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

行政体制改革是所有其他改革的基础，在整个改革体系中，行政体制改革应该是最先行的部分。怎么改？简言之就是“让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根据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来看，这里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重新梳理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置，即大部制改革，旨在简化机构提高效率；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向企业和社会放权，只有政府收缩了，其他两者才能伸展。那么，我们不妨根据这三点前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破题的方面：

把权力还给市场，进一步简政放权

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会议指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应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相衔接，把“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核心、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继续简政放权，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一与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相延续的政策，给我们释放的信号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简政放权”进行到底的意愿和决心。

为什么要简政放权？因为行政审批制度的实质是政府的管制，它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早期起到了维持正常市场的秩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项职能依然集中在政府手中会抑制市场活力，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导致政府强硬，市场弱小；其二，行政审批制度不下放会造成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腐败，这也是最大的问题。行政审批若不下放，很多东西有可能变成交易，腐败就会频发，近期的刘铁男案就是例证。

今年以来，以“简政放权”为切入点的体制改革一直在有序推进。4月24日，国务院第一批取消71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6日，再取消和下放61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19日，第三批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事项；7月22日，第四批取消和下放了50项行政审批事项。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这三分之一怎么减，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应该会有相应的方案。

分税制改革，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关系

据消息称，十八届三中全会，财税体制改革占比较大。二十年前建立的分税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影响至深。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改革，将藉此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作出怎样的调整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年前建立“分税制”的背景和原因：据曾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在《共赢的博弈》一书中记载，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回忆说，1993年5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胡鞍钢撰写了一份报告，当年6月，胡鞍钢向财政部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了介绍。该报告假设地方政府是恶的，中央政府是善的，并认为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致命因素”，是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地方财力过大。在1996年一篇题为“分权是有底线的”文章中，胡鞍钢也指出，当时世界上只有前南斯拉夫与中国两个国家超越了分权的底线。经济界盛传当时分税制的实行与这份报告有关，但实情如何外界不得而知；另一个情况是，分税制之前，1992年时，中央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中央财力困难到三次向地方政府借钱，最后一次还是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向上海借了10亿元。1994年，朱镕基操刀启动了“分税制改革”，这被一些专家学者称为“中国改革历程中的经典之作”，它结束了之前财政体制摇摆不定的局面，其框架和规则延续至今。更重要的是，它将中央政府从一度财力虚空、控制力薄弱的窘境中解救出来，开启新的中央“集权”时代，奠定了此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但20年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变化，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再次启动财税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

“分税制”改革带来了哪些问题呢？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当前用来形容中国财政现状的有两句话，一句叫“上下一般粗”：1994年的改革没有改变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目前我国五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大同小异。结果是中央和地方职责重叠，大量事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效率低下，却无从问责；另一句叫做“上面千根线，基层一根针”：上面出政策，下面对口执行，任务最终都压到基层政府，形成“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移”的局面。比如“中央点菜，基层埋单”，中央部委下发文件要搞新农合医保、农村危房改造等，地方政府就要掏钱。这种体制使县乡两级政府承担了地方的多项公共服务责任。全国两千多个县级组织，曾经有一半以上拖欠教师和离退休人员工资，或大面积拖欠银行贷款和建筑工程款，以至于中央财政亲自出手为此兜底。

此外，这还使地方形成了一套与中央博弈的生存方法，比如设驻京办，“跑部钱进”去找专项转移支付，做大预算外收入，搞土地财政，或者无节制地负债倒逼上级政府为其债务埋单等等。而在辖区内，基层政府收取的各种费，更是创造出如“肚皮财政”（超生罚没）、“车皮财政”（车辆超载罚款）等新名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分税制改革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而这两项直接关系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目前，新一届政府正在力推的“营改增（指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被普遍认为将倒逼分税制改革。因为营业税本是地方的重要税种——收入占其40%，将其改成大部分由中央拿走的增值税后，地方少了一大块收入，这无疑就将逼得现有的分税制财税体制不得不改变。但至于分税制如何改变，我们还得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