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组织的深入安徽农村调查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组，来到了合肥，特地找到舒城路11号205室郭崇毅的家（作者注：八十年代末，才搬迁到曙光新村３３栋３０３室），拜访了赤诚关心农民生计、农村改革的郭崇毅。二人相见，促膝畅谈。闲谈中，陈一谘特地把他当时呈送《报告》的真实情况告诉了郭崇毅。陈说：“去年您找到农经所送《报告》的那天，因王耕今所长第二天要到日本去考察。他当着您的面，把向中央领导呈送《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您离开后，王耕今所长又特别嘱咐我说，郭崇毅同志这份《报告》十分重要，十分及时。他有胆有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对我国农业的改革关系重大，正是我们急待解决、十分紧迫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也具典型意义。要我抓紧送上去。于是，我立即把您这份《报告》复制了几份，当天晚上，我亲手把《报告》呈送给耀邦同志一份，又送呈邓力群同志一份。两位领导非常重视，随即在台灯下看了又看，还都作了批示。才有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您这份《报告》给有关中央领导和通知安徽省委万里同志的行动；也才有我们这次来安徽调查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行动。”后来，笔者又在诸多文章中读到了这一秘密的记载：
“1979年冬，王耕今先生托人（笔者注：此人即陈一谘）把郭崇毅写的一份生动地叙述安徽省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的调查材料转给胡耀邦同志，使热情支持农村改革，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著地要求包产到户缺少感受的胡耀邦同志，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见《生态经济通讯》2007年第5期）
“1979年冬，他（吴象同志）见到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笔者注：此人也是陈一谘）转给胡耀邦同志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耀邦同志）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见《胡耀邦研究》）
“1979年邓力群所支持的陈一諮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小组一事：帮助郭崇毅递安徽肥西山南公社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事……”（见《邓力群自述》）
……
郭崇毅从陈一諮口中得知自己满腔热情撰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经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中，真是喜从天降，愁云顿消，精神万分激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郭崇毅心情豁然开朗。他期待着中国农村的形势从此转捩，大地回春，萌发生机，神州大地将涌现出气势磅礴的时代大潮。
“春来振翅百花时，细寻阳关路。”
果真让郭崇毅寻到了通向中南海的“阳关路”。
郭崇毅经过二十多天的坎坎坷坷，带着满腔的喜悦、无限的憧憬，从京都返回安徽省会合肥。
潮起潮落 不测风云
（A6—图345号）1979年夏，郭崇毅在黄山，给中央发信归来。（插入第五部第7章）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在这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动荡年月呢？“不测”之象，则更难不测矣！
1979年7月28日，郭崇毅满怀兴奋，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回到了省城合肥。
谁知那天郭崇毅一下火车，一踏上江淮大地的省会合肥的土地，劈头一声闷雷，轰然而至！
当晚，故乡肥西来人，悄悄告诉郭崇毅，要他千万小心。在他上北京期间，事情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中共肥西县委在郭崇毅上北京的当月第十六天（即7月16日），紧急正式下达了《肥发（79）46号文件》。这份红头文件，全文转发了中共肥西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题同志7月13日《在中共肥西县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中明确指出：“县委研究决定：重申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在“加强领导”一章中，特别强调“县委要求：”“要把包产到户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各种责任制形式中出现的偏向纠正过来。”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做法上”，特别提出“公社要办好党员学习班，开好三级干部会，增强集体观念。……”完全是“文革”时期那一套语言和腔调，连那个流行一时的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都搬出来了！
县委一声令下，全县立即行动起来，上下一齐纠偏，形象地称作“磨屁股”。声势浩大，震撼人心。
一时间，整个肥西县，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已经分到户的土地，要立即强行收回；带头搞责任到户的区社干部，一个个被点名、受批判。杨传华已被停职反省，勒令在家写检查。在声势浩大“批判单干、回收分到户的田地”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六安军分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司令员，厉声动情地教导与会的全县三级干部们说：“我从井岗山转战延安；解放战争一直打到海南岛；建国以后，又上了朝鲜战场。今天，你们，你们啊，竟把我共产党的田地分掉了！真正岂有此理！真正胆大妄为！啊？……”老红军一席义愤填膺的话，字字落地有声，句句语重心长，不但在场的干部中有人同情，就连坐在台下“受教育”、勒令“磨屁股”的杨传华听了，心中也忐忑不安、不是滋味，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有罪之人，禁不住热泪盈眶，潸然泪下……
无风不起浪。肥西县掀起的这股农家收回责任田、干部“磨屁股”的不测风云，确是有来头的。细究起来，那是《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郭崇毅当时是未曾知晓的，但这确确实实是代表着一股绝不容小睹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极“左”思潮、极“左”势力的强烈反应。原来是由一位名叫张浩的甘肃干部，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指责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的王任重同志对这封“群众来信”，亲笔“批示报社（人民日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于是，“1979年3月15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包产到户）起了泼冷水的作用。”（引《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1期头条刊载本刊记者徐庆全、杜明明《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一文第3页）
郭崇毅从北京回到合肥，闻讯杨传华在县三干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自知事态严重，心急如焚。当晚立即悄悄打电话给肥西官亭农机厂当会计的本家侄孙郭本华，要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连夜赶到杨传华家去，告诉他，“我从北京回来了。中央对肥西责任到户的做法反映很好，叫他不要着急，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消息传到闭
门思过的杨传华耳朵里，心里还将信将疑，不大相信。仍躲在家里写检查，静观事态发展，听天由命，等候发落吧。
然而，郭崇毅从北京回来后，底气十足。他围绕着《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7月28日，郭崇毅从北京回到省城合肥；
7月29日，郭崇毅按陈一咨的嘱咐，将呈报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又连夜誊写了一份，呈送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
8月1日，按照万里书记的指示，安徽省委农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政策研究》杂志第18期上，特别在文前加上“编者按”，全文刊载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文前《政策研究》杂志的“编者按”原文如下：
“编者按：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郭崇毅同志，最近到肥西参观了几天，这是他写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的大好形势，提出了一些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现予转报，供省委领导同志参考。”
8月3日，中共安徽省委特地召开常委会。会议由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亲自主持，专题研究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会上，特别认真地审议了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会议一致对郭崇毅的这份《报告》，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省委常委会当场作出决议：将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并规定：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同时，会议纪要，强调对已分的土地，不许强行收回。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一个决定，中共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这次省委常委会一结束，喜讯纷纷传出。最先打电话给郭崇毅的是出席会议的张凯帆同志。他满怀兴奋地在电话里对郭崇毅说：“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万里同志，对你给中央的《报告》评价很高。他在省委常委会上，把你的《报告》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念给大家听。一边还不断地用红笔一道道地划。老郭啊，你为农民讲了话，为农业改革作出了贡献，你做得好啊！你功不可没呀！我在开会时有一份你的《报告》，回来后给别人拿去看了。要都要不回来，弄得我手里都没有了。请你马上送一份刊登你《报告》的那期《政策研究》给我看看。我等着啊。”
紧接着，列席这次省委常委会的省科委秘书长石原皋同志，也对郭崇毅说：“万里书记在会上讲你的《报告》时，很激动，说：‘人家民主党派把问题讲得这么清楚，而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还讲不清。你们不能坐小车子下去看看吗？’”
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同志告诉郭崇毅说：“万里同志在会上，讲你的《报告》中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报告》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尤淇同志，也特地向郭崇毅介绍了省委常委会上讨论的现场情况……
8月5日，省委指派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同志和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同志二人，专程到肥西县去，传达省委的指示；
8月9日，中共肥西县委发出《肥发（79）50号文件》。在这份红头文件中，口气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明确指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不可能只实行一种办法，不可以强求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并下令：“停止收回已经分户经营的土地，停止对带头实行分田到户搞责任制的区、社干部搞‘磨屁股’、‘纠偏’的批判。”
…………
这一连串的举措，一气呵成，声势浩大，拉开了肥西县农村改革的序幕！
无疑，这十足的中气，来自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才能产生在逆境中扭转乾坤的回天之力啊。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而在这份正式的《决定》中，把原“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中的“不许”，改成了“不要”。要知道，像包产到户这样性质的大政方针的原则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的领导干部，从“不许”到“不要”，这一字之差，恰恰说明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破除了党内某些决策者“原有的思维定势”。其力量无比强大，其意义无比深远！
这一阵阵紧锣密鼓，使七十万肥西农民点燃起安徽大地上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暗而复明，迅即蔓延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烈焰熊熊的燎原之势！
这时，最最激动无比的是郭崇毅。他赞叹中央如此从谏如流，体察民心，顺乎民意，对既往的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和突破。他庆幸伟大祖国这个农业大国，历经磨难，而今又春回大地，欣欣向荣了！
黄山飞鸿 二次上书党中央
在省委常委会议特别审议了郭崇毅呈送中央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之后，中共安徽省委已明确表态：不许强行收回责任到户的耕地；不许对带头实行分田到户搞责任制的区、社干部搞‘磨屁股’、‘纠偏’的批判。
压在郭崇毅心头的千斤巨石，总算落下了地。他感到无比轻松，无比快慰！把田地交给农民去种，去“包产到户”的种，我郭崇毅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庄稼怎么种，农民最在行，用不着国家干部操多少心的。这时，郭崇毅似乎觉得已经没有自己的事了。于是，他于1979年8月8日，与童车五、郭因、何鹏等四位老友一道奉命去黄山，利用大学放暑假的机会，去潜心整理李则纲教授的《安徽历史述要》这部遗稿，以供编辑出版。这是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他们共同的责任。
他们四人到了风光冠天下的黄山，下榻桃花溪畔的 “岩音小筑”。这是一幢小洋楼别墅，据说当年是为了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其夫人来黄山游览、休养特地兴建的。二层小别墅，依山傍水，玲珑别致，搬一把藤椅，坐在二楼阳台上，可观赏桃花溪对岸悬崖峭壁上镌刻着巨大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映衬着气势磅礴的“人”字飞瀑，观之令人心胸豁然开朗，叹为观止。
岩音小筑，“岩音”者，飞瀑之声也。“岩音小筑”，正是因“人”字飞瀑雄壮的轰鸣之声而得名。他们一行四位学者，刚刚下榻“岩音小筑”，还没来及欣赏雄伟壮丽的黄山自然风光，郭崇毅就收到了从合肥转来北京中科院农经所8月9日的一封急件来信。信，是中科院农经所王耕今所长亲笔书写的。来信十分简短，但给郭崇毅心灵的震动却非同小可。王耕今所长书信的要点是：
其一，告诉郭崇毅一个喜讯：由他们中科院农经所转呈中央的郭崇毅上书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已于7月中旬，由中共中央研究室铅字印刷，
分别送呈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他点名要郭崇毅将责任到户为什么比集体劳动能促进农业生产的道理，以及当前在农村实行责任到户中，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中间争论最激烈的一些问题。希望郭崇毅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写出一份补充报告，速寄他们，转报中央……
郭崇毅接信后，既兴奋又焦急。因为要写这样一份补充报告，现时身在黄山，手头又没有带任何有关资料。若赶回合肥去取，信中催得如此紧急，一来一去，路途遥远，时间又不允许。无奈，郭崇毅只好仅凭自己的记忆，搜肠刮肚，把二三十年来，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平时自己的所思所虑，以及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们这些年来经历诸多艰难困境和迫切呼声，来他个“竹筒倒豆子”，一口气统统写了下来……
郭崇毅利用同去编书稿的同仁们上山游览之机，孤身独坐黄山别墅“岩音小筑”，闭门伏案，日夜秉笔疾书，不知疲倦，终于8月16日，赶写出闻名全国的郭崇毅的第二份上书党中央的报告——《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全文如下：
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
一、广大群众的呼声
1978年秋，肥西县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大部分社、队实行责任到户（群众称为“包产到户”），使今年夏粮获得了增产一倍半的特大丰收。麦子由过去年产5000多万斤增加到1.4亿斤。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都在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用这种生产方式，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持有这种意见的，不光是赞成责任到户的干部群众，就是坚持不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干部，也不得不承认：“要想粮食‘陡升’，只有包产到户。”因此，普遍要求在农业集体经济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中，也准许责任到户这一种形式存在。
城市职工对此有何意见？今年7月，我去北方出了一次差，行程数千里。接触了许多在中央和外省工作的同志，大家对安徽都异常关切。听说肥西大旱之后获得了特大丰收，无不为之惊异！大家认为：既然责任到户能获得大幅度增产，就说明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基本上还使用原始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就对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有积极的作用。应当实事求是，公开宣布这种生产责任制合法化。
当然，也有些同志对责任到户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责任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议论的压力下，肥西县7月下旬一度曾准备将责任到户的田地，全部收回。群众抵触情绪很大。有个芮店公社书记王学洲，由于他这个公社今年夏收产量，竟由过去的60万斤一跃而为250万斤，他坚决反对收田，在（召）开收回责任田的“磨屁股”会期间，他跑到县委和省委，奔走呼号，陈述责任到户对巩固集体经济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处，要求继续搞责任到户。他的要求是根据实践经验和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提出的，省委和县委对此极为重视，并于8月上旬作出不要强行取消责任到户的指示，维护了广大农村社员日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二、 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责任到户，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农民多次向我质问：“我们包产到户，田地还是集体所有的，庄稼是按国家计划种的，分配和积累也是按生产队统一核算单位进行的。大家劳动吃饭，又不剥削别人，粮食收多了，自己又不能出口到外国，还都是按规定的价格，统统卖给国家，这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以为，这个问题提的很对，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未听说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资本主义”。此外，就是有人不相信，责任到户能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肥西的实际情况，对此也作了有力的回答：芮店公社墩堰大队，多年想通电，想点电灯，就是没有钱。去秋实行包产到户，今年麦收后，一两个月就自力更生架通了10华里高压线路。这个公社还有个林场大队，是出名的穷队，年年吃回销粮，要国家贷款。今年夏天不但不要贷款，而且还了三、四千元的旧债。关于生产资金，山南区去年共向国家贷款68万元，今年只贷了15万元。实际上，今年山南全区生产投资达200万元，平均每户拿出了八、九十元。如果不是责任到户，社员就根本不愿也拿不出这笔资金。至于粮食分配，肥西县今年午季粮食征购任务是1000万斤，但到7月25日，已入库5566.3万斤，超额4倍多。卖粮的人，还是日多一日，忙得粮站里的人拉屎、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亲戚朋友找他们开后门卖粮，逼得他们没有办法。幸而上级在7月31日有个通知，自8月1日起，停收超购粮。这样才算勉强下了台。现在，肥西许多地方，集市贸易小麦，已由国家规定超购价格23元100市斤，自动降到18元100市斤。所以产生上述情况，据在责任到户的山南区几个生产队的典型调查，1978年午季，每个社员分得的口粮一般都只有三、五十斤，而今年每人平均则收了三、四百斤麦子；家庭副业，今年以来，也增长了87%，家里吃、用不了，自然就要降价出售了。
凡此种种，都千真万确地说明，责任到户能大大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并巩固了集体经济。许多社员说：照事实讲，责任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人认为：以户为农业劳动单位，是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过的，我们搞责任到户，不象个社会主义的样子。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们搞集体化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怎么能一味去追求形式？我们在50年代后期以及在“四人帮”猖獗时期，由于特别欣赏高级形式的集体经济，欣赏“大而公”， 以为越大越公就越好，都曾彻底甩掉过以户为劳动单位的办法，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大呼隆”的劳动组合，结果是一次又次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证明：责任到户，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它同商品生产一样，己经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形式，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形式。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
华主席在五届二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只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保护和尊重社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实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的。我以为，责任到户，是可以列为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它随着当前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调整和改革而产生，是很自然的，是有利于促进四个现代化实现的。
三、 不必要的十大忧虑
自出现责任到户以来，有些不太了解农村情况的同志，有许多忧虑：
一曰：“只是一季丰收，不能证明责任到户的方式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来回答，才最有权威。我在肥西参观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都说责任到户，就是1961、1962两年安徽实行过的“责任田”。实行一季，增产一季；实行一年，就增产一年。农民直到现在，还把“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农民是经过反复实践而认识责任到户的好处的。前几年，四川有些闺女，因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千里迢迢，跑到安徽来找对象。我曾问过四川一位干部：“你们省素称‘天府之国’，何以搞到如此窘困？”他说：“你们安徽搞过两年责任田，喘过一口气，我们四川从1958年后，一直没有喘过气来。”这就是舆论对责任到户的评价。同时，还应当承认，1962年后，虽然对“责任田”大加批判，并全面回收，但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实行小范围的责任制。这也是安徽农民认识责任到户好处的一个原因。
二曰：“牛力、水利不好安排”。（肥西县）官亭公社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说：“责任到户，用牛、用水麻烦是多些，但能够解决。现在是集体经济，只要队干部安排合理，是不会出问题的。”果然，这个生产队和其他许多生产队一样，在今年用水、用牛十分紧张的双抢季节，也并未发生过纠纷。当然，极个别的地方，如安排不当，是会有纠纷的。有些人不赞成责任到户，就专找这一方面的个别现象，并加以夸大，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曰：“生产计划、远景规划不好安排。”其实，责任到户之后农民并没有脱离生产队的组织领导，凡是因地制宜，符合客观规律的计划、规划，农民是不会不执行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过去利用集体化这个方便，随心所欲地订了许多完全脱离实际的计划、规划，要农民去执行，结果大部分都不兑现，甚至造成重大损失，因而使人民群众对计划、规划失去了信心。如果订出的计划符合客观规律，能使劳动产生更多的成果，农民是讲求实际的，他们对能增产的计划，会比任何人都更认真执行的。至于那些主现主义的计划、规划，一旦发扬民主种田的精神，确实“不好安排”，但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用不着人们担心。
四曰：“抗灾能力薄弱”。集体农民确实比解放前的个体农民抗灾能力强，这是毫无疑义的。集体化以来，兴建了许多大水利工程，就是它的巨大成绩。问题是，责任到户的农民，并没有离开人民公社这个集体，正如实行岗位责任制的工人，并未离开工厂一样，它的土地、劳力和公共积累，生产队是可以统一使用的。它并没有妨碍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应当把他们当成旧式个体农民，更不能把它与过去的单干户混为一谈。而且也决不能认为，集体规模越大，抗灾能力就越强。安徽农村集体化规模最大的时候，要算1958年至1960年，但伴之而来的却是空前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抗灾能力未见其强。与此相反，1978年，肥西确实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但责任到户的区、社、队，1979年夏收却比最高年产量增产了两倍到三倍。抗灾能力未见其弱。许多农民说：“不怕百年未遇的大旱，就怕绑起来蛮干。”我认为，集体农民抗灾能力的强弱，主要看有没有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认为责任到户，抗灾能力就一定会削弱，这是没有根据的。
五曰：“劳力强弱不同，造成收入不平衡。”我认为，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收入不平衡，这是正常的现象。在“大呼隆”年代，劳力弱的有“大锅饭”可吃，不思努力；而劳力强的，则因多劳而不能多得，不愿出力，以致造成生产和收入普遍下降。肥西实行责任到户，大量的事实证明，不但劳力强的一季得了过去几倍的收入，而且我访问了几家劳力弱的，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因此，绝大多数缺劳力户都赞成包产到户。大家认为，这也是当前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一个途径。农民常常说：“吃亏、讨巧都应讲在明处”。对于少数“五保”、“四属”，大家愿意在公益金里帮助他们，或者帮助他们代耕，但不愿大家一起站在地里混时间，更不愿不明不白地为别人干活。所以一搞“大呼隆”，大家就在一起糊，一糊就减产。“大呼隆”不能搞，一搞就误国害民，千万不能再干了。
六曰：“助长个人主义”。责任到户是适应当前生产力的水平，是发展生产的需要。生产发展了，使农民感到集体经济有奔头，越干越有劲，这只能是助长集体主义，决不是助长个人主义。过去由于吃“大锅饭”，有的队越搞越穷，有点技术和劳力强的社员，往往奔东走西，去找生活出路，这才真正是助长个人主义。
七曰：“影响四个现代化”。这是有些好心人最大的忧虑。但农民不是这样认识。他们说：国家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粮食和农产品，我们购买现代化机器，也需要大量资金。责任到户，可以更好解决这两个问题，正是促进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影响四个现代化。有人焦心现代化机器来了，一块一块土地不好种。农民们气愤地说：“谁向你们说过，我们包产到户，要包一辈子？”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凡事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农村绝大部分，都还是用旧式的工具和技术生产，我们研究当前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当然要从现实的条件出发。如果拿将来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农业生产力来确定今天的生产关系，岂不是还要自找苦吃？
八曰：“要防止暴富“。有人说，实行责任到户，怕有些农民“暴富”；薛暮桥同志关于城市就业问题的谈话发表之后，这些人又怕城市搞小集体的人“暴富”。这是很不必要的顾虑。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准生产资料私有，不准放高利贷，不准人剥削人。一个人即使技术高超，劳力很强，又能发多大的财？就算能有极少数人在劳动中获得较多的报酬，积蓄一万、八千，充其量不过能盖几间瓦房、买一套新式家具，或再买部彩色电视机。这正是民富国强的表现，又有什么可怕？如果“暴富”指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那自有法律制裁，与经济管理体制是无关的。
还有一种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理论，很值得斟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居于“大河”地位的，对“大河”考虑得较多，对“小河”有没有“水”，有多少“水”，容易忽略。而居于“小河”地位的，则有恃无恐，反正有困难，向“大河”伸手，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有妨害。去年肥西山南区种麦时，因土地龟裂，难度太大，开始群众都不积极，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反正国家有粮救济，我何必急着去出力！后来责任到户，农民知道“大河”对“小河”不再实行“包干制”了，今后“小河”有水无水要靠自己干了，这才拼命生产。事实上，在自然界里，“大河有水小河满”是一种反常现象，而“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才是正常的。只有八亿农民富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才会加快，我们的国家才会无敌于天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说“小河有水大河满”，才比较现实和恰当。
九曰：“你说责任到户可以增产，为什么旧社会农民没有发财？”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旧社会农民受地主和反动政府的重重剥削和压迫，当然不能致富。今天的农民受到人民政府和集体的资助和保护，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同样是以户为劳动单位，但其他条件已完全不同。我们天天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样性质不同的事物，怎么可以类比？
十曰：“要实行责任到户，也要讲明是‘权宜之计’，不然，将来收不回来。”我以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此期间，生产力处于迅速地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过程。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应进行不断地调整和改革。我们实行某一项政策，时间有长有短，完全是为驾驭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象驾驶员在行车中不断转动方向盘一样，根本不存在哪一个动作是长远之计，哪一个动作是“权宜之计”。责任到户是适应农业生产力当前发展水平的一种适当做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异端”和“邪路”。不论实行的时间长短，不能把它说成是“权宜之计”。至于包产到户的土地，将来好不好收回？安徽在1963年已有事实作了回答。那里农民明明看到土地收回后，又要“大呼隆”，又要减产，但农民还是默默无言地交还了土地。将来农业现代化机器来了，既可以减轻体力劳动，又可以增加生产，农民为什么还要坚持包产到户？哪一个人不懂得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众所周知，自从排灌机械以及粮食加工机械来了，农民不是自动废除了水车，自动抛弃了石磨和石臼么？把农民还当成保守的、不知好歹的愚民，这也是不必要的忧虑。