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农村
◇长城脚下的偏远农村也开始了工业化的旅程，作者看到了普通农民怎样的努力，他有怎样的忧虑？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上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住屋四周总共有十五栋房子，不过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译)抚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年纪最小，只有五岁——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的身体焦躁不已，因为他太挑食了。不过，他这样瘦削的个子力气却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从四岁开始，魏嘉就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到处闲逛，连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极好，还能无休止地打闹，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他从来没有哭过。好像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坚毅与机敏被挤进了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体里。所以，我总也无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闹一番，或者把他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时间，他的爸爸妈妈总要提醒他用恰当的称呼，表示对大人的尊敬。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我们把车停在了行营小学的后门附近。一个老师跟我们打了招呼，领着我们进了学校。魏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教室，在黑板边上停下脚步，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挣开他们，跑出了教室。他大哭着，向着轿车跑了过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他的妈妈跟着跑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则留在教室里踱着步。我得承认，魏嘉说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校环境。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教室里十分肮脏，窗子上安着铁条。黑板上满是剥落的油漆，划痕累累。墙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几只动物图形便是唯一的装饰物。图形剪得如此仓促粗糙，竟至于很难辨认出具体的形状来：变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惨不忍睹的老鼠等。
……
因为魏嘉生病，我和眯眯第一次真正地牵扯进了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我们当初的做法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他们现在跟我们打招呼都比以往热情得多。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对三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我把这个村庄当作解脱之地，把它当成可以爬山、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而现在呢，我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在中国，这个地方最让我觉得有回家的感觉。
不过，对魏子淇来说，那是有史以来第一年，冬天的生活惯例有了些变化。六个月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夏季，当地政府把通往上村的那条土路铺成了水泥路，人们开车就能够循着这条路到达坡顶的那片空地。首都的汽车大发展势头渐强——那一年，北京居民购买了二十五万辆汽车，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着车到乡下探寻美景，在那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的家里给这些人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向每位来客收取二十元钱，生意还相当不错。
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这家人的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一切看来，只需等着生意越来越好就是了。到那年的仲夏时节，他们有了很多回头客。然而，曹春梅却显出了疲态，魏子淇好像也焦虑不安。起初，他只是在结识新朋友或者招呼客人的时候偶尔抽支红梅烟，可现在竟然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来缓解压力。到了晚上，他总是喝酒喝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仿佛是来此度周末的城市人抛在这里的压力和紧张统统钻进了这个男人的心里。 “压力太大了，”我问他到底哪儿不对劲，他总是这么回答我，“随时随地都让我感到很紧张。”我对他说，要开心些——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自己开一家公司，而现在事情终于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他总是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那些钱都是他从家人那里借来的：他从自己的亲戚那里借了一万两千多，从曹春梅大姐那里借了八千多。
然而，对曹春梅来说，跟外界打交道却多有不适。她生活的圈子是在三岔，主要负责厨房的活计。筹资、采购都不是她的职责，因此，她不大有独自前往怀柔或者北京的机会。相反，是城里人主动找上门来，而这样的交际却常常令她感到难堪。一次，北京来的一个游客很好奇，想看看乡下人是怎么进行烹饪的，便闲逛到了厨房。这城市来的女人突然脱口而出：“你的手好黑好脏哦！霄她说这话本来没有恶意，可曹春梅却觉得非常尴尬。后来，只要有客人光临，她就会洗手。她的穿着也好看了很多——她去买了一条新的丝质裙子，上缀闪光饰片，经常用于周末穿着。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 “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舂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
魏嘉的名字很简单： _嘉”就是“好_的意思。但这个字的笔画有十四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小男孩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他后来再也没有在血液上遇到过麻烦，但常常抱怨说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头几年，我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在学校寄宿。毕竟，寝室的条件十分糟糕，他还说过他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不过，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胁已经让位于垃圾食品和缺乏运动了。父母亲对他的学习管得很严，一到周末，他们都会让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业。他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从此便再也没有了体育锻炼，而某些关于健康的传统观念却在起着反作用。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带着魏嘉去怀柔做例行体检，医生做不了尿检——小男孩脱水太严重，尿样里竟然带有血细胞。但我还是无法劝说他的父母亲确保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体育锻炼。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亲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时候，他们拟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