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风险 上书党中央
（C2—图351号）1996年2月25日，郭崇毅（右一）与40年前鼓励他向省委如实报告农村虚报浮夸情况的省政府秘书长郑淮舟同志促膝谈心。（插入第五部第3章）
1979年6月19日，郭崇毅写出了洋洋8000字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字里行间，洋溢着郭崇毅满腔的无限真情……
历史，将永远记载着郭崇毅不朽的功绩！
这里，笔者全文抄录郭崇毅这一大胆创举！
关于参观肥西县
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一、空前未有的粮食增产
我在县里时候，听说肥西有两大突出：一是午季粮食成倍地增产；二是生产责任制包到户的多。到了区里，情况就更具体。官亭区过去午季最高的年产量（1977年）只收麦669万斤，而今年午收据区里估计，在2000万斤以上，超产两倍。山南区1977年午季收麦579万斤，今年估产在2500万斤，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三倍多。为了证实这奇迹般的丰收数字，我深入到社队走访调查，发现官亭公社历年麦收都在90几万斤，今年公社估计要收250万斤以上。金牛公社过去最高产量未超过80万斤，今年则收麦260万斤，增产都是两倍上下。再到生产队，奇迹更光彩夺目地展现出来了。我走进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几个村子，一眼望去，场上到处都是麦堆，家家屋内都有一两茓麦子。其麦秆之粗，麦穗之大，就象我前年到涡阳参观，看到亩产600斤的丰产田麦子一样。队长袁友和告诉我：“去年这个队只收麦1.5万斤,今年麦收前估计能收4.1万斤,但实际收了将近5万斤。”翻了两番多。以户为例，他家去年只分到麦子614斤，今年却收了大、小麦2500斤，按照定产，要交生产队650斤，但还能拿回350斤口粮，实际得粮2200斤，比往年收入增加接近三倍。据袁队长介绍，他家今年的收入，在本队不算“冒尖”，只算“中关”，还有好几户一个人口平均收麦500斤以上。在我走访途中，一个约30岁素不相识的青年社员突然拦住我，他叫方立春，自我介绍他家的收入。据云：他家五口人，去年分到麦400斤，菜油、棉油共22.1斤,去秋他包了4亩地,今年午季收麦1500斤,菜油106.5斤。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疾呼：“我家年年不够吃，拎着口袋出去搞粮，实在搞够了。今年一下翻了身。我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在场的人闻之，亦感受很深。
二、增产的主要原因
大旱之后，适宜麦子的生长，这是今年午季丰收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所以成倍的增长，则一致认为是包产到户这一措施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山南区委汤书记介绍：去秋如不责任包到户，最多只能收一千二、三百万斤麦，要少收一半。夏老庄生产队袁队长说：去年秋种，如果不包到户，包到组我们也要增产，但最多只能收2万斤，要少收近3万斤。关于责任到户可以大幅度增产，连坚决不愿分的队也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如官亭公社官亭大队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说：“我们大队15个生产队，就我这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没有分到户。有许多社员对我和崔会计有意见。我在上个月已自动检讨了。因为我队比分到户的邻队，午季要少收几千斤。”这个队在公社大门口，只有67亩土地，队很小，竟然少收几千斤，这是惊人的。当何队长介绍情况时，公社有两个委员在场，他们听了一致认为：“少收几千斤不止，总要少收一万斤！”这就明显看出包产到户与到组，仍然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责任到户就成倍地多收？经大家共同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它解决了三个问题：
1、播种面积的扩大。以山南区为例，区委汤书记说：“去秋县里给我区46000亩秋种任务，我们在旱之年，想多种些‘保命麦’，就咬咬牙安排了48000亩，但因土地龟裂，种不下去，到9月15日，才种1000多亩麦。这在六安地区7个县是落后的。以后县委来人，我们提出“三定一奖”包到户种的办法，10月3日安排下去，群众非常拥护。到10月10日，就种了59000多亩。区委看到社员积极性发动起来了，接着号召向10万亩进军（其中有2万亩是借给群众，谁种谁收），就这样，到11月底，种了10万多亩麦、22000亩油菜、27400亩红花草，全区消灭了空白田。”山南区过去每年都有三、四万亩冬闲田，大旱之年，反而能全部播种，实是奇迹奇闻！据反映，去年种麦时，许多农户点着煤油灯，在地里一连奋战三、四个昼夜，犁不动的地或牛力不足的地方，就用大锹挖地。金牛公社郭副书记说：“我社去秋种麦，有8000亩稻板田犁不动，完全是用大锹挖出来的。”
2、肥料的增加。我所到之处，都反映去年秋种的地肥料多。家家户户不但把屋里屋外的农家肥都铲光扫尽，送到地里，而且差不多每家都买了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的化学肥料或饼肥。在官亭和山南两区，都有社员到供销社或在路上拦住汽车，抢购化肥的事。至于分到组的队，对购买肥料则又是一种情况。我曾问南郢生产队长买过肥料没有？他说：“没有。”
3、认真耕作、管理。去年分到户的麦田，一般都做到了“耕透耙熟”。连用锹挖、锄头打的也都拼命这样做。在麦苗生长困难的地方，有跑几里路挑水浇地的。至于防备牲畜糟蹋庄稼，更是人人处处自发的经心，与在队里或组里生产的态度大不相同。
三、增产后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关系
肥西县丰收之后，到处喜气洋洋，责任到户的社员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说：“只要让我们干三年，我们要盖瓦屋，国家也有粮食了。”有的人唯恐田地要往回收，说：“国家不放心我们嘛，如果放心我们，让我们干几年，我们国家就民富国强了。”
目前麦子刚刚打下，社员正在日夜抢种，征购粮与集体储备粮都还未集中。但据官亭公社粮站统计，6月份已收进麦子3万多斤，从5月1日到6月12日，还收购陈粮（稻、米）151440斤。区粮站有位管调度的姓徐的同志估计，今年官亭全区可能要收进麦子1000万斤，而过去历年征购加超购，最多只能收100万斤。另一位管供销的同志介绍，全区回销粮至5月底到期，还有80万斤没有售出，又延期到6月10日。由此证明，农民有了粮食，国家确实也就有了。
对于“五保四属”，我了解夏老庄生产队两户无劳力未分田的干属，他们说，队里给他们的口粮不会减少，没有意见。我又问了官亭农具厂一位干部、一位工人，他们家里缺乏劳力，但分了田地，经过算账，都说农忙时请人帮助一些劳力，所花的钱比过去交到队里的钱，要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很满意。对“五保四属户”如何照顾，我曾向包产到户的队问过这个问题，有个社员回答：“只要大家都多收粮食，他们还愁没有饭吃？如果大家裹在一起‘绑着穷’，就是我的老太太，我也没法养活她！”
四、社会秩序安定
肥西去年赌风盛行，迷信活动亦有抬头的趋势。县委所在地上派镇以及区委所在地官亭、山南两处，都有公开赌博的。搞迷信活动的都在山区附近，但现在已看不到这些现象。农民都在披星戴月搞生产。集市贸易每天都有猪肉、油炸点心卖。但不论逢集背集，上街的人除到粮站卖粮食，换钱买肥料、买菜、买肉外，没有一个闲人在街上游逛。前几年街上是买不到猪肉的，而在农忙季节到街上闲逛的人却不少。当时区委和公社党委一班人，都曾亲自上街劝阻，甚至出动拿红棍子的专政队，到街上去赶，也无效。现在不但看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到一个要饭的或外来的流浪汉。交通秩序也好。我从官亭搭上午7时20分的汽车到上派，沿途经过都是小村镇，上下车秩序井然，到站时间往往一分钟都不差，比起“四人帮”横行时，火车都不正点，又是一大奇迹。
我为着了解治安情况，曾走访了官亭派出所所长奚业精。他说：“去年大旱，群众手中无粮，心中着慌。我们以为发案率要增加，心里也慌，但实际上直到今年正月以前，发案率比往年反而低。2月以后，案子逐渐增加，一般都是赌输了的人，偷窃还债。”对赌博问题，奚所长说：“开始我们管的不严，3月31日，省里张恺帆书记和程光华副主任开了一个大会，我们认真一管，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政治案件，奚所长介绍：“1976、1977两年发现有一、二起反标，都是小孩搞的，1978年和今年没有发现这类事件。”
五、两种意见
现在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议论纷纷的是两种意见：一种说，包产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他们认为，到组还是社会主义，到户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可以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及崔会计为代表。崔会计去秋为抵制包产到户种麦，曾与公社汤道黄委员吵了一架。崔说：“从合作化到现在，干了20多年，不能走回头路。”何队长这次也向我说：“分到户对现代化有妨碍。大机器不象一把大锹，可以扛着走。把田包到户，将来机械化了，怎么办？”在干部中还有一种顾虑，就是怕包到户后争水争牛力，容易发生纠纷。耕牛和大家具也容易伤亡和损坏。据介绍，山南区确实有累坏了3条牛的事。
另一种是主张包产到户的。这种人在干部、群众中都占相当数量。他们说，只要按国家计划生产、分配，土地是集体的，包产到户，也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国家需要粮食，包产到户能多收，能多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如果在一起‘绑着穷’，那才是妨碍四个现代化。他们气愤地反问：现在大机器还未来，为什么要我们吃“大锅饭”？等大机器来了，我们再吃“大锅饭”不迟！持这种观点的要以夏老庄的队长袁友和与社员方立春为代表。他们自称讲话喜欢“捣实”，侃侃而谈，毫不隐讳。袁在这个队当了11年生产队长，也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他说，包产到户，水利、牛力，麻烦是多些，但只要领导依靠群众，注意安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正是这个队放水栽秧的时候，果然他们这里没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发生。
这两种意见发展的趋势如何？南郢生产队长何义安有个估计。他说：“到秋后，如果上级有指示不准分，我们两个组就并到队里。分组生产也有纠纷，不好搞。如果上级允许随便怎么种，只要多收粮食就行，我们还是要分到户。”何义安一再表示：“我不愿分是为了大方向；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到户。”我曾问过官亭公社杨书记：“你们的一季‘保命麦’已经收到家了，既然怕包到户方向不正确，为什么还不收？”杨说：“现在旱情仍然很严重，栽的又是麦茬秧，我不敢收，收了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我秋收的稻子就没有着落了。”
六、两个问题
一个是一些干部和社员问道：我们包产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既不能买卖，又不能拿它剥削别人，和工业上计件工资定额到人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叫资本主义？
二是一些比较负责的社、队干部想不通，他们问：我们搞了20多年农业工作，往往把粮食搞减产，或者徘徊不前，就说大方向正确、路线正确；把粮食搞大幅度增产了（1961、1962年及今年午季），就说大方向错了、路线错了，这到底是什么理论？长期搞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七、我的几点认识
1、我认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情况下，今年午季肥西能获得如此特大丰收，是党中央和安徽省委的正确的农业政策，号召解放思想，提倡生产自主权等一系列指示的结果。如果“四人帮”没有打倒，他们不顾群众死活，能把减产虚报为增产，坚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山南、官亭两区的午收是不会一跃而翻两三番的。
2、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建议有关搞理论工作的部门，及时研究解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健康发展，有迫切的需要。
3、肥西山南、官亭两区，在去年秋种时，大部分土地都已包产到户。现在大约仍有半数以上社队维持原状。如果允许他们继续搞一些时候，应当指导他们总结经验，订一些管理制度。这对促进生产发展更有好处。现在有不少干部一致公认包产到户可以大量增产，但又不敢帮助生产队和社员总结经验，制定管理办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如果长期不帮助包到户的队建立管理制度，不但会有“打破头，累死牛”的事，而且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纠纷。
中国第一个上书党中央反映农村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写出来了。郭崇毅端端正正地在《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1979年6月19日”这个日子。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人民，将永远记住写下这个日子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郭崇毅的名字！
可是，中国社会上经过了建国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批判和斗争，早已形成了一种“井绳效应”（“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戏称谓“井绳效应”）、谈虎色变的恐惧心理，岂是你平头百姓所能力挽狂澜的？郭崇毅这份《报告》写出来了，顿时，省里种种非议扑面而来……
有人讪笑郭崇毅“异想天开”！
有人斥责郭崇毅“不识时务”！
有人叹息郭崇毅“不接受教训。六年铁窗的伤口才刚刚愈合，牛棚里才出来几天，又在惹祸，到底图个啥？真不可思议！”
再加上家人、亲友们的担心、劝阻和反对……
然而，郭崇毅生就一个知难而进的性格，硬是要冒死进谏为农民说话！你想想他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能阻挡他的呢？
这次上书，郭崇毅心中并非没有分寸。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中，明文规定的“两个不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落地有声，岂是儿戏？但他日以继夜，反复认真钻研中央文件的字里行间，细细“吃”透精神实质。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认为，中央提出的这“两个不许”，是由于当时是在“文革”以后，极“左”的恶劣影响未尽，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文件中“加快农业发展”这句话，才是中央这个《决定》的精神所在，也是最终的目的。郭崇毅注意到，《决定》中规定的“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这些说到农民心里去的话，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行动准则，才是《决定》的真正精髓所在。因为，这些正体现了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才真正为探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这一点，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肥西百年未遇的一场大旱灾，逼出了一条农民求生之路。这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时机，应当及早上报中央，让中央最高的决策者们了解肥西大灾大丰收的真情实况，及时修正中央文件中这“两个不许”，让全国农村出现历史性的转机。
这就是郭崇毅的思路和胆略。这也正是郭崇毅的过人之处。
郭崇毅的思路和胆略，给后人展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凡事应当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从整体全局上去思考，即使是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应如此。绝不可孤立地拘泥于某一时期的某一句话断章取义地来理解和认识。这正是郭崇毅他敢于干出常人想干而不敢干的能使全局产生重大转机的大事的一种超人的胆识与品德。
郭崇毅面对这一极其严峻的形势。他在对农村改革中的一些提法和用词上的的确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是确确实实讲究了一点艺术的。事后，有人曾问郭崇毅：“当初肥西人在农村改革中，明明是‘包产到户’的做法，你为何把它说成是‘责任到户’呢？”郭崇毅作了机智而生动的回答。他说：“当时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怎么敢公开违抗呢！可是，我又不敢辜负了农民的重托。我隔在中间，怎么办？只得绕着圈子走，把农民要求分户经营的单干办法，换个叫法，定名为：‘责任到户’。这样做，一则避开了当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忌讳；二则劝告那些不懂农村情况的人，对此不用焦心，土地虽说分到了户，农民是会负责种好的。用不着又是什么‘包产到队’，又是什么‘包干、包产到组，’又是‘三定’，又是‘五定’，花样百出，名目繁多。实际上，只要‘到户’这两字，就根本解决了问题。当然，也就用不着“公社化”“大呼隆”那一套，让公社、大队、生产队来费神包揽，制订什么生产计划；更用不着生产队长吹哨子催农民上工，敲钟催农民下地种田了；也不用天天评分记工，穷折腾，搞统一分配了。试想想，农民靠种田吃饭，哪有不认真干活的呢？我在‘到户’这二字的前面，加上了‘责任’二字，无非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得不穿上一件合适的外衣。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呀。决非我故意想标新立异啊。”
郭崇毅写好这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后，原想送呈省委的，但他左思右想，举棋不定。他知道这个《报告》的风险与分量，事关重大啊！他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始终拿不定主意……依稀，五十年代那场冤屈的悲惨遭遇，又像电影银幕一般，一幕幕浮现到了眼前。没想到，22年前的农业主题，像是画了一个圈，今天又回来了，又要来谈论农业这个棘手的主题，又要来捅这个“马蜂窝”了。即使有老战友、老领导的支持，也不能干呀！万一……凡事总有个万一呀。万一《报告》送了上去，风波再起，自已“二进宫”再去坐牢事小，连累他人，于心何忍？于心有愧啊！同时，他想到在全国大地上，这种 “绑着穷”的“大呼隆”生产方式，并非安徽一个省，更非肥西一个县的现象呀。推而广之，也非农业一行一业的事情呀。可是这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事关大政方针，关系国计民生，当前大灾之年，确是个急如救火救命的大事啊！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呢？郭崇毅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
郭崇毅思虑再三，觉得咱们中国的事情，特别是关系国家大政方针的大事情，必须由中央决策，必须要中央拍板。我冒然上报省委，也是给省委领导出难题呀。叫省委怎办呀？让省委去改变中央的决策？把问题推给省委，不妥，不妥啊！于是，郭崇毅横下心来，下定决心，这冒风险的事，还是由我这个草民来办吧。于是，郭崇毅他毅然越过省委，买了张火车票，直接赴京上书，一步通天！
郭崇毅就是郭崇毅，为尽他一个言官的职责，果真孤身一人，赴京冒死进谏了！
赴京上书，一步通天！可是，命运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是祸？是福？祸福难定，凶吉难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