧的电车前穿行的商店售货员，在交通拥挤的街道上卖报的小女孩，一些很快将被遣送回国的留着胡子的锡克族警察，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国军人，穿长袍的中国买办，从上游返回的投机者，白俄罗斯的舞女，无依无靠的德国人，四处徘徊的日本士兵和患有结核病的苦力。
街上的景象不免映衬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上海依然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她也仍然可能被任何掌控黄浦江上炮舰的人所统治。那年上海的冬天异常寒冷，尽管我们美国人住在最豪华的住所，普遍穿着加厚的毛衣、袜子，整天大衣不离身。然而，挑战是在这种仪器设备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得不继续开展新闻工作。正如在我推迟返回哈佛大学时写给保罗·巴克的信中所述，中国正处于以下状态：
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停战却并不太平，其中暗杀、殴打、暴力、监视以及大众游行示威等事件极有可能会继续增加。当代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正试图抓住机会为实现民主而努力奋斗，其中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6年初，位于北京协和医院内的执行总部派出了若干军调小组，试图阻止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华北地区交战。在国民党、美国和共产党三方中，龚澎是唯一的女性成员，负责处理叶剑英的公共关系事务。巴尔的摩《太阳报》（Sun）记者菲尔·波特（PhilPotter）曾报道，龚澎俊俏而时髦，穿着蓝色旗袍，梳着美式的发型。但龚澎表示：“这对于北平人并不意味着挑战。”与外国新闻机构的其他人一样，菲尔·波特也对其极力渲染。随着最初的积极热情逐渐平复，我在上海龚澎家中见到她和乔冠华，他们的儿子名为巴黎（以第一个被解放的首都命名），由孩子的外祖母抚养照看。之后，他们很快被转移到环境安全的香港工作，显然周恩来正在为将来的发展储备人才。（1971年，乔冠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年至1976年间，在北京担任外交部长。）
正如之后事态发展的那样，1946年，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在事后回想起来似乎令人惊讶。美国新闻处上海办事处总部极受人尊重的中文总编金仲华，1949年后成为上海市副市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新创办的报纸《文汇报》编辑宦乡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伦敦代办（即大使，1981年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为了扶植这家非官方性质的报刊，战时新闻局曾为其提供了一些很难搞到的新闻用纸。1949年后，我的朋友杨刚在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的副主编（一直到1957年自杀）。如此权高位重的位置大概也只有长期为党派服务的老党员能够胜任。此外，战时新闻局负责管理中国职员的主任刘尊棋，是由麦克·费希尔招募来的新闻工作者。随着中国职员的规模骤然扩大，刘尊棋以其冷静的判断力为麦克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45年后，刘尊棋来到美国寻求帮助，希望发展大众教育、获得现代印刷机并在战后中国建立其独立的出版业。然而他未能如愿。早在20世纪30年代，刘尊棋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1957年后，他被关入东北劳改农场以及北京和湖南监狱，在这些地方待了21年的时间。（如今，他在北京负责《中国日报》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我想将一个人从世纪中叶以来的坎坷传奇的职业生涯记录下来，应该能写几大本书。“革命先革自己的命”，或许这句格言是能站住脚的。20世纪30年代成为左派的大学生是当时全球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而从1957年至20世纪70年代，因政治斗争而出现的红卫兵和其他人则属于另一类型。
战后中国（8） 发布时间:2013-08-15 为了挑选交流人员，威尔玛代表大使馆经由北京前往张家口，此时共产党的首府已从延安迁至张家口。当时新闻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在休病假，由我代替他解决麻烦问题，因此，我决定陪同威尔玛前往，但这主要是她主持。威尔玛通过编谎话说服了一位美国空军上校驾驶飞机带我们飞往目的地。我们乘坐飞机越过长城，沿着如同美国亚利桑那州一样干旱、风沙漫天的蒙古边境一路向前。“45分钟后我们抵达张家口，一周后又花了16小时乘坐火车和四轮马车返回北京。”我们以边区政府客人的身份入住“解放旅馆”。随后，威尔玛处理公事，我们则观看了文工团表演的秧歌，这是一种连续跨步的民间舞蹈，在解放区农民中颇为流行。我们与很多团体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民主的美国为何会制定出反对中国人民运动的政策呢？这个问题令人难以回答。
我一直没法凭空编造出合适的理由去延安，因此，一周的张家口之行是我在中共地区仅有的一次露面。华北联合大学只能达到中学的教学水平，学习资料主要通过油印。我们拜访了最高长官聂荣臻将军，随后我与威尔玛一同在挤满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剧院作了演讲。我之前从没感觉到如此的不适应。我的汉语水平完全可以应付旅行、聚餐会谈以及现代历史方面的表述，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术语一窍不通。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和我的听众在世界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我所能表达的仅仅是保持两国人民的友谊、维护和平诸如此类早已塞满他们脑子的陈词滥调。我无法否认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事实，更不能将其说成是通向新耶路撒冷的公正之路。倘若这是我1945年至1946年在华期间的顶点，那我情愿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在张家口，墙上随处可见“建立民主制，创建新生活”的标语。返回途中，我们坐着四轮马车通过10英里的无人区，远处传来国民党的炮声，我们和共产党的护卫只能等炮声停了再通行。随后到达南口长城城门，这里的标语写着“拥护蒋介石的领导”。最终，由于国民政府拒绝给共产党方面提名的4位学者颁发护照而使计划落空。几年后，麦卡锡时代到来，这段插曲也被我们渐渐遗忘。
离开上海前，一些左翼分子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前来参加的知识分子大概有50人。欢送会上，郭沫若等人纷纷致词表示感谢，我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回复，并表达了对他们为自由而战的敬意。欢送会没有丝毫地敷衍了事，我也很高兴在这样的场合惯例用的签名簿派上了用场，上面签满了杰出文化人的名字。哎呀！我忘记了“忠诚”的不成文规则，我将这份珍贵的签名簿交给了一位办事处同事。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公报发布员，布兰德利称其为“麦克道格尔”（MacDougal），我嘱咐他将签名簿和其他一些资料一同帮我寄回美国。然而签名簿再也没出现过，此时我意识到人走茶凉的意义。“麦克道格尔”可能早已把它卖掉，或是成为戴笠的囊中之物。
1946年7月7日，我离开了上海，直到26年后才再次访问中国。然而，为了完成文化关系司和美国新闻处的整合，威尔玛在南京大使馆继续待了9个月。
1945年至1946年间，我在中国的所谓“战后”9个月，实际上是一段内战爆发前的经历。我亲历了国民政府使用美国武器向北方各大主要城市扩张，同时也目睹了投机取巧的国民党政治家对华东光复之地的掠夺与转让。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甚至侵蚀了支持国民党的上层社会。我本希望美国新闻处能够以某种方式阻止中国分裂，但无济于事。1946年1月，曾被马歇尔奇迹般阻止的内战，到夏天重新席卷而来。我们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然而，美国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