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
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够促进生产。凡是群众要求而又能够增加生产的地方，就应该实行这个办法。至于客观条件不适宜分户作业的规模较大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单位和社队企业，当然应当根据具体条件采取责任到组或者专业队的方法。对具有特殊条件的，也可以大队或公社作为核算单位来负责经营。但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必须实行责任制度，而且每一个具体的劳动岗位，都要落实到人。超奖减罚，不能含糊。这是按照生产力现有的不同水平办事的一种科学方法。要真正能够增产，就绝不能把以组或者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说成是“大呼隆”；也不能把责任到户说成是为了“适应群众的觉悟程度”而采取的迁就办法。过去，我们把生产力水平弃之不顾，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给生产造成过级大的破坏。这个惨痛的教训必须记取。
责任到户应该订一些什么制度？肥西县去年秋天在包产到户时，并没有事先就订出一套完善的制度，而是在严重旱灾威胁下，仓促行事的。我认为，由于各个生产队的具体条件不同，订的制度就不可能千篇一律。领导机关只能根据党的路线、政策在总的方面提出几条原则，以防发生重大的偏向。肥西农民直至今日还在留念1961年搞“责任田”时，实行的“五统一”等项办法。归根结底，农民是最有实践经验的，他们也最了解要订哪些制度，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只要真正实行民主种田，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责任到户之后，社员的收入是会大大增加的。对生产队的干部，也应该有奖有罚。凡是生产搞得好的，就该受到奖励；凡是人为地把生产搞垮了的，就应该受到惩罚。怎样规定这些制度，也只能由社员和干部自己去订。
过去有一种错误做法，只要是“大呼隆”，就认为是社会主义，就断定它一定能够增产。结果，收不到粮食就在账本子上加空头数字，大吹大擂。如果搞责任到户，首先就加你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你生产搞上去了，也把你当做偷来似的，不愿表扬你，也不替你总结经验，只是拉着架子搜集你“两极分化”的材料，然后来找你算帐。至于真正是增了产还是减了产，对国家和人民是有益还是有害，要不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经营管理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不影响他每月拿的工资、粮票，所以他一概不加深究。这是我们过去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
五、 是前进还是倒退
还有最吓人的一条，就是有些人一听到责任到户，就说：“你这是‘倒退’！”这句话对不对呢？当然不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目前的条件下，责任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可以增加生产，这就是前进。不能因为劳动组合由几百户、几十户在一起上工，改为一户人在一起劳动，就叫“倒退”。在革命战争中，我们的队伍是由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的。但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我们的正规军也不止一次地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争。这叫不叫“倒退”？当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乘车翻越一座大山，为了盘旋而上，驾驶员往往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把车子开向来的方向，坐车的不论贤愚，都知道车子还在前进。为什么在农业生产上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还有人听到农民要求责任到户，就叹气说：“群众觉悟低了，思想倒退了。”这也不符事实。在战争年代，革命还没有胜利，农民就愿意把自己最亲的人送去当兵，把自己收的最好的粮食拿出来支持部队。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多受了30年党的教育，反而觉悟低了呢？不是的。现在农民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要求责任到户，是想自己增加收入，更是想为四个现代化多生产大量的农产品，造福子孙后代。这是在“解放思想”之后，思想进步的一种表现，决不能叫做“倒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农业上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这统统是沿着现实的道路，
跨出勇往直前的步伐，并不是“倒退”！
肥西县不过是一个110多万亩土地的县，人口也不过73万。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一季就多收了8000多万斤麦子，这在发展生产、促进“四化”上，是一件大事。我希望大家作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以便领导上做出决策，以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的上升。
郭 崇 毅
1979年8月16日于黄山岩音小筑
在这篇从理论上阐述责任到户的性质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忧虑，在批判“大呼隆”、宣扬包产到户的论点中，尤其是第三章中，着重批驳的“不必要的十大忧虑”的论点，今天看来已是不足为虑，早已形成了大家的共识。但在当时，却是全国农村改革中掀起轩然大波的一场大辩论的焦点。那时，这个“焦点”，在各阶层中，反响异常激烈。在那年肥西县召开的批判倒退的所谓“磨屁股”的三级干部会上，有人就公然宣称：
“我们县的人民公社本来是很巩固的，就是给郭崇毅来跑了几趟，人心给跑散了！今后，大家一切要听县委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说的不三不四的话，不能听，坚决不能听！……”
呵，那些可爱的“左派”斗士们，把郭崇毅称之为“不三不四的人”、把郭崇毅说的话也成了“不三不四的话”了！
会后，有好心的朋友曾忧心忡忡地劝告郭崇毅说：“郭老啊，谨慎一点吧，我看五十年代批斗你的风潮和气候，今天又快形成了！”
…………
其实，郭崇毅在黄山岩音小筑撰写这份补充报告时，思想上就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在报告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针对性的，是十分谨慎、十分小心、十分真诚的。首先，他在行文上，不用“分田”、“单干”、“包产”、“承包”等带刺激性的敏感字眼，而是选择了用“责任到户”这种带点中性的婉转提法。从提法上看，虽说“责任到户”，土地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是把集体的地，交给农民耕种，并要负担一定的责任而已。这“责任到户”的实际含义，就像工厂的机器是国家的，交给工人操作，并规定要完成一定的指标定额的道理是一样的。怎么在工厂里可以，一到
农村就不行了呢？就要‘磨屁股’挨批判了呢？岂不是咄咄怪事！
这份报告，显示出郭崇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政治上的成熟，在理论上的敏感、胆略和艺术，以及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态度。而且下笔谨慎，斟辞酌句，十分客观，十分真诚。今天在改革再出发的时代读来，依然令人感动不已，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更能鼓舞我们知难而进，不断解放思想，不断锐意进取，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为振兴中华实现伟大壮丽的中国梦！
9月1日，郭崇毅将这份在岩音小筑刚刚脱稿的从理论上阐述《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誊清了出来，附了一封长信，由黄山邮局用挂号直寄北京中科院农经所王耕今主任（郭崇毅习惯称“所长”）亲收。郭崇毅在给王耕今主任的长信中，不无感慨地讲述了肥西农村改革中的曲折和反复。郭崇毅看清了这场曲折和反复的实质，他在信中尖锐地指出：“肥西目前不但是理论上大辩论的场所，也是生产关系急剧变动的地方。” 并一再要求：“将他这篇挑灯夜战、日夜兼程匆匆赶写出来的补充报告，立即转呈党中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郭崇毅第二次呈送党中央的关于剖析农村包产到户的性质的政治报告。
一个月后，郭崇毅从黄山返回省城合肥。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盛步信同志得知郭崇毅从黄山回来了，受省委负责同志的指派，立即通知郭崇毅，要他当天就赶到省委去看文稿。事情那么紧急，让刚从黄山上下来的郭崇毅丈二和尚一把摸不到头和脑，蓦地“井绳效应”又来了。心里不免有点儿紧张。一个劲地追问来人：“去看什么文稿？这么神神秘秘的，又这么紧急！”心里生怕又节外生枝，出了什么意外。
郭崇毅到了省委宣传部，才弄清楚，原来是他在黄山寄出的第二次上书党中央的那份《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已经全文印发了下来。中央机关办事效率之高，令郭崇毅惊叹不已，心中更是感动不已！中共安徽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印发郭崇毅的第二次上书党中央《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省委领导立即指示：由省委理论刊物《江淮论坛》杂志，立即全文转载，公开发表，以专辑形式刊印，发行全省。这天《江淮论坛》杂志的清样已经出来了。特地通知郭崇毅亲自过目，要他认真仔细看看，有没有需要斟酌修改的地方？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盛步信同志还一再郑重其事地对郭崇毅说：
“郭崇毅同志，您这篇稿子事关重大。按杂志编辑部的惯例要求，您看过以后，要在清样上签名，文责自负啊！”
郭崇毅真的没有想到，党中央对自己的意见如此尊重，中央机关的办事效率如此之高，连省委处理此事竟也是如此认真。他不禁心情万分激动。于是，他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校阅着清样，发觉原稿“四、什么条件适宜责任到户”一章中，有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
“过去有一种错误做法，只要是‘大呼隆’，就认为是社会主义，就断定它一定能增产。结果，收不到粮食，就在账本子上加空头数字，大吹大擂。……”
清样上却删去了这段话的第一句中的“错误”二字。想必编者是为了爱护作者，害怕措辞太激烈，才这么处理的。而郭崇毅对“大呼隆”和弄虚作假这种祸国殃民的恶劣做法，早已义愤之极，痛恨之极，讲它错误，绝不过分。对待这种卑劣的错误，必须大声宣布它为错误，是铁打的错误！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错误！公开宣布它为错误，可警世醒人，以戒后人。于是，郭崇毅毫不犹豫地当即在清样上，把“错误”二字，又重新加了上去。郭崇毅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全文，按原稿一字不改地刊登发表。
郭崇毅就是郭崇毅。他甘愿承担一切政治风险和政治责任，便在这期《江淮论坛》杂志的郭崇毅专辑的清样上，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79年11月22日，第三期《江淮论坛》专辑，以单行本的形式，全文刊载郭崇毅第二次上书党中央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传遍全省。肥西县带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到户的名声，犹如肋生双翼，不胫自走，传遍神州大地。
不停冲浪 三次上书党中央
肥西县责任到户的风声越来越大了。然而“树大招风”啊！
长期在极“左”思潮的培育蛊惑下，一贯反对“三自一包”的社会“左派”斗士和他们固有的势力，对肥西人实行包产到户所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势头也越来越凶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呀！
“左派”斗士们的标志性行动，是在毗邻肥西县的搭界处，竟然有人坚起了“坚决反对肥西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幅醒目的标语牌。据说是那些“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农民群众自发搞的”。
众目睽睽，来势汹汹。
要知道，“复辟资本主义”这顶吓人的大帽子，在当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是足以能置人于死地的呀！
“复辟资本主义”这顶大帽子，讲的是肥西人，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实际是指名道姓地戴到郭崇毅的头上了。一时间，郭崇毅便成了“左派”斗士们的众矢之的！
肥西县有一次开会，有人当众辱骂郭崇毅，说：“那个姓郭的，五十年代就是破坏农业合作化的老反动分子！今天又来兴风作浪了！”
无独有偶，在合肥一次民盟小组生活会上，大教授郭因出于良知，公开称赞“郭崇毅上书党中央，为民请命，可谓是有胆有识之举，是民盟的光荣！”
郭因的话刚一出口，当即受到另一位与会者的厉声斥责，劈头就说：“老郭（郭因），你就不要再吹捧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心里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
郭崇毅面对此情此景，还能讲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只有逆来顺受，沉默不言啊。在他看来，自已政治上所遭受的委屈，乃至磨难和不幸，毕竟是个人的事，重要的是要按照毛主席当年讲的“在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困难的时候，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问心无愧，毫无畏惧。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他仍下了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力排众议，坚决顶住，继续为农民上书“请命”，奔走不息。
1979年10月中旬，郭崇毅与另外两位省政协委员，一位是诗人江城，另一位是老作家玛金。他们三人结伴同行，来到包括肥西县在内的六安地区七个县调查农村生产责任制情况。历时一个多月，行程2000余里。所到之处，从县委至社员家里，都在纷纷议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有的地方争论异常激烈。对当时紧张的秋收秋种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次三人之行，给郭崇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1990年8月15日郭崇毅得知江城仙逝，怀念当年一道到六安地区七县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一段难忘的经历，赋《吊江城》二首，附记前言。诗曰：
六十年代初，识江老，言共肺腑。1979年起，为提倡农业责任到户，曾结伴到皖江南北了解农村情况，后江老病重，每往探望，必问村民苦乐，感人至深。
一
弥天风雨识江城，未共烟茶酒一樽。
萍水相逢肝胆照，常凭书史话阴晴。
二
仆仆风尘席未安，岂知一病竟缠绵。
农家苦乐频相问，一晤衰颜一泫然。
郭崇毅等一行三人，在六安地区农村调查中，虽中途玛金因赴京开会、江城也有事而返回省城合肥，“三驾马车”只剩下了一匹多病的“老马”——郭崇毅。他仍锲而不舍，坚持到底。并于11月26日，独自撰写了《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一文，作为继第一次向党中央上书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和第二次上书党中央的《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的报告之后，关于农业生产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续篇。
——这就是当时鲜为人知的，郭崇毅第三次上书党中央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六安地区七县
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
（1979年）10月中旬，（安徽）省政协介绍江城、玛金同志和我到六安地区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从沿淮的冲积平原，到大别山区，直至巢湖之滨圩区，行程2000余里，历时1个多月。这时正是万山红叶、三秋大忙季节。所到之处，从县委到农业社员家里，都在议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有的地方争论异常激烈，对生产有极大影响。
一、责任制对生产的促进
几个县、区的产量对比：
六安地区直至今年（1979年）6月下旬，才下了一场大雨，基本上解除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的威胁。但大部分地区，早、中稻因缺水没有播种或栽插失时，又加上初秋的低温、多雨、虫害，除夏粮生产外，仍然是一个灾年。据六安地委介绍，今年粮食总产约为42亿多斤，比1978年少1亿斤。至于六安地区各县之间，产量的增减则差异很大。凡是对责任制抓得比较紧的，就增；凡是过于谨慎或摇摆不定的，就减。霍邱县在实行责任制中，曾犹豫反复，今年预计就减产2亿多斤。而受到同样自然灾害的肥西县，由于贯彻责任制比较认真，特别是因为部分地区实行了责任到户，今年则增产粮食7000万斤以上，是六安地区7个县中增产最多的。
这种情况，从夏粮生产的数字上，看得尤为明显。肥西县去年秋种时，从山南区开始90%土地都责任到户（夏收后责任到户面积缩小40%以上）。因此今年夏粮，一季就增产了8825万斤（1978年5175万斤，1979年14000万斤）。而比肥西多75万亩土地的寿县，夏粮增产没有超过肥西。全年增产总数，还不到1600万斤。至于霍邱县，土地面积比肥西县多98万亩，而夏粮则比肥西少收2825万斤。
霍邱今年产量何以减产2亿多斤？据（霍邱）县委介绍：去（年）秋（天）各地搞责任制时，他们“怕倒退”，只在个别社、队搞“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下达后，又一下子在80%的队搞（包产）到组。但“搞的粗糙，怕倒退的顾虑在干部中没有消除。”《人民日报》在（1979年）3月15日，发表了张浩的否定责任制的文章，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绝大多数干部认为张浩的文章是对的，未划组的不划了，已划组的也‘和头了’（即收回到队）。”虽然后来（霍邱）县委发现责任制确能增产，又在大部分社队搞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但几经反复，大量减产的局面已无法挽回。
从舒城县与邻近这个县的肥西县山南区对比，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舒城县耕地是67万亩，今年夏粮只增产2424万斤，山南区只有15万亩土地，今年夏粮却增产1961万斤。再以秋粮比：舒城（县）今年总产只比去年增产400万斤，实际上秋粮减产了2000多万斤。而山南区的秋粮则增产660多万斤，今年总产则增加了2600万斤。舒城县的水利、土壤等生产条件，一向比肥西（县）好，这是人所公认的。今年何以比不过山南一个区？主要原因就出在责任制这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